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下的虚无与痛苦

1991年，笼罩于欧洲大陆的“铁幕”终于结束了长达近50年的演出，横亘亚欧的红色帝国在短短2年时间里土崩瓦解，冷战就此结束，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向资本主义的制度外衣和精神内核转变，一代人的命运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无所适从，从“古拉格群岛”到“自由彼岸”，前苏联人民在一个更为民主和自由的环境里，似乎应当生活得更为幸福。然而时至今日，通过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二手时间》，我们得以一窥市民社会的别样记忆。
                                                                           乌托邦的悲鸣？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自斯大林时代盛行的极权主义、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达到顶峰，对内经济频临崩溃，对外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联民众的生活变得更为严苛，一切似乎正像《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社会里，毫无个人意志可言，“肃反运动”、“古拉格”更是几代人苏联人最悲惨的记忆。然而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下，我们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不同。
       “苏维埃人是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去乌拉尔山外，去戈壁荒漠，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美元。第聂伯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进入外太空，都是苏维埃人做的。伟大的苏联分子！……而我现在所身处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我是住在别人的国家里”四十九岁的叶莲娜如是说。
       “我无法为这种新生活而高兴！这样的生活我不会好过的……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生活一次次把我拉向泥淖，落在地上。我的孩子们已经按照新法则生活了。他们不需要我了，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我整个一辈子，都成了所有人的笑料……”五十七岁的医生玛格丽特如是说。
       一代人的芳华随着国家的解体而失去了回忆的依托，他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分配不公、生活的浮华空虚以及原本团结有爱的民族关系变成了互相视为寇仇的种族清洗。
        “我还记得索尼娅阿姨，我母亲的朋友，一天夜里她的邻居被人砍了，一家格鲁吉亚人，和她是朋友。那家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被砍了。”二十四岁的奥尔加回忆道。
        “有一家人遭到灭门之灾。最小的女儿爬到树上，他们把她当成一只小鸟……因为夜里看不清楚，他们好长时间也没有把孩子打下来……他们发怒了，就朝树上开枪。女孩掉落在他们的脚下……”阿塞拜疆人对亚美尼亚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同样的屠杀在亚美尼亚、在车臣、在格鲁吉亚都在发生，时代的巨变无情地裹挟着无数人的命运，前苏联的疆域内仿佛人间的悲惨世界，一个时代在行将就木时发出了最深切的悲鸣。
                                                                      反乌托邦之后，向何处去？
      “苏维埃政权怎么了？它并不理想，可是它好过现在这些东西，更公正……那里没有超级富豪，但也没有乞丐……没有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老人能靠退休金生活，不用外面捡瓶子拾破烂，吃残羹剩饭……改革杀死了多少人——还得算一下呢。”一位曾捍卫过叶利钦的设计师讲。改革之后继承前苏联主体的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西方式民主自由下的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从图1来看，受盖达尔“休克疗法”政策的影响，俄罗斯在解体后的通胀率保持在惊人的高位，CPI1993年达到惊人的874.62%，同期中国为14.61%，美国仅为2.95%，而同期失业率（图2）俄罗斯为12%，美国和中国同期低于7%。囿于数据真实性和样本不同，前苏联的数据没法作为参照指标，但是恐怕很难得出俄罗斯人过得更好的结论，就连戈尔巴乔夫4000卢布/月的退休金，也只能买几个面包而已。
       人间惨剧还在上演，柳德米拉的外婆去世后没有钱，所以没法下葬也没有死亡证明，“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为了给外婆送葬，妈妈在黑帮的软硬兼施下变卖了房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妈妈把柳德米拉送到孤儿院后自杀。
       即使是近年来，内部恐怖主义、民族主义仍在蔓延，遭受04年车臣地铁恐袭的喀秋莎和她的母亲至今仍然生活在噩梦中，“这些年来，我丈夫和我没有发生过关系，我既是妻子又不是妻子”、“我有时候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
        从作者的笔下我们感触到解体后的苏联民众，面临的是价值观的崩塌，失业人口和不稳定分子的迅速增长，社会完全失序，基本的物质生活无法保障，曾经精神层面的鉴定信仰倒下。上至元帅、下至老兵和普通民众，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更多的人则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下，在新的梦想破灭的泡沫中变得无所适从，苟延残喘。
       前苏联民众似乎生活在一个二手的时代，他们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来自别人带来的时代，根植于心的民族记忆荡然无存，属于一代人的时间被偷走了。如作者所感叹：莫斯科，你还是你，但是人们还爱你吗？
                                                                      自由主义之下的存在
       我们常常向往自由，鄙夷践踏自由的极权主义，如拉波西埃所讲，再严酷的奴役，总会有人像尤利西斯一样追求自由就像“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总是不断寻找故乡的炊烟”，“人民早已丧失了任何理解力，而且人民光是因为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的了”，如此自甘奴役的社会绝非我们所向往，一如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从《二手时间》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前苏联民众对斯大林的仇恨。
        然而当获得自由之后，至少从前几年来看，前苏联民众面临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更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分配更加不公，曾经的理想与信念消逝，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伊拉克，发生在索马里，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国家。我们不禁要问的是，自由主义之下，我们该如何存在？我们又能如何存在？如果这样的存在是痛苦的，为什么还要去追求自由？
       首先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遭遇，并不是自由主义导致的后果。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的时候，其译名是“群己权界论”，每个人的边界才是其他人的自由，其他人的自由便是每个个体的边界，这个市民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边界，是政府强力应当介入和调整的范畴，很遗憾的是在俄罗斯早期的政府，这样的介入是失败的，由此导致物价飞涨，民族主义泛滥，社会动荡，民众痛苦不堪。同样采用“休克疗法”的玻利维亚在当时却取得了成功，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案例，知识所限我无法分析透彻。
       其次居于自由主义的穹顶之下，在这样的自由环境里，究竟怎样才能避免那样的痛苦？这个问题提出来却难以回答。若读过萨特的作品或是思想，这个问题恐怕更为难以言喻。萨特讲“人生之于大多数人而言，既无意义，也无价值。现实主义者注定走向虚无，理想主义注定接受痛苦”。已为人而存在却只能在虚无与痛苦中徘徊，实在是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人是要受自由之苦的”，我存在、我选择、我承受，自由主义似乎最终终将走向虚无，“自由其实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的必要条件”。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有选择自由的自由，选择这种虚无的权利，不是吗？俄罗斯至少开始并逐步拓宽了这条路。
       时至今日，自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无论是否身处自由主义的氛围和体制。我倒是很喜欢萨特的对头阿尔贝•加缪的观念：存在即荒谬，然而面对荒谬该怎么办，在后续的《西西弗神话》、《鼠疫》里，他做出了回答：“最高的虔诚是否定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
                                                                                                                                  ——戊戌年二月初一，京冬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