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哲学的历史与现实的重合

很难想象这是一本写于144年前关于对哲学从业者以及对学院制度下的哲学的批判。每一本章节中关于德国文化的批判，都如同现今中国一般有着高度的重合。历史的偶然性在于民族之间不同性格带来的不同的气质，而历史的必然性又总在于学院的思考总会向现实低头，向国家谄媚。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纯粹的哲学思辨能够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来得以实现，而物质的基础又只能由国家这个庞大的机构的庇护而得以存在。这也就意味哲学必须依附国家的意志而存在。
        “国家从来不关心真理，只关心对它有用的真理，更确切地说只关心一切对它有用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是真理，半真理还是谬误。”对于“现代国家”这一存在势必与“真理的活动”水火不容的这一判断无疑尼采论证“将哲学从学院中驱逐”的前提，但这只是“破题”。对于如何“立题”，如何给哲学活动安排一个正当性的存在，能够使其不受价值的干扰，充分发挥哲学家的天赋与潜质——哲学的出路——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尼采陈陈相因地宣言要回到古希腊回到苏格拉底回到柏拉图，“相反，古希腊的哲人却不从国家那里领取薪水，而最多是像芝诺那样获得一顶金冠和克拉美科斯山上一块墓碑的荣耀”。但他也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是无法从中得到解决的方案的。他明确的写到“柏拉图在历史上有一种奇怪的不幸；只要有一种在本质上同他的建议相结合的东西产生，仔细一看，这东西就总是被精灵掉了包，换成了一个丑婴。”
        这种“掉包”如果从现代国家产生之后来看，从本质上而言是由于建制的不同造成的。古希腊时代与“现代性国家”最显著的区别在我看来在于人口构成的不同。现代国家没有专门的供养阶层——奴隶，这也就意味着人的生存必须依靠劳动和资本，而最初的资本也是要从劳动中获取的。首先排除了从事劳动生产者进行哲学的活动，其次资本的再生产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庇护。这样一来，为了满足基本的吃穿用度进行思考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为了使资本获得安全就必须承认国家政策的合法性，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样一来哲学思考必须依赖于国家而存在的逻辑就得以证成。（但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譬如找到一处幽谷深山，像马克思所说那样“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也就是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的哲学思考是否存在，从逻辑的推理上来看这种情况是有着存在的可能性。但如果这种哲学思考不能被世人所知，它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哲学思考”呢？）
        但是这种批判到这种地步也就停止了，尼采最后也只说到“把哲学从学院里驱逐出去，借此恢复哲学的尊严”。确实学院制度下的哲学系正如尼采所说的到处充斥无聊，烦闷与重复的工作，因为它依靠国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变成了维护国家合法性的一种“卫道士”。这种体会在我进入哲学系后感触尤为深刻，在课堂上面对老师的“宣教”脑海中浮现的念想就只有“专业的学习就是对兴趣的解构”。多年前在我还未进入哲学系，向往哲学系时，一位社会学的同学像我劝告时说到“你若喜欢哲学，就把它当作业余的兴趣”。尼采仍旧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毕竟也有“少数学生因为讨厌哲学课而开始寻求真正的哲学。”
        如果说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让我在人生迷茫的岔路口上选择了哲学，那尼采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则让我在“学术”的磨砺下重新找到一丝激情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