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不见今时月，古月依然照今人”

历史是口老井，每一代人从中打出的水均有不同，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大学通史课程教学积累与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卓越研究，使这部通论历史是那么的不同凡响，像是一瓶老酒，甘醇弥香，回味无穷。
      这本是开授给硕士一年级的“中国历史通论”课程，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若没有大学本科历史学基础训练的学生，对于本书的通论不会有深刻的感触，也会很快遗忘。九年前的自己就是如此。大二那年在图书馆看到此书，翻阅后只觉作者贯通历史之功力了得，所论宏观且别开生面，从而也记下了此书的厉害，之后也未再予关注。直到自己完成了明代社会对极端气候事件响应的研究后，对于中国古代某一朝代的制度与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才又一次感觉到中国通史的必要性。最近几月，萌发出在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的想法，以教授非历史乃至文科专业大学生中国历史，这才又一次在搜集各种通史著作时，再与此书碰面。由此，时光荏苒八载春秋，自己虽看似回到原点，但此番重读通论后的体会与初入史学专业时，已截然不同。
       那么，这样一部近500页的中国通史性书籍，究竟如何来读呢？我认为，此书因各章相对独立，各成一体，完全可以不按章节先后，选择性学习。以下是自己阅读的顺序，分享给各位，权且抛砖引玉。
一、通史观。王家范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通史观，同时也分享了先贤对通史的期待与书写通史的心得与经验。在绪言、后编一和二这三部分中涉及到王先生的通史观。个人认为可先读后编一“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对近代以来史学的更新进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精读绪言部分。明晰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中所提通史编纂的三点大忌：“策锋”、“计薄”和“相斫”，并与之相对，倡史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此便知何谓“通史”。心中有了通史，再读后编二“被遗忘的个案”，以张荫麟先生的近代最高通史案例为榜样，就算是有了实际通史的模样。至此，再回头思索各位经眼的各种通史，便能做高下之判。所剩良史者，无外乎吕、钱而已。
二、时间线索与要素线索。史学自有“横”与“通”两个方面，“通”是时间线索，梳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势变迁，节点脉络，也可称之为“纵”向。与之相对，“横”是专题要素性归纳，以事惟经，以时间为纬度，重在层面剖析，揭示社会方方面面的演进特点。王先生明确告知书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八章是以时间为经的“通”线，对帝制前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作轮廓式的概述。另外四个章节则是“横”向的专题要素介绍。“纵”、“横”两条线共同编制起中国历史通论的网络，进而实现通史的撰写目的。此一部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顺序阅读。其一，按照原本的章节，逐次阅读。“纵横”线索两相交叉，相合为一。“纵”线包围着“横”线的专题。从时间的线索往下，直到帝制开始，拉开专题因素的帷幕，论述完毕后，以现代化艰难性做结，有头有尾，混元一体。此种顺序阅读，可以体味到王先生通论的精髓所在，即试图回答：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何以能延续两千年之久？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之处在哪？其二，先读时间线索，再读要素专题。纵观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贯通周秦之变、秦西（西洋）之变后，会产生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会是“大一统”，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并能延续数千年，以至文明不断？带着这样的疑问，再去因素专题的四个章节中寻找原因，定有所获。四个专题中，可以七、四、五、六的顺序阅读，先从政治的角度理解官僚政治得以存活的原因。再从产权方面认识中国社会不完全“私有制”下的“私有”制度，继而同官僚政治制度的演变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再反观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就很顺当的清楚中国转型现代化的艰难之处。
三、悲观史观。通读全书后，自然被王家范先生的通史“思想”感染，深深刻下了悲观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发展模式与运行制度，与所谓西方现代化模式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的强大惯性将中国带向西方现代化的反面，难以转头。帝制时代的中国“柔”中带“刚”，绝非是简单的皇帝独裁的专制统治所能概括的。帝制之下，如杨联陞先生所言，中国处在“集权”和“分权”两级光谱之中，不断摇摆；也如傅衣凌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多元的制度模式。这一体制富有强大的弹性、韧性和变动性，以不变应万变，四两拨千斤是惯常的行为方式。皇权处于有权与无权之间，与官僚之间相互拉扯权力的空间。严密而精明的制度设计，极尽统治“大一统”国家之能事，到清代几乎将所有可能的严重制度弊端消弭殆尽。只有等到西方政治学思想东传，方才打破这混元一体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如非要强求中国去亦步亦趋的学习西方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会尽显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的劣势，并非上上之选。如急于求成，完全绝对模仿西方现代化，反而会出现之前唯苏联模式是从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适当跳出西方“现代化”模式时，发现这种悲观情绪会缓和许多。“现代化”不再是我们唯一追逐的对象，我们的视野便会拓宽很多。卢梭曾说过，“如果有人要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是提出一个既无法解答而又无法确定的问题”。社会中总会有权力的不平衡分布，一个人对一千人的专制不好，一千人对一个人的专制也不会好到哪里。所以，当我们执着于某一政治模式的时候，便陷入到一个无解的迷宫之中，结果只会是“邯郸学步”。很多人会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先进的制度模式，是人民生活幸福的保障，但原封不动的照搬到中国，还会是最优的制度选择吗？值得我们思考……
       不以西方“现代化”为唯一的模板，并不意味着停驻不前，或继续抱残守缺，画地为牢，沉浸在传统帝制统治权术的温柔乡里，不可自拔。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我想无外乎两点：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寻找制度的优势。一味找寻传统制度弊端与全盘抹杀制度优越性，是不可能实现属于中国自身“现代化”目标的错误道路。现今中国需要的“文艺复兴”不是西方思想的“洋复兴”，而是借助中国自身传统优势思想的“优质传统复兴”。毕竟600年前，推动西方进步的“文艺复兴”假托的也是西方本身的传统文化。那么，600年后，推动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呢？ 其二，寻找符合普世价值的制度规范。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与法制，做到“群己权界”的明确，避免侵害这些价值观的制度设计，逐步改造我们的游戏规则，进而实现民众的理性与宽容。
        学习历史，尤其是学习通史，让我们看待事物时，不会走向极端与偏激，不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不会对今日的经济成就大喜过望，也不会对今日的**倒退与守旧顿足捶胸。安静下来，不悲不喜，坐定冥思，才能找到出路，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