人面兽心又能怎么样呢，活着就好了

《维庸之妻》是太宰治的短篇小说集，里面共包含1946-1948年间创作的八个短篇小说，除了《叮当叮当》之外，其他七篇都以家庭生活为背景，采用女性独白方式叙述，描写了战后颓废文人的家庭生活，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关注以及对战争的反思与感慨。

小说创作之时日本正处于二战之后，社会环境萧条落魄。作为社会的缩影，家庭的面貌也变得满目疮痍，家庭各成员的关系也脱离常情走向怪异。传统家庭环境中丈夫负责养家，妻子则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而在《维庸之妻》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丈夫的角色多被塑造成逃避或完全放弃养家糊口责任的自私的男性形象，相反，妻子在贫窘的环境中承担起生活的重任却显得意外的坚强。

集中同名小说《维庸之妻》是太宰治女性独白体小说中重要的一篇。“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作者借用女主角口吻与叙事视角来安排故事发展进程，用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视角来叙述作者对战后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感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篇小说中，作为丈夫的大谷先生是个自私自利逃避家庭责任的男人，夜不归宿、酗酒、偷窃，最后还与情人一起投水自尽，而妻子阿幸却在内有幼子嗷嗷待哺、外有债主上门追债这样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勇敢走出家庭，做女佣为丈夫偿清债务，并在走出家庭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感到幸福。

太宰治在描述这类女性的遭遇时对她们有这样的一个丈夫充满了悲悯和同情，但这种悲悯与同情本身具有矛盾性与荒谬性。造成妻子痛苦的人同时也是对悲悯妻子受到伤害的人。但无论对妻子感到怎样的愧疚，丈夫自私逃避的本质仍不会改变，他仍然会揣着家里最后一点钱出门鬼混。就如短篇《父亲》中的丈夫，在妻子病重之时仍然将领配给米的重活丢给妻子，并在不喜欢的女人前来召唤之后丢下孩子毫不犹豫地离开家门。在《维庸之妻》这篇小说的结尾，作者似乎对这种行为做了解释。他在文章的末尾用调侃的口吻说：即使人面兽心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

“活着”是贯穿《维庸之妻》这本小说集的内在联系，无论是衣冠楚楚还是人面兽心，只要活着就好了。这本书中，作者采用女性的叙事视角，对战后日本的社会面貌及家庭状态进行细心观察，既表现了战后整个社会的彷徨颓废之态，也表现了被战争摧毁了的家庭的悲哀，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复杂时代的感慨。通过对这些不幸家庭中妻子自强不息的品格的描写来刻画出日本普通民众战后挣扎在残酷现实中并同厄运作斗争的精神风貌，在惨遭毁灭之后永不妥协的求生意识贯穿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