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东方美学
“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经常是一些学者们讨论的一组相对范畴,东方作为一个方位性的词,涵盖的范围很广: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波斯,日本,中国等等在一些学者看来都属于“东方美学”的范畴。这些从地域上被称为“东方”的美学,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差别。
“美学”一词由德国人鲍姆加登于1735年提出,到了1750年独立成为一门研究美的学科,从独立成科的角度看,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近代美学在德国哲学,英国心理学和法国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鲍姆加登将美学定义为知,情,意的结合。它包含的内容异常广泛:哲学性的思辨,对艺术的审美感知,社会学,逻辑学等等都属于美学的范畴。
一些学者认为美学的高级属性在于它的哲学性。因此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美学又是一门很古老的不断被探讨的话题,中国的美学作为“东方美学”的其中之一,与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有着显著的对比。
中国的东方美学有其内敛性即“阴柔美”,具体来说,在战争的角度,中国讲究策略与计谋,战争胜利之后归于“太平”。例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跃马,立马和卧马三部曲,前方是马踏匈奴,后方是卧马:骏马听到敌声一跃而起,将敌人踩在脚下,战争胜利之后回归宁静俯卧在地,用战争解决战争带来和平。有学者认为这种浑厚包容的陵墓设计理念恰恰体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种汉代独有的包容性气度,这与西方强调阳刚之气,如建立凯旋门歌功颂德,崇尚斯巴达克斯的勇士风范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美学讲究含蓄和意境,例如中国园林里曲径通幽的古典美学,讲究“克制与中和”原则,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过于直白的强调悲剧性的崇高是西方美学里爱流露的观念。
李泽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归根结底要追溯到先秦孔学,即礼乐。”在我看来“礼”指的仁,指的社会制度,伦理制度,正如《易经》所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定在土地上形成部落和氏族,才会有社会制度伦理制度,才能有父母之爱,夫妇之爱,君臣之爱。“乐”则指的是从原始巫术礼仪这种实用功能逐渐付诸人类情感,而脱胎出来的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这也是中国艺术与美学的重要特征,李先生认为“孔子将礼乐服务于神,变成了礼乐服务于人。”在这以前,人类将情感思想多付诸在巫术仪式宗教仪式等,某种未知的神秘领域,而此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人的思想情感转移到日常伦理的现实社会生活里,与伦理道德社会感情产生关联。中国人的艺术向善,例如中国的神话,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西方的希腊神话,强调自在自为,向往自由:维纳斯可以爱人间美少年,万神之王宙斯可以爱任何一个人间女子。这种东西方美学的差异,与中国历来的伦理道德分不开,神话披着古人绮丽想象的外衣,实则返璞归真说着反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追求的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时代的精神在这种孩提时听到的神话里淬炼出火花。
张道一老师在《造物的艺术论》中就“谁是造物主”进行了一些探讨,他认为“圣人造物”一说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史实。毫无疑问,真正的造物者是从古至今从事手工艺的艺人。造物的起源同人类的起源一样,不可避免的要追溯到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当原始先民搬起一块石头砸向另外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们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感受到形体美的那一刻,造物就诞生了,美也在实用的过程里开始萌芽。原始先民,经过数十万年实现了从实用到美的过渡。
李泽厚先生在本书里说过:“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比如红色对于动物而言只是一种生理感觉的刺激,但是原始人染红色穿戴,这已不仅是动物性的生理反映,开始有其它的意义,这个“染红色穿戴”来装饰自己的过程,在我看来就已经是造物的过程。时间再往后推,人类赋予了红色更多的意义,也许是原始人对于鲜血和死亡的恐惧,红色也有了它的社会意义,像尸体旁撒红粉这样的行为,已然使得红色成为原始人巫术礼仪符号的象征。当进入文明史以后,因着地域,民族等关系的不同,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造物设计的文化观念也应运而生。在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因着生存的需要将石器作为捕鱼狩猎的主要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耕时代的开启,陶器也成为人类早期的物质产物。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到来,人类迎来了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青铜器除了作为器物的使用价值,更多的被赋予了神权与王权的象征。从打磨石器到手工的陶器,再到红铜与锡铅的合金,这既是人类迎来文明曙光的一大步,也是造物技术飞跃性的一大步。
在朝代的更迭与时代的变化里,历史遗留下来的器物是时间在大浪淘沙中孕育出的一颗颗明珠。从质朴生机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到气势恢宏的曾侯乙墓编钟到象征仙山的汉代博山炉再到匠心独具的长信宫灯,每一个器物里都饱含着古代劳动艺人的杰出技艺与文化烙印。
中国是礼仪之邦,注重“情”“礼”。情是情感,是精神,礼是伦理,是道德。中国千年以来的文化根基与儒家,道家及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屹立在东方美学中的独特支柱,也是其与西方美学最大的差异。例如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古人造物的方方面面。这也源于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与儒家即对立又互补,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穷则独善其身”,一个“达则兼济天下”。老子思想的独特性之一在于他宏大的宇宙观和对万物本源的探讨,认为道乃万物之母,是天地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思想中对于万物本源,阴阳二气对立协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性思想直接贯穿在古人的造物理念里。《考工记》里就曾提到过:“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铜车马的华盖代表天,座位代表地,人坐在天地中间,象征天地人三界,轮轴辐条三十根象征日月运转,盖弓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星宿。一个出行的车马,融入了宇宙观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恢弘浪漫的造物观是我国独有的。
《易经·系辞传》里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对形式美的感受,用有形的器物去承载无形的道,这种道器合一的造物思想与智慧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今一代青年学生所学习的,脚下是积淀了上万年文化的华夏土地,当我们在探索现代设计该如何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现代设计如何在西方设计潮流中与中华文化共存的时候,回首历史长河,很多答案我们祖先其实已在千年以前作出了回应。
“美学”一词由德国人鲍姆加登于1735年提出,到了1750年独立成为一门研究美的学科,从独立成科的角度看,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近代美学在德国哲学,英国心理学和法国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鲍姆加登将美学定义为知,情,意的结合。它包含的内容异常广泛:哲学性的思辨,对艺术的审美感知,社会学,逻辑学等等都属于美学的范畴。
一些学者认为美学的高级属性在于它的哲学性。因此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美学又是一门很古老的不断被探讨的话题,中国的美学作为“东方美学”的其中之一,与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有着显著的对比。
中国的东方美学有其内敛性即“阴柔美”,具体来说,在战争的角度,中国讲究策略与计谋,战争胜利之后归于“太平”。例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跃马,立马和卧马三部曲,前方是马踏匈奴,后方是卧马:骏马听到敌声一跃而起,将敌人踩在脚下,战争胜利之后回归宁静俯卧在地,用战争解决战争带来和平。有学者认为这种浑厚包容的陵墓设计理念恰恰体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种汉代独有的包容性气度,这与西方强调阳刚之气,如建立凯旋门歌功颂德,崇尚斯巴达克斯的勇士风范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美学讲究含蓄和意境,例如中国园林里曲径通幽的古典美学,讲究“克制与中和”原则,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过于直白的强调悲剧性的崇高是西方美学里爱流露的观念。
李泽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归根结底要追溯到先秦孔学,即礼乐。”在我看来“礼”指的仁,指的社会制度,伦理制度,正如《易经》所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定在土地上形成部落和氏族,才会有社会制度伦理制度,才能有父母之爱,夫妇之爱,君臣之爱。“乐”则指的是从原始巫术礼仪这种实用功能逐渐付诸人类情感,而脱胎出来的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这也是中国艺术与美学的重要特征,李先生认为“孔子将礼乐服务于神,变成了礼乐服务于人。”在这以前,人类将情感思想多付诸在巫术仪式宗教仪式等,某种未知的神秘领域,而此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人的思想情感转移到日常伦理的现实社会生活里,与伦理道德社会感情产生关联。中国人的艺术向善,例如中国的神话,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西方的希腊神话,强调自在自为,向往自由:维纳斯可以爱人间美少年,万神之王宙斯可以爱任何一个人间女子。这种东西方美学的差异,与中国历来的伦理道德分不开,神话披着古人绮丽想象的外衣,实则返璞归真说着反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追求的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时代的精神在这种孩提时听到的神话里淬炼出火花。
张道一老师在《造物的艺术论》中就“谁是造物主”进行了一些探讨,他认为“圣人造物”一说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史实。毫无疑问,真正的造物者是从古至今从事手工艺的艺人。造物的起源同人类的起源一样,不可避免的要追溯到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当原始先民搬起一块石头砸向另外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们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感受到形体美的那一刻,造物就诞生了,美也在实用的过程里开始萌芽。原始先民,经过数十万年实现了从实用到美的过渡。
李泽厚先生在本书里说过:“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比如红色对于动物而言只是一种生理感觉的刺激,但是原始人染红色穿戴,这已不仅是动物性的生理反映,开始有其它的意义,这个“染红色穿戴”来装饰自己的过程,在我看来就已经是造物的过程。时间再往后推,人类赋予了红色更多的意义,也许是原始人对于鲜血和死亡的恐惧,红色也有了它的社会意义,像尸体旁撒红粉这样的行为,已然使得红色成为原始人巫术礼仪符号的象征。当进入文明史以后,因着地域,民族等关系的不同,人类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造物设计的文化观念也应运而生。在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因着生存的需要将石器作为捕鱼狩猎的主要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农耕时代的开启,陶器也成为人类早期的物质产物。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到来,人类迎来了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青铜器除了作为器物的使用价值,更多的被赋予了神权与王权的象征。从打磨石器到手工的陶器,再到红铜与锡铅的合金,这既是人类迎来文明曙光的一大步,也是造物技术飞跃性的一大步。
在朝代的更迭与时代的变化里,历史遗留下来的器物是时间在大浪淘沙中孕育出的一颗颗明珠。从质朴生机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到气势恢宏的曾侯乙墓编钟到象征仙山的汉代博山炉再到匠心独具的长信宫灯,每一个器物里都饱含着古代劳动艺人的杰出技艺与文化烙印。
中国是礼仪之邦,注重“情”“礼”。情是情感,是精神,礼是伦理,是道德。中国千年以来的文化根基与儒家,道家及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屹立在东方美学中的独特支柱,也是其与西方美学最大的差异。例如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古人造物的方方面面。这也源于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与儒家即对立又互补,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穷则独善其身”,一个“达则兼济天下”。老子思想的独特性之一在于他宏大的宇宙观和对万物本源的探讨,认为道乃万物之母,是天地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思想中对于万物本源,阴阳二气对立协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性思想直接贯穿在古人的造物理念里。《考工记》里就曾提到过:“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铜车马的华盖代表天,座位代表地,人坐在天地中间,象征天地人三界,轮轴辐条三十根象征日月运转,盖弓二十八根象征二十八星宿。一个出行的车马,融入了宇宙观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恢弘浪漫的造物观是我国独有的。
《易经·系辞传》里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对形式美的感受,用有形的器物去承载无形的道,这种道器合一的造物思想与智慧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今一代青年学生所学习的,脚下是积淀了上万年文化的华夏土地,当我们在探索现代设计该如何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现代设计如何在西方设计潮流中与中华文化共存的时候,回首历史长河,很多答案我们祖先其实已在千年以前作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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