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一代人的政治任务”
作者：文晗
原载于2017年3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7版
阅读阿甘本的著作时常会让人产生一种阅读《一千零一夜》的错觉。每一篇文章就像阿拉丁手里的神灯，有时候仅看标题也许颇为普通，但你不知道如果轻轻摩挲一下这些文字，其中会跳出怎样神秘的知识。那些谈论先知，卡巴拉，伊甸园，幽灵，天使，圣像的文章，就像那些以无比繁复缜密的手法绘制的波斯细密画一样，精致的经纬里隐藏着无数细琐但又相互指引的纹理，对那些兴趣盎然好奇心旺盛的求知者而言，阿甘本的文本本身就像缓缓打开的藏宝图。
“同时代人”
正是因为阿甘本对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电影、科学等各种不同知识门类的探讨，使得他的哲学思考总是在浸入时代精神的同时，又能够出乎时代的限制而拥有一个超然于时代之上的广博视野。如他在《何谓同时代人？》中所言，“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当然，即便与时代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某些才智之士可能还甚为鄙视这个时代，但对一个明智清醒的人来说，他也同时能够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时代”。
阿甘本本人，与我们这个时代就处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他既依附于我们这个时代，他的书不仅在欧陆地区甚为流行，其英译本的出版速度几乎已经快到要与原版同步，而他本人，也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同时，阿甘本之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如此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与时代保持着距离，他并没有迎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时代的偏好与习俗。看起来，他所擅长的对于各类术语的词源学分析，他对各种知识的谱系学考察，他沉潜其中的古希腊哲学，犹太教教义，伊斯兰教法，基督教神学和现当代哲学，艺术和文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谷歌deeplearning机器人，VR技术和大疆无人机包围中的现代人而言，确实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然而，正如阿甘本本人所言，“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要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
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现代，首要的事情就是要理解现代之前。理解那个塑造了我们如今这个时代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并非尽善尽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并不是一个历史终结之点，并不是乌托邦实现之地。那我们就有必要超出眼前的现时代，去思考另一种可能，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并非空想，而必须植根于我们对过去的深刻理解。“这种考古学，并不是要回归到历史上的过去，而是要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意味着过去所隐含的另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事实性的层面上已经不可再经历了。那么，“成为同时代”就意味着，回归到我们有可能所身处的当下，这一当下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正在经历的当下。如果说现在的当下是被光所照亮的场域，那么，成为同时代就要求我们去凝视那光亮背后隐藏着的黑暗，凝视黑暗中可能有的光亮。这同时也让我们既凝视着所身处的时代，又总是与时代处在若即若离之间。
渎神与神圣
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的任务
对过去的凝视、回望和经历，极其鲜明的体现在阿甘本对“渎神”（profanazione）这一概念的辨析上。
实际上，渎神在阿甘本的哲学中是与“神圣的”（Sacre）概念相对的。而神圣人（HomoSacer）正是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但与通常印象相反的是，在阿甘本的哲学中，所谓的神圣人，并非多么光辉伟大正确的形象，而恰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神圣人，指的是那些因其献祭而被从人的法律当中移除、隔离出去的人。这些被献祭的人作为祭品而被排除出世俗法律的管辖范围，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赤裸的，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生命。处于这种状况下的生命，人人都可以不违法地杀害它。阿甘本用神圣人这一概念，想要表达的实际上恰恰是在现代治理术的管制下，被统计学变成数字，并加以区分的纯粹生命。
现代社会所赖以维系的民族识别，种族识别，身份识别等等各种技术，无不是神圣人的世俗化实践。而这一实践最为极端而恐怖的应用，则体现在纳粹大屠杀上。通过将一个种族从其他种族中区分出来，并在其上贴加各种标签，再以最为高新的生物技术佐证，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合法政府，就能名正言顺地对一整个种族展开屠杀。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恐怖之处。
而在阿甘本看来，这样一种建立在种族识别基础上的大屠杀，其来源恰好就是作为神学概念的神圣人。如阿甘本所言，“神学概念的政治世俗化不过就是把天国的君主制替换为尘世的君主制，而丝毫不触动它的权力。”因此，对阿甘本来说，世俗权力实际上不过是降维了的神圣权力。其运作机制和结构并未改变。
而渎神这一概念，恰好是阿甘本由此出发所设想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渎神礼赞》中，阿甘本说道，“如果奉圣（sacrare）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把事物移出人法的领域的话，那么，反过来，‘渎神’就意味着使这些事物回归人的自由使用。”这种自由使用，在阿甘本看来，是把各种事物从其本身的目的中解放出来，而使其进入每个人共同的使用当中。如果说传统宗教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将各种不同的事物和人，根据其不同的目的而置入不同的领域中作为工具来使用的话，那么，阿甘本所设想的这样一种渎神，恰好是要打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工具价值，而将所有事物交付给每个人共同使用。阿甘本由此认为，“亵渎不可亵渎之物是将来一代人的政治任务。”
现代社会之被祛魅，并非真的因为技术和工具理性已然杀死了上帝。这只是一个诸神隐遁的世界黑夜时代。而近年来意大利哲学界和法国哲学界的勃兴，涌现出如阿甘本一样带着复魅气息的学术思考，无疑给我们日渐技术化、经院化、程式化、意识形态化的学界，带来了极富挑战的可能性。当然，学术理论的抽象可能性，对处处受到同时代限制的时代人而言，也许终究只是“准时赶赴一场必然会错过的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