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延伸的平行线

撰文/渠魁

我站在高处，横亘在眼前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它的东边是掩藏在山麓浓荫中的红瓦黄墙的建筑；它的西边，也就是我的脚下，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彝族村子，没有任何房屋有出挑的颜色与样式。在今天看来，东边与西边在建筑上的差异依旧是巨大的，那么100年前是否更是如此呢？

一时间，我让自己陷入了思想的深渊。瞬间又觉着自己的可笑，便信步向碧色寨站台走去。

这条铁路是滇越铁路，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米轨铁路。我面前的这个站台就是碧色寨。它是滇越铁路上的特级站，也是滇越铁路的重要枢纽。初入碧色寨，我最想近距离地看一看墙壁的“法国黄”，还有置于墙壁上的重铊式三面钟。他们是碧色寨站给我的最早想象，也是我对整条滇越铁路最早的念想。

巡礼碧色寨

许多人都是慕名前来看米轨铁路，恰逢假期，碧色寨更是游人不断。站台的一旁，有多个小商贩，在简易帐篷下卖一些饮品，也卖一些当地的小吃。过了这些摊点，就是碧色寨车站了，铁路的两侧分别是站台、候车室和车站库房，也许是修缮已久，“法国黄”的建筑、暗红色的卷洞木门百叶窗虽有暗淡褪色的迹象，却有一种温厚。见惯了城市斑驳陆离的建筑，我还是第一次认真面对“法国黄”。

非常幸运，我在当地认识了沈家荣老人，已经70岁的他，曾经接待过各大媒体的记者，这一次他又带着我快速地走完了百年前法国人遗留下来的最后荣光。

沈家荣老人说，法国人在碧色寨开通米轨铁路后，这儿的人流量最多的时候为两万人。这个数字让我多少有些吃惊，我甚至怀疑老人说法的准确性，毕竟在铁路开通之前，碧色寨村只是一座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村落，不过才有十几户人家。我跟着老人的脚步，顺着车站的小路往山坡上走去。小路崎岖，树木、花草却生机盎然，路两边的民房是土砖墙的房屋，比如废弃的铁路职工宿舍，即使不是大门紧锁，其中也堆砌了众多的杂物，灰尘几乎覆盖了房屋内部所有的存在。我唏嘘不断。老人指着院子里的一颗葡萄树说这是当年法国人栽下的，是他们用于酿造葡萄酒时种下的。如今葡萄藤依然茁壮有力地撑起了院落的半边天。绕过破败的职工宿舍，老人手指的方向是一栋二楼一底的老式楼房，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大块地剥落，裸露出被风化了的砖石，房顶上也长出了杂草。老人说这是歌胪士酒店。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中停留了须臾。其实，在我看到“法国黄”的墙壁和重铊式三面钟之后，我最想见到的便是这座大名鼎鼎的酒店。许多时候，似乎都可以说，这座酒店就是滇越铁路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体现，也是法国人把这偏僻的山村作为自己故乡的“忘忧所”。

酒店的院落被疯长的树木、花草掩盖，几乎阻断了所有进入的路线。我也无意进去，转身随着沈家荣看了修葺一新的职工食堂建筑、恢复了的红土网球场，还有修建得体的小院落。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不过已可以初见此地的建筑群规模，亦可想象着当年繁盛的景象。

一条铁路穿过百年。一座老式水塔静静地伫立，数只大母鸡正在水塔下的乱草中寻觅着虫子，而一只土狗则摇着尾巴大摇大摆地走过。

100年前，也就是在这儿汇集了众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100年前，也正是在这儿上演着现代与原始的交融与对抗。

想象的暧昧

我又选择站在法国人曾经的院落前，望着铁路西边碧色寨村灰暗的房子。当法国人仓皇离去，落后的村落发现时间再也回不到从前，村民对现代文明的暧昧，其实也正是闭塞的村落被铁路撬开的裂缝。

一条铁路，这样蜿蜒穿过群山，就像穿过一个个的关隘，来到了这片土地。它来得太突然，100年前这片土地的主人彝族人又如何够接纳它到来的呢？而它又是那样的庞大，就像彝族人眼中的恶龙一般闯入，打破了这儿数千年的平静，搅乱了这儿时间，这儿的季节。

曾经这里是一个宁静得如梦幻如歌的地方，每个晨曦都被鸟儿的鸣叫唤醒，每个傍晚牛羊嗅着炊烟熟悉的气味归圈。这里的人从古至今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有人说，这里的时间是静止的；还有人说，这里没有时间线，这儿的人与神想通，人与祖先可以对话，就像围坐在篝火边载歌载舞的村民那样自然和谐。

如同我眼前的这条铁路把碧色寨分成物理意义上的两个部分一样，曾经这条铁路所分开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由法国人为主体而组成的“西方世界”，一个就是相对原始的彝族村落。

今天的许多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一条铁路、一列火车对于还相对原始山村的冲击，也难以想象这样一块土地上两个对立世界的情景。作家范稳在他的长篇小说《碧色寨》中就为我们实现了这一想象：

当第一列火车冒着浓烟，尖声怪叫着驶进碧色寨时，寨子里的人们以为山洪暴发了，家里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圈里的牲畜吓得瑟瑟发抖，树上和屋顶的鸟儿纷纷逃亡。人们看见一个大铁家伙拖着一长串小房子，就像一个在大地上移动的村庄，滚动着钢铁轮子呼啸而来。

“一条大四脚蛇跑过来了！”有人惊呼道。一些去车站看热闹的老太太就像猝然面对传说中的怪兽，竟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尿湿了裤子。她们说：“四脚蛇有几只脚还数的清，这个怪物的脚多得数都数不清啊！”

在作家的书写中，火车是彝族认为的“地上的恶龙”，是会给彝族人带来厄运的怪物。这“无疑是一次外星人的入侵”，诗人于坚的表述一样夸张。

电影《上帝也疯狂》中，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收到了上帝的礼物——可乐瓶后，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此产生了嫉妒、仇恨、争执。这样的情节是导演加美·尤伊斯用幽默的情节想象了一个类似于一条铁路从现代穿过大山进入黎族部落中故事。不过，我更喜欢范稳想象中带着的暧昧，当他讲述一条铁路对原始的割裂后，也借彝族村民行动写出所谓原始与现代的交融。比如碧色寨彝族村落的毕摩（祭祀）的儿子成为了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列车司机。

这样的暧昧，是一个后来人站在自己时间之外的思考；范稳的暧昧，也恰恰是文明交流中的最为正确的态度。还能怎么理解呢，100年前的叙事，不要说是一个村落的被裹挟进现代的洪流之中，这个国家在当时何尝不是被卷进现代的时间呢？

苦难的路途

在抵达昆明后，我就匆匆来到了云南铁路博物馆，饶有兴致地仔细踱着步浏览。云南铁路博物馆曾是滇越铁路线上昆明站的大楼，在1910年铁路正式通车后，它曾经是滇越铁路的起点（终点）。在博物馆内，我看到了收藏在此曾经滇越铁路线上最为豪华的“米其林”内燃动车组，据说当年宋美龄就是乘坐着这辆列车飞驰在米轨铁路上。现在它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外，博物馆内还收藏有KD55型米轨蒸汽机车等多列当年的铁路上“恶龙”的车头与机身。它们都是退出历史舞台的大家伙，现在唯有静静横卧在博物馆内延伸出来的轨道上。

默默地走在铁轨上，如我一样在此徜徉的还有一对拍摄结婚照的青年。昆明的阳光似乎特有一种热烈的情感，把一旁云南铁路博物馆的“法国黄”、房顶瓦片的大红都烘托的异常耀眼，尤其在压抑的现代建筑的围拢之中，这座法国建筑更显得突出。

是啊，它太耀眼了。滇越铁路是从南到北地修建，昆明段铁路的修建理所当然是最后完成的任务。可以说，云南铁路博物馆见证了这条铁路的完成，也见证了它的运行。而且，它更见证了一场苦难路途的暂时结束。

同行的云南散文家叶多多面对这条铁路也禁不住感叹，每一根铁轨的下面都埋藏着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类似的话语我在书上读过，大约是滇越铁路的每一英里都埋藏着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可把这样的话语说出，有如诗的力量，依旧觉着非常震惊。

滇越铁路中国境内全长465千米。它自1903年10月兴工到1910年4月全线通车。据法国人记载，修筑这条铁路的筑路工人死亡为12000人，仅南溪河段就死亡了约10000人。因为招募的工人中有许多不是建筑公司招募的，这些人的死亡也就没有记载，所以实际死亡的人数一定大大多于所记载的数字，所以后人关于修筑这条铁路的死亡人数，最多的猜测是六万人。最为显著的是“人字桥”的修建，这座在两座山峰之间的桥梁建筑奇迹，就曾经埋下800多个中国工人。

范稳在他的小说中，借小说中的人物大卡洛斯（以歌胪士兄弟为原型而创作出的人物）说出：“这条铁路，是法国人的，但是中国人修的。”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是法国人救赎性的反思，也像是中国人的一种愤怒的表达，或者是中国人对这条铁路自我声音的发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再看碧色寨中与滇越铁路相交的“寸轨”个碧石铁路——中国人修建的第一条民营铁路。虽然我始终不愿意过多地强调、补充铁路背后的修饰，然而滇越铁路以及围绕着滇越铁路所发生的故事，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现代性话语下共同记忆，无论其中关于死亡、繁华、痛苦，还是生存。

记忆的洪流

诗人余光中在他的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有这样的讲述：“（我）坐火车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同行，依着横断山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锵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这是滇越铁路上珍贵的个人记忆，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余光中的《乡愁》的注脚，也许在那一张邮票、船票之外，还有一张小小的车票，一条长长的铁路。

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内，保存了大量关于滇越铁路的文件、条约、章程、机械、照片，以及建设滇越铁路的相关物件，如法国总经理办公室里的电话、电报、桌椅等。这些实物，跨越了百年的时间，见证了边民社会的殖民斗争史、民族主义革命史、护法运动、抗日战争史、1949年后的边民社会发展史等；书写了滇越铁路从西方殖民侵略的话语符号，转变成了边民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符号。博物馆内保存着的即使是关于滇越铁路的历史碎片，但它所承载的却是边民社会的共同记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体”，切身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历史。

就像这次云南之行，在昆明我第一次认真凝视“法国黄”的建筑，一路南下蒙自、河口等城镇，“法国黄”几乎成为我的视线里最为亲切的一个标志。我在每一座城市所要寻找的几乎都是这“黄”色的建筑。

在抵达蒙自后，我去往了南湖边，想寻找迁徙到蒙自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旧址，这是滇越铁路线上托起的最大文化洪流的见证。日沉月升，天色渐暗，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那一抹黄闪现，当时就已经明白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遗址。“法国黄”是这近900千米的滇越铁路沿线上最为醒目的颜色，它是法国殖民行为的象征，也是法国建筑文化在势力范围内的延伸，更是边民集体记忆的一个表象。

见惯了现代城市色彩的陆离，我也第一次对一种建筑的色彩产生了新鲜的感觉。我捉摸着自己的心理。胡乱想着这一路上的文化遗存，无论它是多么的微小，可是它们还是在记忆的洪流之中被交织在了一起。

双向的融合

20世纪30年代，英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消失的地平线》。在这本书中他描写了一条从东南亚乘坐火车直上滇、川、藏，朝拜香格里拉的“蓝色通道”。詹姆斯·希尔顿的书写带着强烈的想象，缺乏对真实中国的描摹。而其实，在当时即使缺乏这样一条“蓝色通道”，不过却也有滇越铁路这样伟大的路线。面对詹姆斯·希尔顿这样讲述美好的幻影，我们会发现对于现实中的滇越铁路我们同样有着或多或少的想象。

就像我们常常在这片土地上忽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东方与西方真实存在的对峙。当然，这里的割裂、对峙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对立，它带有一种双向的融合。具体地来说，这条铁路所承载着的对立，多是一种文化的对立，而经济则成为一个缝隙，成为连接国家地区之间交流的存在。

当1909年滇越铁路一通到了碧色寨，4月15日就设立了蒙自海关碧色寨分关、碧色寨邮政分局；同年还设立了布厘局；此后陆陆续续设立了警察局、邮政局等机构。还有洋行，尤其是货物集散地所设立的商家机构最多时达到30多家。就像开远市，作为滇越铁路的中间站，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坐火车拉出来的城市。

当时间擦身而过，百年已过，所有的想象都遗落在滇越铁路少量还在缓慢行驶的货车上。这延伸的平行线更多承担的是记忆的存在。碧色寨即是如此，芷村站如此，白寨大桥也是如此。法国人经营滇越铁路30年，当法国人发现这条铁路的经济功能已经渐渐弱化，法国人继续向内地推进编织势力范围交通网的梦想也破灭了。

铁路依旧倔强地把碧色寨分成了两个部分，个碧石铁路废弃的“寸轨”改成了米轨，许多老的建筑正在修葺，也有新的建筑正在建造，听说滇越铁路正在准备“申遗”。也好，毕竟当泛亚铁路建设完成通车后，滇越铁路线上仅存的货车也就要被阻隔在历史之外了。

刊发2017年11月《世界遗产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