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乌尔里克·希尔曼《亚洲帝国与英国知识：中国与英帝国的扩张网络》

Ulrike Hillemann, Asian Empire and British Knowledge: China and the Networks of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自全球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开始以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宏观视野逐渐取代原来的民族国家叙事，以互动关系为前提来探讨不同地区共同构成的历史实践。《亚洲帝国与英国知识：中国与英帝国的扩张网络》一书作为“剑桥帝国与后殖民研究书系”之一，不仅采用这样的全球史的视角探讨了英帝国扩张时期关于中国的知识形成过程，另外还借用了人类学研究中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等概念，对鸦片战争前英帝国在不同区域的知识联结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以及知识和概念的双向交流与传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全书除序言外共分为四章。序言部分简要介绍了1840年之前的中英关系及其当代史学叙述，以及本书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以往大部分研究以“文化碰撞”来解释战争发生的根源这一解释框架过于局限，要理解英国的中国观，需要放在更宏观的英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史脉络之中，除了关注英国在法律、外交上的观点，还需要注意到英国的法律思想、观念或语言、宗教、自我认同在知识的互动关系中发生的变化，例如殖民地区的实践对宗主国观念的反馈等。本书试图超越“殖民话语”和“客观知识”的偏见，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为主要视角，在一种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历史情境中，来探讨多种话语及其当地语境所综合建构的知识体系。

         第一章回顾了英国的早期中国观及其转变，主要集中在哲学和美学领域。自16世纪中期以来，传教士关于中国观念、语言、政府和宗教的报告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主要窗口，中国作为一个遥远的理想国度，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观察对象。早期的传教士文本主要局限于哲学层面，并且通常与古希腊和埃及联系起来。18世纪后半期，知识精英对新的知识产生渴求，这些正面的形象逐渐受到质疑。例如，欧洲知识精英为了确定一种语言及其人民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特性，开始对世界各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中文由于一成不变，逐渐失去了理想语言的光环，进而成为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证据。但是，这些讨论基本停留在学术层面，研究者之中没有人真正懂中文，研究中文只是他们作为寻找语言和文明起源的案例。另一方面，1740年之后，在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和瓷器推波助澜下，盛行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在象征着巨大愉悦的同时，也引起英国知识分子的警惕与不安，中国风不仅被视为造成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也被视为对健康生活和道德的威胁。因此，中国的形象逐渐由天方夜谭式的文明古国，披上了东方专制主义和衰落的阴霾。但此时英国的中国知识与欧洲其他国家难以区分，且尚未直接对中英两国关系产生明显影响。

        第二章探讨了英国在广东“接触地带”的经验，以及两次使团活动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和对两国关系的理解。在广东，由于不得不与行商合作，英国贸易活动中通常显示出友好的一面，而行商也成为他们关于清政府政治形势的主要消息来源。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则被英国视为利益和尊严的威胁。作者以斯丹东于1810年翻译的《大清律例》英文版为例，说明中英之间的沟通在语言理解层面上的艰难，这一文本也成为当时英国与广东地方政府进行对话的基础，并用以预测他们的行动和地方政府的性格。作者认为，无论英国还是东印度公司，在早期的贸易活动中都尽量与中国保持和平关系。

         16至18世纪，欧洲对于中国宗教（儒释道）的认识基本上以犹太-基督教的标准为分析框架，传教士依据两者的异同，来判断中国的信仰系统能否以基督教整合。尽管中国在传教士眼中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但是非基督教信仰致使人们遭受着道德的沦丧，信仰缺失，崇拜偶像和谋杀婴儿等种种痛苦。作者认为，传教活动与英国的扩张是紧密关联的，传教实践以及中国对基督教的反应，强化了中国人和政府的堕落形象，开启了讨论中国文明程度的新平台。

         在广东，东印度公司、自由商人以及两次使团人员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均以中国专家身份自居，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适时对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马戛尔尼使团的任务除了建立两国友好关系并互相承认双方在世界上的地位之外，还肩负着带回中国新知识的使命。使团的成员主要由知识分子和有印度经验的人员构成，他们一到中国，就开始对地景进行分类和测量，包括中国的港口，植物、动物和习俗等。他们在报告中称自己为客观的观察者，带回的一手知识也成为了英国国内关于中国的新的权威知识。以微观的层面看来，使团本身也可视为一个“接触地带”，中英双方的官方和民间信息在此交融碰撞，从而影响了英国国内和在广东的英国人的中国观。

         阿美士德使团吸取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经验，认为翻译人员缺乏是造成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专门配备了在广东居住多年，与中国人有长期接触的翻译人员。结果双方仍由于叩头礼仪的互不退让，致使使团还未见到皇帝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于是，两次使团的经历强化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中国皇帝被视为不开明的暴君，中国则是虚弱和堕落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拒绝改善自己的孤立地位。英国自此放弃了平等前提下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1820-1830年代，自由商人为了争取利益，开始创办报刊，修正关于中国的形象。他们受到专卖政策的限制，因而试图绕开东印度公司和行商从事贸易，且对销售鸦片无所顾忌，因此常常敦促英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然而东印度公司为了保障贸易的持续，同时也顾虑美国的竞争，仍维持友好姿态。双方的分歧不断扩大，直至1834年东印度公司专卖权废除后方才尘埃落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废除专卖是中英关系的决定性转折点，但作者认为当时英国政府官员对向中国开战并无兴趣，因为即使在1834年之前，一半中英贸易已经由自由商人掌控，废除专卖并未造成明显的改变。

         作者特别指出，英国在沿海地区的信息网络相对封闭，对北京政府的政策了解极少。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成为英帝国扩张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与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联系起来，而不再是一个与欧洲相对照的古老文明。满清政权被等同为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中国百姓被想象为被压迫者，需要从满族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接受英国的教育和开化。尽管自称中国专家，但居住在广东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学问和政治的接触实际上非常有限。1842年之后，广东体系及其信息网络终结。

第三章讨论两个“接触地带”，即南亚和东南亚。作者强调，在中印边界地带，中国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佛教国家，对英国在此区域的利益产生威胁。中国的宗教和语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1750年代，乾隆朝向西征服新疆，随后向南试图控制缅甸和越南。乾隆末期，清廷加紧对西藏的控制，并在尼泊尔打败廓尔喀。同时，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逐步增加。同一时期，英国也开始在印度的扩张，并在孟加拉、越南、马德拉、孟买等地建立殖民据点。这使得中英两国的控制区域产生了交集，南亚和东南亚成为新的“接触地带”。这两个区域的特点是，清帝国的控制力相对薄弱，英国需要面对的是与中国沿海地区完全不同的人群和政府。因此，东印度公司亟需填补大量的信息空白，例如在鞭长莫及的孟加拉边境山区，清帝国的影响力到底能够延伸多远，以及是否可能寻找另外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口等等。

1774年，东印度公司向西藏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拜见班禅，希望从与班禅的关系中获益，将英国贸易扩展到西藏、尼泊尔以及中国内地。作者认为，西藏作为“接触地带”的特点在于，佛教的重要性被强调，尤其是乾隆皇帝的佛教领袖身份，而在广东，儒教被视为中国的主要精神力量。中亚的权力关系被比作中世纪欧洲，中国皇帝相当于日耳曼皇帝，而班禅则相当于睿智的主教。另外，在喜马拉雅山区，英国的行动相较于东南沿海更为谨慎。早在1789年，西藏就曾请求英国的军事援助，但英国唯恐军事行动会封死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商路，无意在喜马拉雅地区开启第二个与中国的冲突区，因此并未伸出援手。1791年清朝军队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权，并且全面禁止了西藏的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不同的英国知识群体开始着手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语言和地区特性，以及中国语言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接触到的知识通常是间接通过中国影响下的中亚百姓获得的。

         在东南亚，英国人接触到的是作为移民的中国人。作者探讨了这些接触如何塑造了中国人作为产业工人和潜在的竞争者的形象，以及传教士通过教育和基督教来促进中国人的道德进步的尝试。在东南亚，英国与不同的海外中国人群体的接触导致了更加多元的中国形象，从而产生了对中国所处的文明阶段的讨论，以及早期的种族理论。东南亚“接触地带”的特点是两个扩张网络的重叠，即中国贸易和劳力移民与欧洲贸易的重叠，传教与殖民扩张的重叠。英国试图将海外中国人编织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视中国移民为合作者，而东南亚也是另一个可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在此地区没有直接控制权，因此除了贸易活动的相对便利之外，更有大批传教士离开广东，来到东南亚进行教育和宗教活动。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移民视为理想的殖民主体。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移民却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力，逐渐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恐慌，关于中国移民的负面形象开始出现，从理想的殖民主体变成危险的“他者”、贪婪和不道德的化身。另外，东南亚的移民社会使英国人认识到，中国人的基层社会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宗族和祠堂为组织的小群体构成的，加之中国人性格的地域性差别以及秘密社会的盛行，进一步引发了英国人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结构认识的混乱和焦虑，特别是如何区分秘密社会和宗祠，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

第四章将英国作为另一个“接触地带”，探讨了在其他“接触地带”形成的知识如何反馈回英国，迎合了英国的摄政时期关于改革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以及在1830年代关于东印度公司专卖权的讨论中，不同群体如何利用接触地带获得的知识来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国观，最终走向了战争。作者认为，在欧洲内部对中国观影响最大的是科学东方主义的发展，即西方学者作为亚洲知识的权威所产生的知识权力结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建立了一种看似学院派的客观知识，问题在于，这些知识主要在欧洲科学体系中传播，并未吸收亚洲接触地带的信息反馈。作者区分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中国学的不同：在英国，研究机构的建立首先与东印度员工的培训有关，最早教授关于印度的知识，印度始终是亚洲体系中的重点和参照系。例如莫理循回国之后致力于中文教育，但开始并未获得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对中国的美学兴趣与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仍然是区别的。中国学只在英国之外的接触地带被认为是重要的。而法国、俄国等其他国家由于传教活动的早期发展，中国学研究开展的较早且相对成熟。但另一方面，法、俄等国与亚洲接触地带相对疏远，只能依赖早期传教士的文本，而英国的知识来源主要集中在广东和东南亚获得的一手信息。于是欧洲对中国学的再发明（reinvetion）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谁能率先了解中国的秘密和知识，就将主导汉学并对东亚和东南亚局势产生影响。

         1834年，东印度公司专卖权的争论集中体现了自由贸易与垄断贸易的分歧。自由商人不断渲染中国衰落的一面，催促政府采取军事手段打击腐败的清政府，从而将中国拉入同一个世界贸易规则和国际关系当中。而保守派则力图阻止英国贸然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将中英关系完全置于商业目的下考虑是致命错误，原因有三，第一，发动战争违背国际法；第二，中国的实力足以实施有效还击；第三，俄国有可能从中获利。尽管如此，自由派最终获得了胜利，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被废除，中英贸易和外交关系正式进入官方阶段，英国指派商务专员，全权代表英国管理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在华事务。由此，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内部关于中国知识的分歧告一段落，对中国的认识的急剧转变最终导致了英政府为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发动的战争。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借用了美国人类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概念。作者将不同的“接触地带”作为殖民关系双方遭遇的场所，认为中英两国在一种持续的“接触”中，既存在不对等的胁迫关系，又包含了双向的文化再造过程，并特别强调中英双方相互影响所构成的共同实践，以及“接触地带”中所产生的思想碰撞、焦虑不安以及不断改变的文化和外交策略。作者采用“接触地带”、“中心-边缘”（Metropolis-Periphery）等概念框架对全球史研究中的知识流动与殖民话语进行了修正，但在材料的使用上相对局限，由于过多地采用了二手史料，因此在细节叙述上稍显不足。另外，书中的一手史料主要集中于英方报刊杂志和个人回忆录、报告等，几乎没有使用中文和其他语言的资料，对“接触地带”历史情境的重建较为薄弱。


发表于《全球史评论》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