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集权、法治、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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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所行,唯民本、集权、法治、理财是也。
民本
《牧民篇》乃倡导顺民所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辅篇》乃劝得民之欲“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甚至首言民众监督之权,《桓公问》有言“察民所恶,以自为戒……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由此展开,为政之出发点,首先在富民。《治国篇》曰:“凡治国,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立政篇》则论到“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八观篇》有云,“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集权(国家主义)
管子免死,以辅佐桓公霸业为使,“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大匡篇》)是为行王霸之业,成集权之国。然管子为相之下,遂成仁人之霸业。何谓仁人,与民一体方为管子之霸业。所谓《君臣上》曰,“合而听之则圣……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
法治
《任法篇》云,“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七法篇》、《法法篇》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凡立法在于保民。所谓“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法治的目的也甚明确,《牧民篇》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可谓富民得礼四字者也。管子认为无法治则礼制无所实施,“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篇》)以至于最终达到“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的境界。
理财
管子论国之财政,先定财之意义。乃论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是也。正所谓“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由此观念在先,方可言管子之理财思想。其一,奖励生产。“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尽地利、劝农桑是也。其二,均节消费。“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八观篇》)讲求不奢侈靡费,精简财政支出是也。其三,调剂轻重。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如不注意此事,“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古今中外,社会平稳运行后,必会有通胀及贫富分化之压力。西方资本兴起后,更甚之,后方有社会主义之论说。均贫富者乃社会中一大问题也。管子身处农业社会,以货币与谷物,运用国家调控之力,缓解贫民之困,谷不足则补币,币不足则补谷。经济、金融大事全操于国家之手,谨防豪强素封之趁机渔利。此乃为国家干预主义是也,可见《轻重篇》。其四,财政调节。“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必危。”(《权修篇》)财政之取于民众,需施之有度。何谓有度?收取盐、铁之利为是。《海王篇》详谈国家垄断资源,以收税供给国家之策。此策开辟之后数千年国家垄断资源或寻租之源。
五百年后,《盐铁论》出世,奠定帝国体制下的官方专卖制度,传至今日仍存。此策颇受诟病,为历代志士所反对,企图修正者有之,废除者有之,再造者有之。管子因此饱受株连。实则大谬矣。管子行盐铁垄断之前提乃“不收他税”,“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国蓄篇》)然试问此后天下谁人能行之?几人能记之?农商之税累重,垄断日深,循环往复,民不堪负,直至水亦覆舟。
管子之可贵,在于春秋初年便定王霸之制,乡举里选,以民本为根,国家为体,法治为用,再辅之以轻重权衡,财税金融,成一代之霸业。然齐国之于九州,乃十一之国,物产独特,民众不多,方可行之。大一统后如何操作,未置可否,此其一。君王国家之权重,民众监察之权轻,法治政令之权大,生废修补之权小,虽有啧室之议,如何实施亦成问题。开明之君尚可,传至后世如之奈何?此其二。管子之政治经济学,为列国之冠。明夷待复兴文艺,定以管子为标杆,力倡啧室之,民本之,法治之,集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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