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成吉思大交换与蒙古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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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已发表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参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93486
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国家与民族，可以说他们的战马吃遍了整个欧亚草原的水草。而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自19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历史学者都在研究与重估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例如纽西兰坎特伯里大学教授J. J. Saunders的《蒙古征服史》（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1971年出版）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David Morgan的《蒙古人》（The Mongols）（1986年初版，2007年修订二版）。而在这些人当中，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Thomas T. Allsen对这个课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伊斯兰织品的文化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1997年出版）与《蒙古时代的欧亚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年出版）扩大了我们对当时欧亚文化交流的认识。他的近作《欧亚皇家狩猎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也于2017年九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
另外，随着新考古材料的出土，我们更能了解当时东亚和中东之间的科技与物质交流。以该主题所召开的学术会议，在会后也都出版了论文集，例如《成吉思汗的遗产：1256‒1353年间的西亚宫廷艺术与文化》（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2002年出版）和《超越成吉思汗的遗产》（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2006）。梅天穆（Timothy May）立足于这些先行研究之上，将这些成果综合消化，加上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于2011年推出了读者眼前这部《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简体中文版则由后浪出版公司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于2017年十月出版。这本书为我们重新评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梅天穆现任美国北乔治亚大学历史、人类学与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前述的David Morga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蒙古帝国的军事史。本书是他的近作，英文原版于2011年发行。其最新作品为2016年所编著的两卷本《蒙古帝国历史百科》（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笔者亦参与该书的写作计划。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晓林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求芝蓉两位合作翻译下，使得本书得以在短时间内跟中文读者见面，两位译者实功不可没。在近年来出版界引进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与内亚史成果的风潮中，出版商逆势引进欧美学界的新近研究，也有助于读者拓宽视野。
在导言中简短交代了本书所采用的理论与材料后，作者梅天穆将本书架构分为两大部分：“作为催化剂的蒙古征服”和“成吉思大交换”。作者认为蒙古征服改变了欧亚的政治版图，并且为成吉思大交换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一部分共有三章，分别处理蒙古帝国的形成、解体与后果。由于梅天穆本身是蒙古军事史的专家，因此他为读者提供了相当清楚的蒙古征服欧亚史。第三章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对后蒙古时期的欧亚局势最简明扼要的综述。
第二部分则包括了七章，每章各探讨关于成吉思大交换的一个主题，包括了贸易、战争（与技术）、行政、宗教、病菌（例如鼠疫）、人口与文化。关于贸易，作者讨论了中国的纸钞如何影响了中东的货币改革，并且指出由蒙古人建立的首都哈剌和林与新萨莱都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衰而有所起伏，因为蒙古人在安排驿站的路线时也考虑到了商业的需求。关于蒙古战争与其现代影响的部分，作者基本上取材自其首部作品《蒙古的战争艺术》（The Mongol Art of War）。他认为很难证明在十三世纪火药并未应用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因为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考古证据，而历史语文学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撑此一结论。在探讨行政的章节中，他指出蒙古帝国内部的行政透过征税达到一致，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则有利于征税。而蒙古的治理模式也对其后继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宗教上，蒙古人以宗教宽容著称，但是直到1260年帝国分裂以前，他们并未改信任何世界性的宗教。梅天穆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蒙古人信奉长生天（这也被某些学者称为腾格里主义），认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天命，而且改信其他宗教则意味放弃自己的认同。即便后来蒙古人的确改宗了佛教与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都是这些宗教当中的综摄（syncretic）宗派（例如藏传佛教和苏非派）。由于这些宗派对外来成分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蒙古人不需担心改宗会牺牲其原有习俗与认同。而谈到移民时，作者认为所谓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不仅促进了移民，同时也导致欧亚各地出现突厥系国家。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一些被后人所低估的欧亚文化交流，例如食物与衣着等等。
本书对于蒙古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角色与作用作了很详实的研究，不过有关畏兀儿人的重要性也许还有可以发挥的余地。作者正确指出蒙古人最早入侵的定居政权为西夏，时间为1205年。但西夏并非最早归顺蒙古的定居政权，畏兀儿人才是，时间约为1211年。而畏兀儿人对蒙古人所负有的义务与规定，后来也成为其他被纳入蒙古的民族与国家所必须遵守的。例如这些归顺蒙古人的民族或国家，其统治者必须亲自前往朝见蒙古大汗，而且必须遣送其儿子或近亲前往蒙古大汗处作为人质。蒙古帝国有权在其领地征税、征兵以及设置驿站。而畏兀儿人对蒙古的文化影响亦相当重要，例如成吉思汗便采用畏兀儿文字来拼写蒙文，而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则被认为是蒙文的创造者。因此在蒙古帝国的行政体系中也常见畏兀儿书记官，而且其中不乏高层官员。例如镇海（？‒1252）曾任窝阔台汗与贵由汗帐下的大臣，据信他就是畏兀儿人出身。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征服也造成了畏兀儿文化在欧亚世界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过去，书中提到的学界研究现状也需要更新。例如在本书第311页，作者感叹关于蒙古后妃的英文著作仅有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最后的蒙古女王：成吉思汗之女如何拯救蒙古帝国》（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不过在这段期间内，已经有了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中东研究的研究员Bruno de Nicola于2017年1月所出版的《蒙古治下的伊朗妇女：以皇后为例的研究，1206-1335年》（Women in Mongol Iran: The Khatuns, 1206-1335）。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引进该书的中译版。
在本书第41页谈到蒙古认同的转变与第281页谈到蒙古草原上的移民时，作者都提到了成吉思汗创造了“全体蒙古兀鲁思”（Khamag Monggol Ulus）（如克烈部与乃蛮部）。他认为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就存在一个名为“全体蒙古兀鲁思”的政体。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是后来1206年后蒙古向外扩张后形成之“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的原型，但作者梅天穆在此并未注明此说的出处。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蒙文的兀鲁思（ulus）一词本身就具有国家、民族和人群的意思。笔者自己原先读到这一段时，认为虽然有些前苏联与蒙古学者也有类似主张，但受到著名蒙古史与阿尔泰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所译的《蒙古秘史》英译本所影响，觉得这里译为“全体蒙古人”可能比较适切，而不是一种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国名或称谓。本书中译本译后记中基本上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参见第372至374页）。
然而在2012年的美国内陆欧亚学会年会上，笔者有机会当面与作者梅天穆请教此问题。他向笔者表示，此说的出处实为蒙古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Munkh-Erdene Lkhamsuren在2005年北海道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认同与民族主义：起源、转变与本质（13世纪至1920年代中期）》（Mongolian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Origin,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e (from thirteenth century to mid-1920s)），后来改写为期刊论文《蒙古帝国从何而来？中世纪蒙古人的民族、国家与帝国概念》（Where Did the Mongol Empire Come From? Medieval Mongol Ideas of People, State and Empire），2011年发表于《内亚》（Inner Asia）第13期。该文分析了十三与十四世纪的蒙古文材料，包括了《移相哥碑》（又称为《成吉思汗碑》）、《蒙古秘史》以及《华夷译语》等，得出一个结论：在十三与十四世纪时，得以被称为兀鲁思的一共只有三种范畴：蒙古、已经灭亡的中国朝代（例如商朝、周朝与宋朝）与印度历史与神话中存在的国度（如西天须摩提与摩揭陀）。而亦儿坚（irgen，意为民）则用来称呼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所有人群。Munkh-Erdene教授因此主张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兀鲁思是一种国家社群的政府范畴，也因此“全体蒙古兀鲁思”应当是具有政府与国家形式的概念，而非仅是一种对人群的泛称。后来在2013年出版作为《蒙古秘史》英译本补编的第三册中，虽然罗依果引用了一些俄国与蒙古国学者的新作，再度讨论了兀鲁思的问题，但是并未将本文放入讨论，并且维持前述意见。笔者研读完这些讨论后，目前反倒认为梅天穆与Munkh-Erdene两位的看法可能更具说服力。当然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肯定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笔者也期待见到新材料与新研究的发表。
梅天穆的书也提醒了我们，在中世纪发生的“成吉思大交换”中，蒙古人实际上扮演了主动角色。在蒙古兴起之前，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与东亚的儒家文明出于民族自我中心偏见，互相贬低，对于国际性的交流并不感兴趣。若是没有蒙古征服欧亚世界，这两大欧亚文明也许不会被迫进行大型且长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互动。随着世界史与全球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书想必会受到相关教师与学生等读者的欢迎。
本书中译本不仅将原书的黑白图片都改以彩色印刷出版，另外在许多地方都改正了许多英文原版的错误。例如原书将蒙古著名佛教寺院额尔德尼昭的建造者误植为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或译为阿勒坦汗），本书也改正为喀尔喀部的阿巴泰汗。第290页，作者将京剧（Peking Opera）误以为是受到蒙古人的赞助而兴起的。实际上京剧是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期，融合了徽劇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等，才在北京形成的戏剧艺术。而中译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更正为元代的北方杂剧。可以说译者们下了不少苦心。
最后仅就本书若干校订未尽之处，做一说明：第9页，美国东亚学者费正清的英文原名应为John K. Fairbank而非Jonathan K. Fairbank；第125页，蒙古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时间误植为1912年，应为1921年，或更为正确的是1924年；第194页，作者论及火药在草原地区的普及时，提到清代康熙皇帝与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交战时，卫拉特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此处的瑞典路德会士应为被准噶尔人俘虏的瑞典炮兵雷纳特（Johan Gustaf Renat, 1682–1744）。实际上他要等到1716年才被俘虏。而当时噶尔丹的准噶尔军队所使用的加农炮为土耳其式的赞巴拉克。详细情形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建的博士论文《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2012年）。
综上所述，本书观点新颖，别出心裁，适合作为高校蒙元史与世界史的参考读物。一般大众若对这段历史有兴趣，如能略下工夫亦不难入门。在此也期待出版界能够多引进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相信能有助于促进目前出版市场上外国蒙元史与内亚史研究的多样性。
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国家与民族，可以说他们的战马吃遍了整个欧亚草原的水草。而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自19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历史学者都在研究与重估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例如纽西兰坎特伯里大学教授J. J. Saunders的《蒙古征服史》（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1971年出版）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David Morgan的《蒙古人》（The Mongols）（1986年初版，2007年修订二版）。而在这些人当中，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Thomas T. Allsen对这个课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伊斯兰织品的文化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1997年出版）与《蒙古时代的欧亚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年出版）扩大了我们对当时欧亚文化交流的认识。他的近作《欧亚皇家狩猎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也于2017年九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
另外，随着新考古材料的出土，我们更能了解当时东亚和中东之间的科技与物质交流。以该主题所召开的学术会议，在会后也都出版了论文集，例如《成吉思汗的遗产：1256‒1353年间的西亚宫廷艺术与文化》（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2002年出版）和《超越成吉思汗的遗产》（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2006）。梅天穆（Timothy May）立足于这些先行研究之上，将这些成果综合消化，加上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于2011年推出了读者眼前这部《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简体中文版则由后浪出版公司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于2017年十月出版。这本书为我们重新评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梅天穆现任美国北乔治亚大学历史、人类学与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前述的David Morga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蒙古帝国的军事史。本书是他的近作，英文原版于2011年发行。其最新作品为2016年所编著的两卷本《蒙古帝国历史百科》（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笔者亦参与该书的写作计划。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晓林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求芝蓉两位合作翻译下，使得本书得以在短时间内跟中文读者见面，两位译者实功不可没。在近年来出版界引进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与内亚史成果的风潮中，出版商逆势引进欧美学界的新近研究，也有助于读者拓宽视野。
在导言中简短交代了本书所采用的理论与材料后，作者梅天穆将本书架构分为两大部分：“作为催化剂的蒙古征服”和“成吉思大交换”。作者认为蒙古征服改变了欧亚的政治版图，并且为成吉思大交换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一部分共有三章，分别处理蒙古帝国的形成、解体与后果。由于梅天穆本身是蒙古军事史的专家，因此他为读者提供了相当清楚的蒙古征服欧亚史。第三章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对后蒙古时期的欧亚局势最简明扼要的综述。
第二部分则包括了七章，每章各探讨关于成吉思大交换的一个主题，包括了贸易、战争（与技术）、行政、宗教、病菌（例如鼠疫）、人口与文化。关于贸易，作者讨论了中国的纸钞如何影响了中东的货币改革，并且指出由蒙古人建立的首都哈剌和林与新萨莱都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衰而有所起伏，因为蒙古人在安排驿站的路线时也考虑到了商业的需求。关于蒙古战争与其现代影响的部分，作者基本上取材自其首部作品《蒙古的战争艺术》（The Mongol Art of War）。他认为很难证明在十三世纪火药并未应用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因为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考古证据，而历史语文学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撑此一结论。在探讨行政的章节中，他指出蒙古帝国内部的行政透过征税达到一致，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则有利于征税。而蒙古的治理模式也对其后继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宗教上，蒙古人以宗教宽容著称，但是直到1260年帝国分裂以前，他们并未改信任何世界性的宗教。梅天穆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蒙古人信奉长生天（这也被某些学者称为腾格里主义），认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天命，而且改信其他宗教则意味放弃自己的认同。即便后来蒙古人的确改宗了佛教与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都是这些宗教当中的综摄（syncretic）宗派（例如藏传佛教和苏非派）。由于这些宗派对外来成分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蒙古人不需担心改宗会牺牲其原有习俗与认同。而谈到移民时，作者认为所谓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不仅促进了移民，同时也导致欧亚各地出现突厥系国家。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一些被后人所低估的欧亚文化交流，例如食物与衣着等等。
本书对于蒙古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角色与作用作了很详实的研究，不过有关畏兀儿人的重要性也许还有可以发挥的余地。作者正确指出蒙古人最早入侵的定居政权为西夏，时间为1205年。但西夏并非最早归顺蒙古的定居政权，畏兀儿人才是，时间约为1211年。而畏兀儿人对蒙古人所负有的义务与规定，后来也成为其他被纳入蒙古的民族与国家所必须遵守的。例如这些归顺蒙古人的民族或国家，其统治者必须亲自前往朝见蒙古大汗，而且必须遣送其儿子或近亲前往蒙古大汗处作为人质。蒙古帝国有权在其领地征税、征兵以及设置驿站。而畏兀儿人对蒙古的文化影响亦相当重要，例如成吉思汗便采用畏兀儿文字来拼写蒙文，而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则被认为是蒙文的创造者。因此在蒙古帝国的行政体系中也常见畏兀儿书记官，而且其中不乏高层官员。例如镇海（？‒1252）曾任窝阔台汗与贵由汗帐下的大臣，据信他就是畏兀儿人出身。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征服也造成了畏兀儿文化在欧亚世界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过去，书中提到的学界研究现状也需要更新。例如在本书第311页，作者感叹关于蒙古后妃的英文著作仅有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最后的蒙古女王：成吉思汗之女如何拯救蒙古帝国》（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不过在这段期间内，已经有了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中东研究的研究员Bruno de Nicola于2017年1月所出版的《蒙古治下的伊朗妇女：以皇后为例的研究，1206-1335年》（Women in Mongol Iran: The Khatuns, 1206-1335）。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引进该书的中译版。
在本书第41页谈到蒙古认同的转变与第281页谈到蒙古草原上的移民时，作者都提到了成吉思汗创造了“全体蒙古兀鲁思”（Khamag Monggol Ulus）（如克烈部与乃蛮部）。他认为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就存在一个名为“全体蒙古兀鲁思”的政体。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是后来1206年后蒙古向外扩张后形成之“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的原型，但作者梅天穆在此并未注明此说的出处。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于蒙文的兀鲁思（ulus）一词本身就具有国家、民族和人群的意思。笔者自己原先读到这一段时，认为虽然有些前苏联与蒙古学者也有类似主张，但受到著名蒙古史与阿尔泰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所译的《蒙古秘史》英译本所影响，觉得这里译为“全体蒙古人”可能比较适切，而不是一种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国名或称谓。本书中译本译后记中基本上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参见第372至374页）。
然而在2012年的美国内陆欧亚学会年会上，笔者有机会当面与作者梅天穆请教此问题。他向笔者表示，此说的出处实为蒙古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Munkh-Erdene Lkhamsuren在2005年北海道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认同与民族主义：起源、转变与本质（13世纪至1920年代中期）》（Mongolian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Origin,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e (from thirteenth century to mid-1920s)），后来改写为期刊论文《蒙古帝国从何而来？中世纪蒙古人的民族、国家与帝国概念》（Where Did the Mongol Empire Come From? Medieval Mongol Ideas of People, State and Empire），2011年发表于《内亚》（Inner Asia）第13期。该文分析了十三与十四世纪的蒙古文材料，包括了《移相哥碑》（又称为《成吉思汗碑》）、《蒙古秘史》以及《华夷译语》等，得出一个结论：在十三与十四世纪时，得以被称为兀鲁思的一共只有三种范畴：蒙古、已经灭亡的中国朝代（例如商朝、周朝与宋朝）与印度历史与神话中存在的国度（如西天须摩提与摩揭陀）。而亦儿坚（irgen，意为民）则用来称呼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所有人群。Munkh-Erdene教授因此主张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兀鲁思是一种国家社群的政府范畴，也因此“全体蒙古兀鲁思”应当是具有政府与国家形式的概念，而非仅是一种对人群的泛称。后来在2013年出版作为《蒙古秘史》英译本补编的第三册中，虽然罗依果引用了一些俄国与蒙古国学者的新作，再度讨论了兀鲁思的问题，但是并未将本文放入讨论，并且维持前述意见。笔者研读完这些讨论后，目前反倒认为梅天穆与Munkh-Erdene两位的看法可能更具说服力。当然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肯定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笔者也期待见到新材料与新研究的发表。
梅天穆的书也提醒了我们，在中世纪发生的“成吉思大交换”中，蒙古人实际上扮演了主动角色。在蒙古兴起之前，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与东亚的儒家文明出于民族自我中心偏见，互相贬低，对于国际性的交流并不感兴趣。若是没有蒙古征服欧亚世界，这两大欧亚文明也许不会被迫进行大型且长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互动。随着世界史与全球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书想必会受到相关教师与学生等读者的欢迎。
本书中译本不仅将原书的黑白图片都改以彩色印刷出版，另外在许多地方都改正了许多英文原版的错误。例如原书将蒙古著名佛教寺院额尔德尼昭的建造者误植为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或译为阿勒坦汗），本书也改正为喀尔喀部的阿巴泰汗。第290页，作者将京剧（Peking Opera）误以为是受到蒙古人的赞助而兴起的。实际上京剧是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期，融合了徽劇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等，才在北京形成的戏剧艺术。而中译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更正为元代的北方杂剧。可以说译者们下了不少苦心。
最后仅就本书若干校订未尽之处，做一说明：第9页，美国东亚学者费正清的英文原名应为John K. Fairbank而非Jonathan K. Fairbank；第125页，蒙古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时间误植为1912年，应为1921年，或更为正确的是1924年；第194页，作者论及火药在草原地区的普及时，提到清代康熙皇帝与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交战时，卫拉特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此处的瑞典路德会士应为被准噶尔人俘虏的瑞典炮兵雷纳特（Johan Gustaf Renat, 1682–1744）。实际上他要等到1716年才被俘虏。而当时噶尔丹的准噶尔军队所使用的加农炮为土耳其式的赞巴拉克。详细情形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建的博士论文《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2012年）。
综上所述，本书观点新颖，别出心裁，适合作为高校蒙元史与世界史的参考读物。一般大众若对这段历史有兴趣，如能略下工夫亦不难入门。在此也期待出版界能够多引进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相信能有助于促进目前出版市场上外国蒙元史与内亚史研究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