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布鲁图

萧一山的史学传记,《曾国藩传》，引用大量史料，以一个清史专家的视角来介绍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和主要事迹。在我尝试通过这本传记去理解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显赫而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时，我联想到一位与他所处的时代、地域、文化环境相去甚远， 但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古罗马共和国末年的著名政治家布鲁图。我在英文课上读莎士比亚悲剧《裘利斯. 恺撒》时，深入研究了布鲁图这个人物。 通过比较这两位历史人物，我对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

曾国藩的一生曾被人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而布鲁图既是罗马元老院中的重要议员又被认为是“最高尚的罗马人”。可见，他们同是所处时代的国家栋梁、严于律己的典范，并都成就了非凡功业。 两人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曾国藩和布鲁图都非常注重修身律己、完善自我，力图成为他们各自时代的“圣贤”。曾国藩一生尊崇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体系，坚持道德修养，常常自省，严格自律。他在每天的日记中都会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自觉遵循儒家学说的规范去处世为人，说话行事。他的家书里体现了他为人处事和治学、治家、治国的智慧。布鲁图是罗马共和国开国重臣的后代。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信奉他视为比⾃己生命更重要的理想——荣誉、哲学和共和国。他所做出的每一次举动都由 “⾼贵、荣誉、责任”而起。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西塞罗曾将布鲁图描述成罗马年轻⼀代中最优秀的一个，认为布鲁图不久将成为整个国家中最优秀的人。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裘利斯. 恺撒》中专门通过描写布鲁图对仆人、妇女等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关爱有加的细节刻画他良好的教养和高尚的品德。正由于他们二人对自身修养的严格要求，使他们在处事、治学、治家、治国方面都建立了不凡的功业，做到了“立功、⽴德 、⽴⾔三不朽”。

其次，曾国藩和布鲁图都生于国家动荡变革的时代， 而他们又都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挽救国家。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处于由盛世到没落、衰败的转变。曾国藩训练湘军，平定天下, 给清朝带来了“同治中兴”。 身为共和国缔造者的后代，布鲁图毕生以“共和”为理想， 把共和国看成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然而，他所处的却又是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时代。面对危在旦夕的共和国，他以阻⽌专制、拯救共和之名，刺杀了对自己有恩的恺撒。 后来在内战中又加入共和派与恺撒支持者的战争，直到战败后自杀身亡。有趣的是，两人虽然开始都是一介书生，却出于挽救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卷入战争，成了战争指挥官。

曾国藩和布鲁图都是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章太炎曾经总结人们对曾国藩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可见赞誉与诽谤是如何矛盾地集中在曾国藩身上。虽然有像梁启超这样把曾国藩奉为“立功、⽴德 、⽴⾔三不朽”的，但也有许多人因为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天津教堂案等事件的处理，将他视为 “民族罪人”。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也提到“剿捻军、办教案二事使得曾国藩一转瞬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却变为谤议纷纷，不得国人谅解”。同样地， 两千多年以来, 很少有历史人物像布鲁图这样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 有史学家把他描绘成 “一个思想品格完美,有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的人” 。莎士比亚、伏尔泰等人笔下的布鲁图也都是高尚的理想主义者， 无私无畏 。而另一方面，14世纪的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却以背叛恩人和好友的罪名将布鲁图与撒旦和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一同置于地狱最底层。曾国藩和布鲁图充满争议的一生都是源于他们复杂矛盾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动荡时代。他们的自身修养为常人所不能及，达到很高的境界，但他们一旦为了国家和理想陷入道德困境时，又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道德理念的事。 比如，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杀人如麻”，与他儒雅的书生形象完全不同。 布鲁图视荣誉为生命， 但为了“拯救共和”，又谋杀了自己的恩人。他们希望以个人力量挽救旧制度， 但却没有意识到旧制度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历史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是他们严于律己、为大事业献身的精神和理想值得我们尊重。他们在追求完美理想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事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人格的光辉。 他们既被人摆在神坛上，又被人判到地狱底层，但其实即高尚又充满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曾国藩和布鲁图才是更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