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局限和人类的未来

现在，人们都在关注沈阳、王攀以及众多被逐渐从在堂皇的学术权力结构中隐藏着的性剥削事件，我以为这和从好莱坞刮起的Metoo旋风一样，前者或许是中国理性精神发展上的一个萌芽，而后者可以作为人类理性精神进步的一个标志。

单独把理性列出来，就是因为，理性是人类自身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慢慢发展出的一种思想上的认识。比如，可以看到，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最为绚烂的一瞬（之一）的古希腊文明，也可以在算上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孔子时期所谓的轴心时代，甚至那些在全部人类当中那些最为杰出的头脑，都尚且不能赋予女性以一种和男性平等的地位，更有谁能够关心女性在性别关系、在社会制度中被剥削、被损害的命运？在中世纪的一些哲学家笔下，在那些发展得最先进或富裕的国家里，不还是把妇女和儿童看作男人的财产？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特别是在一些赋予了人们最多自由的国家里，社会机构可以介入家庭，保护那些弱小而无法保护自我、只能忍受坏父母从生理到心理残害的孩子们，保护在婚姻中受到男性冷酷暴力摧残的女性；甚至，人们还开始关心其他弱势群体们的不幸，比如同性恋，生来低智商的不幸的孩子们，还有那些精神上出现障碍（生活无法自理而流落街头）的人们。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变化？必然是知识的积累。并非是说，相比过去的人，现代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了，因此在较高的精神需求上开始表现出人文关怀。当然，这个因素在文化上确实有所影响。在匮乏的生存环境中，人的利益动机变得非常的强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总是对键盘侠嗤之以鼻的原因，认为这些侠客在网络上大喊大叫只是因为安全，在现实中一旦有利害关系就吓得噤声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一些头脑聪慧的哲学家，也不知不觉受自己利益相关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偏见。就如同霍布斯，（非常可能）由于小时候受人欺负存在心里阴影，就认为人类是一个相杀而绝不会相爱的族群，因此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强制所有人和平共处，不惜以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我感觉很有幸生活在2000年左右这个知识较大进展的年代而不是更早，虽然我也感觉有点不幸没有再晚一万年再出生。回头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于女性的歧视，不外乎是认为女性头脑和智力不佳，内在是质量比理性差的感情之灵魂。但是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来看，实际情况是，女性和男性确实有人格偏向，这是因为性别的角色本来就存在差异，但是在智力上不说相同也是相当。也就是说，我们看待女性和男性的态度，就应该如同看待两个进入不同生态位的对等物一样，不存在优劣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就可以坦然地讲，男女两性不仅要求平等，它还就该是平等的。所以，超越了思想巨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今天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也会意识到，应该给予女性以一种和男性平等的地位，这种认识和要求，在全世界的许多族群中都已屡见不鲜。

但是，理性并不是人类的全部。谁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不过是说，人类身上存在一种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精华元素，那就是理性。但是人类本身，并不能很好使用和掌握这种理性元素。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也从未真的把人当成完全理性的动物，否则他就不会在《政治学》中哀叹，民主是个很坏的政体，而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然而最好的选择却不得不是民主政体。这是因为，由那些最出众的人来统领大家，必然会有一种最好的结果；民主政体却是一群普通人来统治，能有什么好成果。然而，伟大的贤哲，却不肯去占有权力；而那些热衷权力追逐权力的人，却多是小人或奸人。在后来的经济学中，人们还曾以为，人们在面临抉择时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不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甚至还往往受到一些错误本能的推动。各种社会和经济现象使得一些人又走向一种对人类理性的失望，而怀疑理性的存在。从康德提出纯粹理性，有几个后人认同他的？人们都摇头叹息，认为他的这个理性虚无缥缈。人们看不到康德所说的这个理性，所以往往否定或曲解他的意思。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以为无知之幕后的人的行为就处于一种纯粹理性的状态；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引用别人的话质疑是否小人和坏蛋也是根据纯粹理性来展现自身；Tinder却是担忧康德的纯粹理性太过沉重和冰冷。这些都是人们对“理性”本身的误解。

现在，知识的积累已经使得我们从常识思考推进到知识思考的时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斯宾诺莎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正是代表了人依靠大脑的常规能力进行思考所能达到的极限。笛卡尔在思考真理时，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他找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a thinking thing。他的做法是，真开眼睛看世界，闭上眼睛反观内在。在外界，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这些是否可靠呢？显然不可靠，我们看到太阳很小，但是我们知道它其实很大。这样，senses给我们的信息是不可靠的。那么内在呢？内在，显然有一个正在看的thing，这个thing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肯定有一个thing在看。笛卡尔正是以此为阿基米德点，推理并打造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大厦。康德进一步分析说，内在我们能发现感受流、观念流，但是这些是“我”吗？都不是。有一个东西，康德说，把这些感受、意识和信息流整合起来，并且使得人类把自身从其他一切对象分离开来，就是理性。但是存在一种通常所见到的“大众理性”，是有限理性，甚至往往是一种工具理性，人往往使用这种理性工具来实现他们非理性的目标，比如争权夺利，这些是本能驱动的。还有一种所谓理性存在者所有的理性，一种唯一的、至上的理性，一种等同于最基础的原则和原初推动者的理性，就是纯粹理性。实际上，康德这个问题只是提出的角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是常识思考中常见而可以理解的问题。可以说，康德所说的这个纯粹理性，实际上就是波普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口中所谓的truth。到此就可以结案了。

知识对常识的改写可以说是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假如说，理性仅仅用做一种实现欲望的工具，那么人类的未来往往就会像科幻电影中所刻画的那样，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发展出来的科技由于能量过于巨大而导致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损坏和毁灭。试想一下三胖发展出超级武器所造成的动荡，以及一些宗教生产出来的恐怖分子如果有了超级武器所能造成的灾难，且不说还有隔三差五冒出来的精神变态者对人群无法预料的屠杀。现在，知识的积累使得理性能够对人自身、对社会制度有更多、更深的理解。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开始更完善地建立起来，我们能够看到和理解有些无论是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比如男人倾向于多偶猎艳的性本能，还是来自于文化习俗，比如女性千年甚至万年以来的屈从地位和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或者是一种利益交易，比如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性交易行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觉得，人类有希望变得更文明，正是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而产生一种更好的思考和判断，通过建造一种更完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实现的。这就使得教育和知识必须是开放的，必须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接触知识和学习知识的条件。任何在教育体制内的限制、钳制和灌输行为，都是一种犯罪（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这么说）。

我们可以脱离本能和利益，走到道德甚至美德上来。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在师生关系中，就和医患关系、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组织结构中的上司和下属关系一样，存在一种地位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会造成什么问题？在这种不平等中，任何一个双方“自愿”的行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自愿”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师生恋行为，如果不是明显的剥削，也是潜在的剥削行为。双方不平等条件下达成的自愿同意契约，都可能是有问题的契约。我不是说不存在这样一些好人，虽然他们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依然会公平甚至更加照顾弱者一方。我非常相信有这样人存在，虽然我们同样有铁一般的事实在提醒我们不能高估人类，因为正如《窃听风云》所揭示的事实，“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引自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141686/）”但是，至少目前为止，这种是例外，这不是人类常见的行事方式。人类内心最大的驱力来自本能，来自个体获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代表人类最多文明、人类最大知识占有的大学里面，在学术界，在知识分子身上，依然存在许许多多追逐利益的行为，无论他们是通过对学生的利益或性剥削，就如西安交大博导事件、南京大学博导事件，以及在这偶然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下其他无论是中国国内大学还是全世界的大学内众多隐藏着的通过权力剥削弱势学生的各种行为，以及学术界内的各种勾心斗角、各种imposters、各种学术欺诈、打压和装神弄鬼的不端行为。更不同提在赤裸裸利益争夺的公司和政府机构组织内部的各种欺压、伤害和腐化行为。

有些人会说，在师生性交易中，学生也得到了好处，这对于他们来是在某种程度上被justify了。非常明确，这就是典型的利益观，在利益的基础上看待一切。我认为，这是一种足以令人类感到耻辱的价值观。人类如果仅仅以利益来衡量，就是还停留在动物的水平；这不是对动物的侮辱，因为假如一个动物具有人类的理性，恐怕也会羞于与人类为伍。且不说个体对自身的超越，知识对直觉的超越，理性对本能的超越，就像苏格拉底和康德那样理性控制本能，就像德里庇乌斯（.）和梭伦那样不愿做僭主统治自己的同类。至少，我们应该去关心那些在某些环境中处于弱势的人们的地位，关系他们所可能受到的损害；我们应该去留意那些处于强势、有种握有权力的人对其他的人可能造成的损害。我们不仅要超越基本的利益观，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就如同在这种师生关系的剥削中，我们就该知道，在学生身上所产生的崇拜和欣赏，是一种对学术、成就和知识的自然崇拜，也就是说，在学生身上所产生的一种在性关系或其他关系上的同意（就如西安交大的女博导和男学生），只是一种自然反应，即使不提学生在关系中受利害胁迫或诱惑所被迫接受的条件；而这些资源拥有者、权力拥有者，就是利用这种自然反应来达成一种对方或愿意或受迫的接受，以抑制他们可能的反抗，来从学生身上获益，来剥削这些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师生恋”是一种美化了的说法，是一种处于权力地位的优势方所乐于把二者不对等地位抹平，把其中的剥削关系掩饰为一种正当关系的遮幕。且不说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优势的教师一方是心智更为老练的人，处在弱势一方的学生却是无论在历练还是心智上都处于更不成熟的地位，特别是在爱情和婚姻关系的问题上。正如人的众多本能一样，比如人身上的权力、名声和成就，都能形成一个光晕（心理学上光晕效应），使得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处于一种很容易受到诱惑或屈从的位置，同时处于这种能够轻易剥削获益的诱惑面前，处于优势的老师、教授和其他什么人也可能会受本能驱使而去占便宜。我相信很多老师都面临过这种诱惑，但他们很自律，他们没有这么做。但是如沈阳之流，这类缺乏道德而为获益不择手段的人，就会变成狩猎者。

康德和许多其他思想者，总是想寻找一种律令，无论是目的论还是道义论，来预先规定人类的行为，来超越层次低格局小的功利主义。实际上并不需要。到今天，文明的发展足以给出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仅仅追求功利及其最大化，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类，丢不起那人，而是，在利益之上，在福利以上，要首先有一种对美德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