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投资智慧
普莱斯
普莱斯始终践行客户至上的原则，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我们为客户谋利，我们就会被他们眷顾。”
根据普莱斯的理论，不要依靠那些所谓精确的数学方法，面对未知的将来，他们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虚幻的确定性。只要增长还在继续，投资者就应该绑定增长最快的行业中表现最佳的公司。举个例子说明，15年后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情况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用通货膨胀、GDP、人口增长、油价和车价的水平来计算，但这一切全是徒劳，所有你能知道的就是，即使他工作十分努力，他也只能过一种拮据的生活。
这世纪90年代，一些人就是靠这种方法在软件、电子商务、生物基因行业找到了一些超级成长股，他们不是依赖业绩报告和投资分析，而仅仅是购买领跑者的股票。 普莱斯认为，应警惕投入资本的收益下降，这通常通常是公司业绩下滑的标志。
巴菲特
巴菲特指出，银行业是少数几个即使成为行业老大也没什么优势的行业之一。真正重要的是你怎么管理资产、债务和成本。在这些方面，企业的规模实际上并不代表什么。
巴菲特说，在收购可口可乐之前，他闭上双眼，试着描绘它10年之后会成为的样子。
如果放到公开市场上去拍卖，巴菲特的7亿美元所罗门可转换优先股的价值将在8.5亿美元到12亿美元之间。由于他的廉价认购等于稀释了已有股份的价值，他的暴利其实是来自持股人的腰包。
约翰·邓普顿
战争来时，切勿卖股。战争会让货币贬值，却让商品升值，包括这些商品的股票。
公司必须妥善应对通货膨胀，才能有很好的投资价值。广告公司就能做到这一点，邓普顿说，广告公司收入来源于其顾客总广告花费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广告费用上涨了，他们的收入也就相应上涨。
费雪
“我不想要一大堆好股票，只要有几个突出的就行了。”费雪说。他不想成为一个万事通却没有专长，你所能了解的只有一部分，因此要了解的更多就需要专注。
为了更高收益的新公司而减持老公司，费雪认为很难站得住脚。你对新公司的了解很可能比老公司少，毕竟多年下来对老公司了解日益加深，这方面你就可能犯错，因为你不可能同时了解多个公司的重要信息。
如果你觉得这个股票有理由在10年后涨个三四倍，那么即使现在的定价高出了35%，难道还重要吗？要知道也有可能是股价高反应了你还不知道的利好。
费雪说，最愚蠢的就是因为股价涨幅过大而卖出。股价的大幅增长仅仅说明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有吸引力的股票都是涨了又涨的，涨势几乎总是来源于有利的再投资。因此，高红利就意味着较少的再投资，而投资者所追求的长期成长积累的价值也就减少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从来没有管理超过2000万元，以今天的标准就是几亿美元。通过将股票获利的现金分配给他的持有人，他限制了公司的成长壮大，这是因为格雷厄姆不相信自己可以一次处理超过2000万美元资产估值过低的情形。
明确追随格雷厄姆的人也都一直控制管理资金的数目。虽然现在有了电脑处理数据服务和筛选工具，游戏玩起来更容易，但竞争也更激烈的，利润也少了。
马克·莱特鲍恩
通常在新兴市场，一些业务比大多数业务的利润率高，所以就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那些领域，比如只要管理得力，个人银行业务就会很诱人，地方机场往往是大有前途的收费站，品牌制药行业通常也不错，啤酒酿造和瓶装软饮料行业也很好，养老基金行业管理也是很好的行业。
新兴市场投资最终的战利品是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在经济体内有牢固的位置，正成长为大公司，通过协调增长和自由现金流的明智分配，最终会成为地区或世界级的公司。
约翰·聂夫
聂夫认可集中持有几个行业的股票，1988年温莎基金年报中汽车行业占所有行业的22.2%，金融业占37%。年报中持仓最大的10只股票占到了59亿基金资产的一半。
在交易所卖出时，聂夫会非常小心，他总是想要在当天市场走强时卖出，成交量避免占到某只股票当天成交量的1/4，当然如果股票上涨，他卖出所占的交易量就不怎么重要了。
温莎基金在1990财年下跌了整整28%，聂夫跟股东们说，“这是我们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年”。基金投资了银行业14%，汽车业11.8%，保险业8.5%，储蓄银行业6%，聂夫损失惨重。福布斯总结道，“聂夫的组合像是要找医院诊治了。”聂夫甚至收到股东来信，“称他是个白痴，在每个人都说储蓄银行保险要跌时还买进。”
到1994年，温莎基金总资产达到了110亿美元，却只投资了69只股票，聂夫发掘出了几个大赢家。
朱利安·罗伯逊
当他谈到了46岁就从麦哲伦基金退休的是说你得缺少一样东西，他不快乐，没法让别人帮他。林奇一直孤军奋战，林奇是个工作狂，不论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他的生活里甚至呼吸中除了股票，还是股票。
罗伯逊发现大部分非美国公司管理人都不够专注于底线，他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居然没有人真正关心获利能力，这实在很奇怪。”
罗伯逊认为，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股市，主要是得益于美国CEO们对获利能力的关切。但欧洲和日本的这些人就不一定了。
罗伯逊1999年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他的选股策略失效了，所以一旦融资，问题就加剧了。
罗伯逊面临的问题是，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整个体系变得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仅靠他的一己之力已经无法维持。而下放最终权力可不是罗伯逊的性格，而他自己又没有“新经济”市场所需要的灵活性。
最终增长导致复杂化，复杂就导致衰退。炙手可热的基金经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直到他的整个体系崩溃，所以他带着一起毁坏的东西要比刚起飞时多得多。所以罗伯逊的投资者赔多赚少，尤其是后来的投资者。
吉姆·罗杰斯
我们对公司下个季度如何盈利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来如何改变某个行业或是某些股票的命运。如果我们看到的事实与股票的实际市场价格存在巨大差别，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是华尔街所称的“自上而下”的投资方法。
罗杰斯关注的是重大的长期性的趋势，而忽略短期的商业波动。
罗杰斯说：“我一直觉得坐下来自己阅读要好得多，和别人谈话会混淆自己的想法。我就自己坐着，阅读，把事情想通要容易成功得多。”
乔治·索罗斯
无论是反馈还是反射性，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参与者不清楚客观真相到底是什么。而事实上他们自己的行为就是真相本身。
彼得·林奇
林奇通常对杠杆收购很愤怒，因为他觉得这妨碍了公众充分预测价格下跌后会出现反弹。
飞速发展的行业永远是产生竞争的温床，这些热门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扩张，以保持市场份额，于是利润越来越低。
林奇从未担任过部门管理职务，相反，他总是刻意逃避类似的管理部门的责任。
总结
通过投资优秀的美国跨国公司你已经可以有很大的国外风险敞口了，而且美国比任何国家对投资人都友好。
大多时候，那些宏观不可知的概括性论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让我们忽视了具体的、可知的、有作用的分析。所以，把那些大道理留给你的竞争者去烦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