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前言

此次拙著《章太炎与明治思潮》有幸被收入了“章学研究论丛”之中，谨此对该丛书的刊行表示由衷的喜悦。这充分说明了章太炎研究在内容上更为充实，于我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在我志于研究的1970年代，中国近代思想研究还未出现今日的盛况。因为在当时，中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评价尚未定型。但是在日本，则将清末民初看作为新中国的胎动时期，从而对其萌芽以及思想的可能性展开研究。在这点上，与当时尚在“文革”当中的中国完全不同。一般而言，章太炎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思想领袖、民族主义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以及传统学术的大家。虽然与孙文相比，尚远未被世人所了解，但是也有诸如荒木见悟氏的《齐物论释训注》（1970年）以及高田淳氏的《辛亥革命与章太炎的齐物哲学》（1984年）等优秀的研究成果。章太炎与日本的关系，则因为他曾于辛亥革命之前滞留东京，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过交流而早已广为人知。但是，其思想与日本的明治思潮的具体关系尚不明了，其传统学术与思想又有何关系，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课题。换言之，前者的研究课题，是指章太炎的知识营构是否向外界开放。而后者，则是重视真理性的学问与结合现实的思想，在章太炎身上究竟有何关联的问题。
本书旨在探讨章太炎的知识营构与日本明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其学问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通过该考察，明确了章太炎与明治思潮的关系，叔本华对章太炎的影响，以及崎正治与中江兆民对章太炎的影响等三点。
第一点，在日本思想中，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潮非常重要。此点不仅表现在《訄书》重订本诸篇所引的书籍上，也表现在章太炎的用语当中。梁启超与明治思潮的关系早已尽人皆知，而关于传统学术的大家也批判性地对明治思潮加以汲取这一点，则鲜为人知。可以说，章太炎的知识营构是具有开放性的。虽然其“诘屈聱牙”的表达方式与古典素养使其知识世界晦涩难懂，但其知识营构的开放性还是值得重视。章太炎的国学以及民族主义，并非是自闭和排他的。
第二点，在西洋哲学家中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明治三十年代，在日本，叔本华以及哈特曼的厌世哲学大为流行。章太炎对于厌世哲学，尤其是叔本华的哲学较为重视。原因在于叔本华的康德哲学批判以及对印度思想的关心。在章太炎的哲学形成当中，无法忽视叔本华的影响。
第三点，作为日本的学者，崎正治与中江兆民也在知识方面给予了章太炎一定的刺激。宗教学者崎正治的影响，可见于《訄书》重订本。例如“原型观念”这个词便是《齐物论释》的重要概念，源于崎正治著《上世印度宗教史》。此外，中江兆民也通过他翻译的叔本华《道德学大原论》一书影响了章太炎。章太炎曾从反功利思想的立场，探索过自利与利他的问题，而《道德学大原论》则在该问题上给予了章太炎哲学性的启示。即，康德认为善是由“道德的命令”来实行的，但叔本华则批判说，若以“道德的命令”实行则是具有利己性的行为，只是在期待报恩前提下的行善而已，而善行本应为不期待报恩的“恻隐之情”。从彼时章太炎主张克服利己心并宣扬革命道德一点上，可以明确得知，是受到了主张期待报恩为不道德的《道德学大原论》的启发。
章太炎的知识，正是通过与叔本华以及崎正治、中江兆民的碰撞，才具备了开放性的特点。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为全球化初期阶段这一点，尚不足以对此进行说明。正是因为章太炎首先开放了自身的精神，才批判性地摄取了明治思潮以及西洋近代思想，形成了自身的哲学。但是，作为古典研究大家的章太炎，也因为其用词华丽使文章过于古色苍然，而掩盖了其开放的知识营构。在研究之际，将其华丽的外表一层层剥开之后，才展现出与叔本华以及明治思潮的关系。
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在整体的研究视角上与中国不同。如能将其介绍给中国，则会在认识方式上互通有无，或成为推进研究发展的一个契机。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章太炎形象。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小林武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