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感想

司徒雷登说影响他人生的三个外在因素分别是宗教、教育和中国，其中中国是前两者展开的背景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前两者。

因此要理解司徒雷登，首先要理解其宗教背景，而这对于我这样不信教以前也没有太接触过宗教人士的人来说，理解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P263页写到，任何一个在长老会传统中长大的人来说，都知道“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的标准答案是“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to enjoy Him forever”。司徒雷登在其成长过程中，尽管其个性更倾向于liberal和modernistic，但要完全摆脱美国南方长老会基督教的保守传统是不可能的。宗教是其生活中第一位的和主基调，这是理解其他的前提。可能也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使得他无法接受共产主义，“a system which begins with denial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which rules out the soul, which declares all things material and all action materialistic（p268）”。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宗教的位置。而他认识的美国，则是“we are a Christian people, our culture is a Christian culture， our country is a Christian state（p275）”。这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调和的，这对他来说是原则的问题。而他对蒋介石的好感，不知道是不是也与蒋介石是基督徒有关（p112）。作为传教士，作者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不平等协议和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给中国人带来的羞辱感（p256），以及教会学校需要避免的敌意。尽管他相信帝国主义和使团是可以也应该被区分的（p71），但书中也提到了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滥用：部分传教士片面追求信徒数量的增加，以及教会对教徒进行司法保护，这一方面使得许多中国人为了虚假的目的而加入教会，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害怕牵涉列强会造成更多要求进一步领土和商业让步的口实，往往在涉基督教徒的问题上进行妥协，这也带来了无数的司法不公正（p42）。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教会和帝国主义是不可区分的，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尽管在传教士看来他们是虔诚的，一心为了上帝的。而作者的事业最终也随着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失败了。相比之下，作者的同胞，记者贝尔登先生显然看得更为明白：“基督教的学说在十九世纪中叶点燃了下层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本来是大有机会征服中国的。但是当西方的冒险家同中国贵族和异族满洲人一道镇压太平军之后，基督教逐渐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特征。后来，基督教变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成了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之流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中国的劳苦大众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神仙打倒在地，外国人的上帝对他们的渴望和要求又毫无反应。帝国主义使中国走向崩溃，基督教既没有带来社会正义，又没能使人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苦大众转向与上述两者对立的共产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此外，这本书的文字读起来相对乏味、无趣，不知道是不是也与作者的宗教背景有关，后者要求信徒modest，有节制，不夸大自己的作用（荣耀是主的）。

在教育方面，作者将其在燕京大学的工作归纳为四个部分：宗教，学术和职业教育，中西沟通，财务后勤。其中，作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筹款以及与信托管理人、捐助者的沟通上（professional begging）。其频繁地往来中美之间，有时会让人觉得其在学校呆的时间倒不长。与筹款相关的工作之一是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另一方面，作者也比较注重中国国情，重视职业教育，认为中国不应简单地照搬美国的学制，因为当时大部分中国学生负担不起liberal arts collegiate education（p69）。燕大的校训“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既有宗教的意味，又有学术的追求，也有服务社会的意思。司徒雷登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他把学生运动（风潮）仅仅归结为群体心理（mass psychology）和有意的煽动，其视角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意思的是，燕京大学最初选择司徒雷登作为校长是因为在两校合并中，司徒雷登是局外人，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因此可以被两校接受。

最后，关于其对中国的认识。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和真挚的，但其接触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则是有局限的和片面的，这也影响了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判断。尽管其从小习得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但其在杭州接触的中国人非常有限，以教会人士为主，在南京神学院倒是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的师生，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其更容易接触到中国的上流社会。第六章中国性格中写了不少中国的军阀，但很少有他接触的不涉及燕大的中国平民的描写。p257中描写的中国住宅，紧闭的围墙、大门、影壁后优雅的庭院、长廊、亭台、花园、荷塘，其实只是上层社会的四合院中才会有的景象。书中提到罗素写的《The Problem of China》将中国人的缺点描写为贪婪、怯懦和麻木，而作者则认为更为典型的中国人性格缺点是相互嫉妒和猜疑（p257），但这显然是属于作者熟悉的知识分子的文人相轻。因此，尽管他也懂中文，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了解必然是有限的。他的很多朋友、学生都为其接受驻华大使表示遗憾，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选择（p219）。的确，他并不适合这一职务。倒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政治，更多的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浮于表面，尽管他在中国生活多年，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中国通。看看他的观点和建议就可以知道：他强调美国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军事技术指导，仿佛这样就能挽国民党于失败，仿佛蒋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相反，白皮书倒说得很清楚，国民党军队不需要被打败，而是自行土崩瓦解了/The Nationalist armies did not have to be defeated; they disintegrated p236）；他对杜鲁门政府在白皮书中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这一“美国唯一承认的合法政府”感到愤慨，却看不到国民党政府人心已丧（白皮书承认共产党得人心：The heart of China is in Communist hands p237）；他认为蒋介石真心推动政治协商，但只是受制于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的抵制；他把共产党的胜利部分归因于苏联通过满洲地区给予的武器援助，把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看做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和美国政府一样，他认为中共只是苏联的傀儡。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懂集体行动，不知道将事业置于对家庭和朋友的忠诚之上。显然，他讲的只是其熟悉的旧中国的部分，而不包括解放区经过了政治动员已经觉醒了的人民。一句话，基于这样对中国的认识，他也很难给出美国什么有用的建议。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主要针对的是白皮书，对司徒雷登个人着墨倒不多，不过用在他身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相比之下，接触了不少底层中国人民的美国记者贝尔登对国民党溃败的分析要深刻的多。

有意思的是，从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社会在过去10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讲到，传教团除了四书外，唯一研习过的中国小说就是《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p81），后者是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的一本好书。可现在还有谁听说过那本书？罗素的《The Problem of China》，恐怕也是过时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