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郭沫若和艾青诗歌中太阳意象的不同含义

太阳，作为一种审美意象，与月亮相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似乎稍逊一筹。文人墨客更喜欢将情思寄托在清冷剔透的月亮上，在一种宁静与恬淡、朦胧与神秘的美感中传达出他们的憧憬与幻想、失意与彷徨。古代文人却很少写到“日”，直接以烈日入诗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这固然与中国传统文人含蓄、内向的气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除了春秋时代，那种狂飙突进、翻天覆地的时代可以说几乎没有出现过。然而，在“五四”新文学之后，太阳以其独有的雄劲光芒，在郭沫若与艾青的诗歌中发出绚烂的色彩。

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郭沫若所处的“五四时期”与艾青所经历的“抗战时期”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无疑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幸福与苦难、文明与野蛮的选择。而阴柔的月亮远远无法诉说诗人喷薄积郁的热火，只有熊熊燃烧的“灿烂千阳”才最能表达人们对对光明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对生命的呼唤。不过，虽然郭沫若和艾青都选择了“太阳”作为诗歌的主要意象，但由于各自特有的时代要求和诗人自己的不同理解，赋予了太阳不同的含义，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风格。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切入分析两者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

一、郭沫若与艾青诗歌赋予“太阳”意象的不同含义

对于郭沫若来说，思考的是太阳蕴含着什么。除了光明的意义，太阳更多地被赋予创造精神的含义。这从《女神》中可以窥得一二，诗人不仅礼赞创造精神，崇拜创造精神，更在《湘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这可以看作是诗人自我创造精神的对象化体现。所以，投注了诗人丰沛情感的太阳无疑也具有了创造精神。

太阳的创造精神在郭沫若笔下是通过“再生”和“新生”来表达的，意味着对旧有生命、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生命、新秩序的建立。在《凤凰涅槃》中，自焚前的歌声是那样痛苦和哀怨，自焚时是那样低沉与悲壮，然而自焚后的歌唱是如此欢快奔放，华美芬芳。通过对太阳的生命意象——凤凰昂扬悲壮的涅槃过程的描写，歌颂了“再生”精神。这在《金字塔》中也有体现，金字塔可以看作是太阳的象征，在“伟大的寂寥哟，死的沉默哟”之后，发出了“宏朗”的声音：“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这可以说是金字塔即太阳再生后能量的迸发与释放。诗人的情绪总体而言是昂扬乐观的，充满了英雄豪气。

而面对艾青的诗歌，太阳并不像郭沫若一样作为自我表现的对象，也不是创造的象征。在我看来，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且经过了一定的流变。暂且分为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诗歌创作时期。在30年代的早期创作中，结合同时期写的耶稣之死的作品，太阳意象作为支撑诗人面对苦难的精神力量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识，这点也常被人所忽视。这可以在1937年创作的《太阳》一诗中得到体现，太阳就像是《圣经》中的耶稣一样，具有再生不死的力量，有给他人带来万福的力量。在1938年写作的《向太阳》中，描写了黎明到来之后的街头生活，在经历了没有太阳的昨天后，觉得“太阳是美的/且是永生的” ，我“被这新生的日子所蛊惑”“由于它的热力的鼓舞/我用嘶哑的声音/歌唱了……”诗歌中，太阳给人带来新生，这同样可以看作是耶稣意象的衍生含义。

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青在1940年创作《没有弥撒》之后，七天之后创作的《太阳》含义较先前又有所不同了：“同我们距离得那么远/那么高高地在天的极顶/那么使我们渴求得流下了眼泪/那么使我们为朝向你而匍匐在地上/我们愿意为向你飞而折断了翅膀……”这里的太阳可以看作是自然，或是不可触及的精神存在。从《没有弥撒》来推论，这里的太阳不是神，而是诗人心中的崇高理想。这一点在1943年创作的《迎》中得到更为全面深入的体现，里面描写的是对太阳的迎接，它“给我生命的鼓舞、热与光”。结合艾青《诗论》中的文字表达：“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1]太阳可以看作是诗人自我对于外在，所持有的一种信念——真、善、美的渴求。不同于郭沫若豪迈的诗歌气质，艾青在诗中的情绪是沉郁忧郁的，带着一丝焦灼感和急切感。

二、对太阳意象产生不同角度理解与情绪的原因

郭沫若和艾青面对相同的太阳意向，却赋予其不同的含义，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探析。

首先是时代背景不同，由此内心所生发的现实感受是有差异的。虽然两人都是出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面对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但郭沫若所处的五四时期的是充斥着呐喊声的，“五四”哺育下的青年没有犹豫和畏惧，他们要冲破封建的牢笼，打破一切旧有的思想、文化、道德，而创立起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就像“凤凰涅槃”一般，努力获得再生！这一切无疑使身在异国的郭沫若振奋不已，作为破坏和创造的崇拜者，郭沫若自信能拥有光明，拥有太阳。因为他认为中国已再生，所以毫无保留地那份欢乐昂扬倾注于笔墨。

但艾青所接受的是抗日战争的“狂风暴雨”，看到国土遭到日本人的蹂躏，奴役同胞，中国民族处于生存灭亡的边缘，这使诗人不得不感染上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此，艾青自己也有解释：“我如何解释我的忧郁呢？这就是说，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忧郁呢？我所看见的东西真的完全像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快意么？还是我非把任何东西都写成快意不可呢？我相信，我是渴求光明甚至于一切的。”[2]这也奠定了艾青诗歌的“忧郁”基调。而这份“忧郁”之情来自于现实，来自于诗人对光明的热切希望。

其次是个人的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不同。郭沫若性情中具有反抗因子，他自己曾说过：“我郭沫若素来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这样,我的文字也是这样。[3]”这就决定了诗人不会屈服于秩序或权威的脚下，而是高喊着在自我觉醒的基础上，进行着破坏与创造。而郭沫若又是一个偏于主观又带有冲动性的诗人，这也解释了他总有无限的激情与想象力，陶醉在诗歌的王国里，高唱着“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诗情高涨，气势灵动。但对比艾青，这个“很早就感染了农民忧郁”[4]的诗人，由于童年收到家庭的歧视而寄养在邻村家的经历，给他心灵留下了创伤。艾青从小是沉默寡言的，之后有经历了囚犯生活、民族战争。他对于苦难的敏感，对于光明的深切期盼，这一切都熔铸在他诗歌创作中，但排解不掉的，是深植在诗人心中的忧郁色彩。

最后是他们诗论的差异，导致他们的审美趣味有所差异。郭沫若强调内心主观情感的喷发，郭沫若说：“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arni(乐曲)，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cly(曲调)，生的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5]郭沫若强调的是自我表现，而艾青虽然也强调诗人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但更赞同诗要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艾青说过：“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6]所以，可以看出艾青和郭沫若对诗歌表现方式的差异。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郭沫若喜欢惠特曼，喜欢歌颂那些宏伟的自然景观或者历史人物，像金字塔、凤凰、天狗、列宁等。带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而艾青更喜欢描写苦难，把忧郁悲哀看成是对抗现实的一种力量，所以自然诗歌中有挥之不去的忧郁色彩了。

通过“太阳”意象在郭沫若和艾青诗歌中不同含义的比较，可以看到太阳意象既是诗人自己的审美选择，又是对当时所处的时代要求的热情回应。而两位诗人对太阳意象的不同诠释，赋予了太阳不可重复性的含义。两种不同风格和审美趣味。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都是现代新诗史上富有独创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