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凝视，或一场蝴蝶的盛宴 ——读杨好《细读文艺复兴》

虽然一直以来都明白下述道理，但由于年龄、阅历或某些其他方面的缘故，难以完全沉得住气。叙事，作为一种力量，“安静”应该是最适合于酝酿它、蓄积它、孵化它的状态。当我合上杨好的这本《细读文艺复兴》时，第一感受不是兴奋，不是悸动，而是想翻回去，对某些段落和篇章进行重读。

重读一本书，在我而言，常常出于两种原因，或者是因为书本身很重要，不得不回看；或者是因为书的细密超出了预估，有待更多的审阅。记忆最深刻的阅读体验，大概是曾经在午后的春日阳光下阅读《树上的男爵》。事先我已获知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而在实际阅读的过程中也细水长流地得到了验证。于是当柯西莫从故乡的树林里一棵树一棵树地向城市跳去的时候，我有意地放缓了速度，让阅读的节奏和对情节的期待保持了温柔的张力。掩卷细想时，我收获的，既不是囫囵吞枣的遗憾，也不是味同嚼蜡的苦涩，而是功德圆满的幸福。


关于艺术史的书籍，曾经也读过若干。从技术层面来看，这其实是颇具挑战性的一门功夫。如何在画作（雕塑）、艺术家、赞助商、政治背景、宗教背景、时代背景等等元素之间进行流畅的切换，以图投影出一部立体的、全景的、精细的艺术史，实在是一个很考验人的活计。多年以前读过一本《世界名画鉴赏》，是在一个书摊上猎获的。读得很快，但读完以后，除了《维纳斯的诞生》，并没有留下其他很深刻的印象。究其原因，大概与书的体例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被邀请参观一个单位的荣誉室，尽管每块奖牌、每座奖杯都代表着辉煌和荣耀，但是导览若不跟我们讲述荣誉背后的故事，确实很难将抽象的辉煌和荣耀具象成一个个活泼而跳脱的画面。


好在作者杨好有着多学科的学术背景，这就让这本著作有了全息观照那段璀璨历史的可能性。2010年杨好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未及毕业便远赴英伦游学。先后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伦敦苏富比学院拿到艺术史和艺术商业的硕士学位后，杨好便转身回到了中国，投入艺术出版行业。杨好的这本《细读文艺复兴》，与其说是以中央美院授课的讲稿为基础撰写而成的，不如说是作者在艺术世界浸淫多年后的第一次结晶。

显然，杨好并不满足于向读者介绍一幅幅画作和一串串艺术家。那种从其他艺术普及读物中唾手可得的知识碎片，并不是这本书的要义和旨归。作为第一次结晶，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作者都毫不掩饰地把主观的感情融入了其中。“我认为多纳泰罗的《大卫》更为精彩，甚至更独到。”“米开朗基罗深刻，达·芬奇神秘，拉斐尔美丽。”“圣洁与世俗透过几百年的画面传达给我们某种情感信息，只有作为修道士的艺术家（指弗拉·安吉利科——作者注）才可以表达出这样的人物表情。”我不敢说这样的表述是理性而中正的，但我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位专业的艺术史学者，对于某些艺术真相被众声喧哗的论说遮蔽后的无奈，以及校正盛行于世的误解的迫切。


勾连神圣与世俗、精神与物质、宗教与政治、胸怀与计较，大约也是本书所要追求的叙事目标。有时候我们甚至感到困惑，明明是“细读”文艺复兴，但在对某一件艺术作品进行详尽的细读之前，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勾勒整个时代、地理、宗教、政治，乃至艺术巨匠之间的互相猜忌等等大背景。但事后想来，若非如此，又如何能够得见文艺复兴的全貌呢？一件古典的艺术作品摆在我们面前，它是死的。然而当我们听到或看到了来自500多年前的喧哗之声与骚动之影，我们突然发现这件作品从时间的裂缝中遽然复活了。

就像说到波提切利的《基督的神秘诞生》那样，我们一般不太会把它跟那个《维纳斯的诞生》的作者、《春》的作者联系到一起。但当我们获知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宗教极端分子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驱逐出了佛罗伦萨后，一切困惑又都释然了。很难想象，那位将维纳斯视作异教神的“文艺复兴的魔鬼”给波提切利造成了多么深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后者把自己早先的很多作品都付之一炬。而当我们读到波提切利特意在《基督的神秘诞生》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随身携带，以便宗教灾难降临头上的那一生死时刻用以保身的段落时，我们的感受就不只是唏嘘和惆怅，而是凝重与窒息。“他的名字不为艺术家的骄傲而铭刻，而是为末日的救赎而献祭。”杨好这样写道。


介绍一件艺术作品，用日常的言谈方式往往是“解读”“讲解”“描述”，或者“描绘”。但杨好显然认为这些都失之表面和平面，因此她更愿意用“叙事”这个词。倒不是为了刻意求新求奇，也不是为了空泛地增加语言的动感，而是杨好确实认为那是一件二维或三维的叙事作品。表面上看，绘画和建筑在流动性上比文字和音乐显得木讷和呆板，但若静静地凝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的颤栗和演绎。且不说拉斐尔是如何让圣乔治在恬静的意大利乡间田野里爆发出英武的——毕竟这幅《圣乔治与龙》的故事本身就带给我们强烈的动感——单单提菲利波·里皮的《圣母荣光》就足以让我们惊艳了。作为一幅绘在修道院里的祭坛画，整幅壁画的氛围是祥和的。当我们注视于画中的每个细节，我们产生到了一种直觉的静谧。然而杨好“不无坏意”地告诉我们，庄严而辉煌的荣光之下，却隐藏着世俗而俏皮的鬼脸。作为委托人的蓝衣赞助人和作为画家的菲利波·里皮本人，分布在画的两端。他们的隔空对话——“他就是使整个画面成为现实的人”——简直让我们忍俊不禁。

没错，我们很难想象在福楼拜之前，文学会有“客观而无动于衷”的自然主义品格；同样，在杜尚之前，我们也很难想象艺术会有如此现代主义的荒诞和解构。但是，在菲利波·里皮的画里，在人性复归、神性祛魅的15世纪，我们确实看到了艺术“元叙事”（meta-narration）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元叙事”是微量的，是袖珍的，是刚刚发芽的自觉，但那世俗之光与神圣之光交融的场景，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杨好在序言里所说的“文艺复兴”作为“现代性”滥觞的意义。


一本蘸满了智慧汁液的艺术史，绝非是从浮光掠影的艺术读物里繁殖出来的。旅欧期间，杨好曾与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华莱士美术馆馆长交流艺术史，曾被丘吉尔的后人请去看收藏，曾深入汉密尔顿伯爵老宅的地下室阅读17世纪古英文的信件。这些艺术的经历在杨好的生命里一点一滴地发酵；回到北京后，它们又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被定型、被赋形。现在，这些艺术灵感被钉在了《细读文艺复兴》的书页间，就像春天落在万花丛中的蝴蝶，当我们走近的时候，无须费力凝视，它们自己就会争奇斗艳地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