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顾准（作者：丰临）
1997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顾准日记》，李慎之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 “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李慎之解释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 说到耻辱，那一定是中国的耻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同时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有了顾准，这种耻辱会减少吗？我不知道。顾准们，以及那些被侮辱、被冤枉、被迫害的人们，那些被摧残、被剥夺、被赶出主流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会逼视一切不愿正视历史的人。他们会让人们记住有这样的历史，有这样的耻辱。在一篇文章里，我曾经说过： “人们可以不说话，但人们不可以没有记忆。” 那时候说话常常引起灾难。1959年的7月，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怒火，庐山会议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中央派了许多人来做彭德怀的工作，目的在于教育他认识错误。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写道，彭在会上说：“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朱德发言的时候，态度比较温和。还没有说完话，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着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红了脸不敢再说。 林彪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大英雄。” 许多人说彭德怀，“好犯上，总觉得自己行，反对党的领袖，对党刚，而不是驯。” 会议揪出了个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李锐说，“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革的内乱”。 关于那段历史，许多人都写了文章。无非有两种，一是诉苦式，揭自己的伤痛给人看，对历史的反思很肤浅，甚至没有反思，只有个人恩怨；一是认为历史是闹剧，让大家看看热闹，以自己的达观、事后诸葛式的聪明说事，归罪于小人当道，圣听不明。在值得一看的回忆文章里，韦君宜的《思痛录》倒是冷静、客观、深刻，不但有对历史的反思，有一种责任感，更是对自己为何屡屡不自觉地卷入其中，拚命向当时的主流靠拢的思想进行了剖析。 顾准的文章不是事后式的，它是当时思想的记录：这是一种勇气，是做为人的觉醒和争取自由的努力。 1959年顾准来到了河南商城县劳动改造，他惊人地发现，中国人开始“学坏”了： “何学好了，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 “赵淑仁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现在感激劳动队为她脱帽。但是从脱帽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 “我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 其实，整个看看历史，我们是不是一直处于一种“学坏”的状态呢？相信大多数人心知肚明。只要你没有自由，你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就只能听凭别人规划你的未来，奴役和被奴役者都需要“学坏”。因为你不得不首先使自己生存下去，哪怕没有自由，不能没有生命。 前些年，人们经常拿忏悔说事，但都是别人应该忏悔，轮到自己，都是听忏悔的牧师。但我以为，所有的忏悔都应该从自己开始。人应该有所敬畏，有所不安，因为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爱和他爱。如果我们这两方面的其中之一没有做好，一定会对其他的生命有所伤害。忏悔正是不断地反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 顾准在面临着怀疑自己是否在“变坏”的时候，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忏悔的：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 在顾准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灵魂们，是如何被集体催眠的。在时间的长河里，前人和后人、昨天和今天绵绵相续，你和我、我和他因果相依。我们谁也不要把自己先洗得干干净净。假如有责任，一个也跑不了。 1952年2月28日，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顾准“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歪曲党的方针政策”，决定撤销党内外本兼各职，并责令其反省错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存．顾准自述》里顾准说，在此之前，他是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兼上海市税务局的局长，当时潘汉年是主任，许涤新也是副主任。撤职的原因是顾准在税收中坚持“专管、查帐、店员协税”，不贯彻中财部提出的“自报、查帐、店员协税”的民主评议方法，虽然他的方法比中央的办法多收了许多税，但被认为是对抗中央，再加上他和潘汉年、许涤新等因工作而有不和。 那时的干部实行供给制，发给高级干部个人的生活费是不低的，家属也都有份。顾准有专用汽车，有两名警卫员，两名保姆，一名看门人。 撤职以后顾准曾闭门不出二三个星期，“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后来开始学习数学，发现几何学中有“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革命家顾准也许就是从那时起，要用逻辑论证的力量来论证革命了。 顾准是58年被打成右派的。当时公布的右派数字为53万，但历史学家认为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首次对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清算。这种清算有人高兴，有人很不高兴。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学潮和工潮。对于需要思想控制这样一种社会来说，必须有一种方法制止可能出现的混乱。先发制人，让一切毒草出笼，然后铲除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提出了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毛泽东又说，“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据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说，毛的意思“长期共存是废物利用”，认为“没有参加打天下的就没有资格监督”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等等，明确地表示了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这就有了后来的反右。 实际上，革命把一切人的生活组织起来的时候，革命企图组织社会的时候，革命后面的是那些有着现实的利益和目的的个人，谁有了革命的道德优势，谁有了对于革命的组织权，谁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剥夺他人了。革命者当然是谋私利者，是赌徒式的下大注谋私利者，那些道德高尚的说法只能哄人一时。划右派的时候，那么多人挟私报复，不是很正常吗？革命本来就不是讲仁爱的。 做为革命家的顾准被剥夺了革命权，做为人的顾准也就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苦难生活。顾准说，“三反撤职后我不服气，累次提出申诉，愈是这样，我愈倒霉。从此以后，我决不再申诉，党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党叫哪里就到哪里”。他先后在河北赞皇、河南商城、河北息县等地被监督劳动，“最初参加体力劳动很感吃力，所有手掌起泡，肩头红肿”，锄地的时候“不能长时间蹲着干，有时干脆就跪在地下干”。在赞皇的时候，他自豪于“我不仅挑大粪，还穿上胶鞋下到粪窖里去清底。我担起粪担子去拾粪，还学会了用手捡大粪到粪担子里”。劳动的时间正常情况下是每天八到十小时，八九月份则每天在十五六小时，晚上还要站岗。全队右派之间不得称同志，来往信件要经过检查，非经请假，不得外出，节日一律不准假；除队里伙食外，不得向外购买食物。 在日记中顾准记载了三次哭泣，都是关于妻子采秀的。采秀，名汪璧，原名方采秀，顾准昵称秀。第一次是在59年的10月17日，日记中说： “昨晚，写笔记时接秀信，语句公式化，吾心所深知，却不免有所波动，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 打成右派后，工资收入锐减，顾准经常挨饿，需要接济，五个孩子上学，还有老母亲，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人的收入来支撑。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信上跟采秀吵架。15日向采秀要钱，二十一日信，更前一些还有一信，担心我改造不好”，有了“昨晚复信给秀，有‘生活本有各种方式，一切都由你决定好了’”，“致秀信，说我昧于形势，埋怨太多，告她劳动、笔记、节省计划的情形”。 第二次是在1969年11月12日。那时他写了一份想见妻子的申请，组织上一直不答复。他做出保证说，“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下乡劳动改造），二不影响改造”，组织上才说他妻子已经死了。现在人们知道她是1968年4月某日自杀而死的，但仍不知具体的时间、死况、遗言。那时候叫自绝于人民。 顾准听到这个消息时，写道： “她为什么自杀？她要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 “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哭。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第三次是1971年1月26日，是农历的春节。他在日记中写道： “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心情宁静，只是昨晚梦见了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当一一知其消息……不过只要有思想准备，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经受不了”。 “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 从1959年秋冬起，在4个月之内，顾准所下放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农民近百万。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此下决心潜心研究10年，写出《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本著作，找出悲剧发生的原因。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读《顾准日记》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人们在把顾准当神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逃避着什么，放弃着什么？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潜台词：神能做到的我们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些向他学习的话，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来证明我们也可以做到。 顾准不是神，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我们也可以有怀疑，有思想，有反驳，有不服从。 还有，当人们把顾准当思想家的时候，那些背后的眼泪，那些孤独难眠的日子，是不是更值得我们为之动容，为之不安，为之而生良心上的悔过。当顾准的妻子不得不和顾准离婚的时候，当顾准想回家而子女坚决不予开门的时候，当顾准临死的时候想见子女一面，而子女竟没有一个赶到病床前的时候，我想让时间停住： 每个人都站在当时所处的位置，一点点抠责任，一点点往上推，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对人物，还是错人物，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大错误还是小错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请把自己的责任拣起来，接受良心的审判吧。谁也没有权利心安理得，谁也没有权利推卸责任。那些造成这一现象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绝对不仅仅是几个“奸臣”所为。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被告上法庭，没有一个事后忏悔，没有一个赔偿受害者的物质和精神损害？ 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必须想清楚。如果历史不能重演，那责任在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在于我们如何创造接下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