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惠远人”：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川滇古道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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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这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他100多年前的中国西南旅行游记中写下的感受。莫理循是近代来华的一位知名外籍人士，身兼旅行家、记者、政治顾问、藏书家等多重身份，亲历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
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当年，莫理循在不懂中文、不带武器的情况下，从上海沿长江溯行，经过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最终抵达缅甸，并将一路见闻与感想写成一部著作An Australian In China。此书国内之前已有两种译本，一种是《中国风情》（张皓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另一种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2017年中华书局又新出了一个译本《1894，中国纪行》，译者是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磊。李磊作为云南大理人，为翻译这本记述故乡之书可谓相当用心，全书加注490多条，许多带有研究考订的性质，基本达到了“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
莫理循并非一开始就体会到中国人的“加惠远人”之道，在旅行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经常用“野蛮人”指代中国人，甚至不惜以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诅咒。
例如，莫理循从汉口经过长江险滩后抵达重庆万县，上岸后，由于一身欧洲人的打扮而招致当地居民的围观。“面对嘲弄的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P38）
旅行途中，莫理循不断对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挖苦与讽刺。在重庆海关那里，他说：“目前走私的情况很少，因为还没有中国官员。一旦引进中国官员来阻止走私，走私的盛行就会指日可待。中国的搜查人员最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谋利，仅此而已。”（P59）
关于休息住宿，“每天傍晚我们总会到达某个大村庄或镇子，我的管事会选一个最好的客栈供我休息。所谓最好的客栈通常意味着许诺他最高回扣的那家。”（p95）
在云南昭通，莫理循走进了一个“被不断发生的瘟疫和饥荒毁灭掉的地方”，“据信去年城区及其附近有五千人饿死。数字是骇人的，但是中国人的统计数据总是值得怀疑。”（P152）在亲眼见识了一些酷刑后，他认为，“没有什么人所受的刑罚比中国人所受的更残酷，原因显然是华人的知觉神经变得迟钝或进化受阻。如果谁见识过华人不用麻醉而忍受外科手术之痛的那种韧性，谁见识过他们身处污秽和恶臭之中却茁壮成长的那种从容，见识过他们在枪炮、爆竹和锣鼓声中睡觉的那种安宁，见识过他们眼睁睁注视低等动物痛苦死亡的那种淡漠，还会怀疑前面的结论吗？”（P155-156）
进入云南后，莫理循对中国人的印象才开始好转。“这一带没有人带着无礼的好奇观看外国人。云南的人们似乎被吓呆、被击垮了。在别处中国人特有的自以为是，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他们目睹了种种人间惨剧：叛乱和内战，搏斗、残杀和暴死，刀剑、饥荒、破坏、贫困的蹂躏。他们听天由命，心灰意懒。但是他们的友善令人着迷，他们的礼貌和温厚让旅行者感到持续的愉快。”（P204）
除了云南人之外，莫理循还对善于经商的广东人颇具好感。“广东人，这个概念狭义上是指广州人，广义上是指广东省的各种土著，他们是中国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像苏格兰人一样富于进取，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忍耐，精明，然后发迹；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遇见他们，他们靠脚神奇地走遍四方。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具有最机智灵敏的名声。在西藏物资交易会期间，以及鸦片收获的季节，他们大批来到大理。他们带来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各种洋货——便宜的小手枪和左轮枪、镜子、天平、西洋景，以及上千种既实用又有趣的便宜货，然后带着鸦片返回。”（P325）
由于语言不通，莫理循在中国接触交流最多的还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同时也在思考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四川叙府（今宜宾），莫理循拜访了许多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向他介绍了传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我相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上最困难的传教地就是中国，其他地区与之没有可比性。各种各样的困难每一步都考验着传教士。每一个诚实的人，不论他的眼光是宽广、是高还是低，都必须同情传教士们为中国人的利益和前程所做的热诚努力。”“弑亲在中国是如此的罪大恶极，而面对赞同这种严厉处罚的中国人，传教士还得宣讲：‘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新约》马太福音10:21）”（P111）
如今回头看莫理循在川滇古道上记录的那些风土人情，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偏远地域的社会生活图景，就显得极其珍贵。譬如清朝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起义（1856-1873）的影响，莫理循在昭通观察到，“回族数量仍然众多，城内外共三千户。……有一条街上全部住着回族，他们掌握着城里的皮货生意。他们的房屋有一个明显特征，有别于不信教的人家，就是门窗上不贴诡异而耀眼的彩色门神招贴画。他们的清真寺井井有条，异常洁净。就像大清国的每一个清真寺一样，大门的中央悬着向当朝皇帝表示效忠的镀金匾。匾上写着‘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暴乱过后，云南的所有清真寺被迫要特别悬挂这样的匾以示驯服。我在参观时，一个年长的毛拉正在给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孩讲授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他通过一个翻译和我交谈，印象中他对中国周围四海之外的事物不甚了了。”（P167）
结束这次西南之行的16年后，莫理循再次启程，从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直至新疆，又完成了一次雄壮的西北之行。相比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来说，莫理循的著作在史地研究的学术价值上自然无法望其项背，但这位苏格兰绅士的眼睛仍然不失为一面镜子，可供我们照见百年前中国西部辽阔土地上那些消逝的面孔和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