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焚书是其中之一
1933年5月10日，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写信给他的好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信的开头，他写道：
我忠诚的朋友啊，我给你写回信的今天，是5月10日，一个光荣的日子，因为我的作品将在柏林被放上柴堆焚烧，地点位于我曾在千人面前发表过关于你的演说的广场上。……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发起抗议，抗议对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以及对我所处的火刑！没有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
茨威格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惊惧与错愕溢于言表，“我还是同样的人，和14天前一样的那个作家，从那以后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字。而且，从那以后起，因为我的名字列在那个18岁可笑的小丑的名单上，没有人敢再冒险跟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好吗？’”
这已经不是茨威格的作品第一次遭到焚毁。1933年4月28日，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就从巴黎写信给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告诫他要当心最近的“骚动”，并且告诉他，“您的书在布雷斯劳（Breslau）被焚毁”。信中提到了一份“德国学生组织的宣告”。然而在茨威格眼中，纳粹针对的只是那些明显的政敌、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和激进运动的鼓吹者，如果一个人——像他自己这样——安静、本分、管好自己的嘴巴，那么到最后总会有某种理智降临，带来某种对大家都好的妥协局面。
但是茨威格搞错了，发起焚书运动的主力军不是纳粹官方，而是各个大学的在校学生。1933年希特勒政府上台，短短三个月内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的人数就突破了150万。为了防止所有国民都变成纳粹党员而削弱党的重要性，1933年5月开始，希特勒下令紧急暂停新党员的招募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推行具体政策的时候却并非一帆风顺。1933年4月1日首次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就以失败告终。犹太商店的营收收缴到中央的为数寥寥，人民的反应大部分是负面的。所以纳粹当局调整步调，决定近期不再筹划类似的正面反犹行动，而是通过集会、公共演讲、灯会与火炬游行，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措施将犹太人慢慢排挤出主流的社会体系。
焚书运动的构想来自“德国大学生组织”（DSt）。早在魏玛共和时期，德国的大学中就弥漫着民族沙文主义的气氛，反犹排外的论调甚嚣尘上。1931年，“德国大学生组织”经过民主投票，正式由“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NSDStB）直接领导。1933年3月，当政府方面成立“帝国国民宣传教育部”时，大学生们便紧跟其步伐成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宣传总部”。在“宣传总部”4月6日刊发的“1号通函”上，第二条便是“宣传部组织第一个牵涉全体学生会与德国公办单位的活动，为期四个星期，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活动详细内容后续公布。”
在“宣传总部”的第二份“通函”上，更为细致地列出了四条具体措施：
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
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周边熟悉的人的书架。
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
第四，每个人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
通知下达到每个大学。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
学生没有，教授也没有。
民族沙文主义的浪潮并不限于大学校园，虽然学生年轻气盛、敢领风气之先，但显然并不是唯有他们才自以为担负着国家的文化使命。德书商会也早就跃跃欲试，4月12日商会发布《德书商会实时议案》，宣称“德书商会支持民族主义提升，为达目标极力配合，并将意愿付诸行动。”
一个月后，这些“德意志文化捍卫者”翘首以盼的焚书名单公布了第一批作者名单，三天后的5月16日，长达131个名字的长名单正式发布。这份名单是纳粹德国禁毁书籍的基本依据。名单上包括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约瑟夫•罗特、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埃里希•雷马克、海明威……
是谁拟定了这份决定无数作家日后命运的焚书名单？
他叫沃夫冈•赫尔曼，1933年的时候，据他自己的描述，“是一个29岁营养不良的病夫，徒增父母的负担”。1929年，沃夫冈在慕尼黑大学完成近代历史的学业之后，到布雷斯劳市立图书馆任职。当时，他就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言论，攻击“被自由与共产意识污染”的图书馆，反对“购买纳粹刊物摆在市立图书馆阅览室”的犹太负责人。
然而要沃夫冈一个人对整个焚书运动负责，是不公平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错的。这个可怜的图书馆员早年还写过文章，直接批评日后的“元首”所写的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写的自传是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来源。但它完全没有思想上的创见，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想法。”
如果说对“元首”著作的指摘恰好证明了这个文弱书生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那么另一个事实恰好又坐实了他的微不足道，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原本的无名小卒是怎么在不经意间登上了纳粹沉船的桅杆，又在一瞬间坠到历史的漩涡之中的。1933年四五月间，沃夫冈拟定的“纯文学”黑名单包括“一般”、“艺术”和“历史”等条目，在黑名单的前言中，他“很得体地”解释道：“本名单上列出的所有书名和作者，务必在肃清公共图书馆行动中将之扫除。这些作品是否应该彻底销毁，该清除到什么程度，视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间而定。”
根据这段话来看，沃夫冈拟定的名单原本只是给图书馆禁书用的，甚至很有可能只是一份出自个人品味和好恶的淘汰书单，除旧迎新，以此为国家图书馆腾挪出更多馆藏空间。但是被民族主义冲昏头的大学生却如获至宝，以之为焚书行动的根本依据。新成立的国民宣传教育部也乐得有这样的“误会”，部长戈培尔此时的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容不得有什么行动上的闪失。由于4月初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收效不佳，政府当局对焚书的态度有所保留，担心又一次在外国观察者和国内民众的面前下不来台。
到头来，整场焚书运动不过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混乱，但带给那些作家的，却是真切的伤害。正如贫民出身的约瑟夫•罗特写给茨威格的信中所言：
先不看私人方面——我们的文学和物质的存在都被毁灭了——整个局势在往新的战争移动。我们的生活再没有光明。让野蛮人执政，这点是成功了。不要再心存幻想。恐怖统治即将来临。
所幸的是，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焚书便是其中之一。
1976年，记者于尔根•泽尔克在《星》周刊上发表了焚书幸存作家的专访。读者中有一位46岁男子，他是属于战后一代的德国人，他还清楚记得1945年3月的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德国在战争中即将面临的失败。战争结束后，父亲自杀了，而他原先的世界观也整个被颠倒了过来。那个时刻，在那个时代，在格奥尔格•P•萨尔茨曼的生命里，他所相信的一切，几乎全部瓦解。
然而关于焚书作家的访谈改变了萨尔茨曼后半生的主题。从那时起，他便利用闲暇的每一分钟，搜集整理了一个自己的收藏库，三十年来已经搜集了12500册焚书作家的作品，涵盖焚书名单上的90位作家。“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萨尔茨曼说，“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故事都记载下来。我必须要叙述这些故事，每一本书自己的故事。”
德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意，搜集整理了那些曾在人类历史的灰暗瞬间中被付之一炬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品不见于图书馆，只能通过古旧书店和互联网来寻觅。在他的《焚书之书》中，福尔克尔的话听上去似曾相识，“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英雄典范，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证明。每一本都是幸存者，原本已经应该被销毁，却仍顽强存在着。”
毕竟，世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注定不会成功。
我忠诚的朋友啊，我给你写回信的今天，是5月10日，一个光荣的日子，因为我的作品将在柏林被放上柴堆焚烧，地点位于我曾在千人面前发表过关于你的演说的广场上。……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发起抗议，抗议对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以及对我所处的火刑！没有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
茨威格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惊惧与错愕溢于言表，“我还是同样的人，和14天前一样的那个作家，从那以后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字。而且，从那以后起，因为我的名字列在那个18岁可笑的小丑的名单上，没有人敢再冒险跟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好吗？’”
这已经不是茨威格的作品第一次遭到焚毁。1933年4月28日，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就从巴黎写信给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告诫他要当心最近的“骚动”，并且告诉他，“您的书在布雷斯劳（Breslau）被焚毁”。信中提到了一份“德国学生组织的宣告”。然而在茨威格眼中，纳粹针对的只是那些明显的政敌、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和激进运动的鼓吹者，如果一个人——像他自己这样——安静、本分、管好自己的嘴巴，那么到最后总会有某种理智降临，带来某种对大家都好的妥协局面。
但是茨威格搞错了，发起焚书运动的主力军不是纳粹官方，而是各个大学的在校学生。1933年希特勒政府上台，短短三个月内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的人数就突破了150万。为了防止所有国民都变成纳粹党员而削弱党的重要性，1933年5月开始，希特勒下令紧急暂停新党员的招募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推行具体政策的时候却并非一帆风顺。1933年4月1日首次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就以失败告终。犹太商店的营收收缴到中央的为数寥寥，人民的反应大部分是负面的。所以纳粹当局调整步调，决定近期不再筹划类似的正面反犹行动，而是通过集会、公共演讲、灯会与火炬游行，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措施将犹太人慢慢排挤出主流的社会体系。
焚书运动的构想来自“德国大学生组织”（DSt）。早在魏玛共和时期，德国的大学中就弥漫着民族沙文主义的气氛，反犹排外的论调甚嚣尘上。1931年，“德国大学生组织”经过民主投票，正式由“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NSDStB）直接领导。1933年3月，当政府方面成立“帝国国民宣传教育部”时，大学生们便紧跟其步伐成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宣传总部”。在“宣传总部”4月6日刊发的“1号通函”上，第二条便是“宣传部组织第一个牵涉全体学生会与德国公办单位的活动，为期四个星期，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活动详细内容后续公布。”
在“宣传总部”的第二份“通函”上，更为细致地列出了四条具体措施：
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
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周边熟悉的人的书架。
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
第四，每个人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
通知下达到每个大学。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
学生没有，教授也没有。
民族沙文主义的浪潮并不限于大学校园，虽然学生年轻气盛、敢领风气之先，但显然并不是唯有他们才自以为担负着国家的文化使命。德书商会也早就跃跃欲试，4月12日商会发布《德书商会实时议案》，宣称“德书商会支持民族主义提升，为达目标极力配合，并将意愿付诸行动。”
一个月后，这些“德意志文化捍卫者”翘首以盼的焚书名单公布了第一批作者名单，三天后的5月16日，长达131个名字的长名单正式发布。这份名单是纳粹德国禁毁书籍的基本依据。名单上包括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约瑟夫•罗特、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埃里希•雷马克、海明威……
是谁拟定了这份决定无数作家日后命运的焚书名单？
他叫沃夫冈•赫尔曼，1933年的时候，据他自己的描述，“是一个29岁营养不良的病夫，徒增父母的负担”。1929年，沃夫冈在慕尼黑大学完成近代历史的学业之后，到布雷斯劳市立图书馆任职。当时，他就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言论，攻击“被自由与共产意识污染”的图书馆，反对“购买纳粹刊物摆在市立图书馆阅览室”的犹太负责人。
然而要沃夫冈一个人对整个焚书运动负责，是不公平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错的。这个可怜的图书馆员早年还写过文章，直接批评日后的“元首”所写的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写的自传是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来源。但它完全没有思想上的创见，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想法。”
如果说对“元首”著作的指摘恰好证明了这个文弱书生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那么另一个事实恰好又坐实了他的微不足道，向我们展现了这个原本的无名小卒是怎么在不经意间登上了纳粹沉船的桅杆，又在一瞬间坠到历史的漩涡之中的。1933年四五月间，沃夫冈拟定的“纯文学”黑名单包括“一般”、“艺术”和“历史”等条目，在黑名单的前言中，他“很得体地”解释道：“本名单上列出的所有书名和作者，务必在肃清公共图书馆行动中将之扫除。这些作品是否应该彻底销毁，该清除到什么程度，视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间而定。”
根据这段话来看，沃夫冈拟定的名单原本只是给图书馆禁书用的，甚至很有可能只是一份出自个人品味和好恶的淘汰书单，除旧迎新，以此为国家图书馆腾挪出更多馆藏空间。但是被民族主义冲昏头的大学生却如获至宝，以之为焚书行动的根本依据。新成立的国民宣传教育部也乐得有这样的“误会”，部长戈培尔此时的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容不得有什么行动上的闪失。由于4月初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收效不佳，政府当局对焚书的态度有所保留，担心又一次在外国观察者和国内民众的面前下不来台。
到头来，整场焚书运动不过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混乱，但带给那些作家的，却是真切的伤害。正如贫民出身的约瑟夫•罗特写给茨威格的信中所言：
先不看私人方面——我们的文学和物质的存在都被毁灭了——整个局势在往新的战争移动。我们的生活再没有光明。让野蛮人执政，这点是成功了。不要再心存幻想。恐怖统治即将来临。
所幸的是，世界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焚书便是其中之一。
1976年，记者于尔根•泽尔克在《星》周刊上发表了焚书幸存作家的专访。读者中有一位46岁男子，他是属于战后一代的德国人，他还清楚记得1945年3月的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德国在战争中即将面临的失败。战争结束后，父亲自杀了，而他原先的世界观也整个被颠倒了过来。那个时刻，在那个时代，在格奥尔格•P•萨尔茨曼的生命里，他所相信的一切，几乎全部瓦解。
然而关于焚书作家的访谈改变了萨尔茨曼后半生的主题。从那时起，他便利用闲暇的每一分钟，搜集整理了一个自己的收藏库，三十年来已经搜集了12500册焚书作家的作品，涵盖焚书名单上的90位作家。“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萨尔茨曼说，“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故事都记载下来。我必须要叙述这些故事，每一本书自己的故事。”
德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意，搜集整理了那些曾在人类历史的灰暗瞬间中被付之一炬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品不见于图书馆，只能通过古旧书店和互联网来寻觅。在他的《焚书之书》中，福尔克尔的话听上去似曾相识，“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英雄典范，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证明。每一本都是幸存者，原本已经应该被销毁，却仍顽强存在着。”
毕竟，世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注定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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