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怀疑》读书笔记整理
辛普森案宣告了一个“罪人”之人无罪，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主审法官兰斯伊藤都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他杀了妻子。国内也经常举辛普森案的例子来指桑骂槐地批评“资本主义民主”，这常常见诸政治思想教科书。辛普森是否有罪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能按照公众朴素的感情作判断，故笔者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正义女神是蒙眼的，她不理会道德与伦理，排斥“朴素的正义情感”。按照奥斯丁的观点，法律自身是一个完全自足的庞大系统，法律有自己的视角去审视判断事件。凯尔森也认为：法律与伦理道德是泾渭分明的，道德判断不会出现在法律这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里。我们心目的“好人”和“坏人”仅是单纯的伦理认知罢了，法律并不考虑。
1．美国陪审团的构造：不服从权
我们先审视一下美国司法制度的构造，特别是陪审制度。英美法系采用对抗制和当事人主义，司法是当事人与行政权对抗，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对抗。在英国陪审制度下，陪审团仅参与事实审，确定三段论的小前提；专业法官负责法律审，适用大前提最终得出结论。如法官认为陪审团的认定失实，有权裁决推翻不予采信或提请再审。美国陪审制度在英国陪审制度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组制衡：民主与公共权力的对抗，意味着司法不仅是当事人与行政权的对抗，也是民主对公权力的挑战。
陪审团有使得法律无效的权利，即便陪审团做出的无罪裁决看起来是基于大量有罪证据而做出的，法官也不能否决之一裁决
陪审团反对的是法律的程序，而非实体，如陪审团不认同法律，他们也可以径直认定法律无效。如采美国陪审制度审理于欢案件，陪审团可以直接裁决中国的于欢无罪，法官也无权阻碍；即便一切证据都合法确凿，于欢成立防卫过当无疑，法官也无法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美国陪审团制度体现了美国宪政的不服从权和抵抗权。如果陪审团认为适用的法律是一部恶法，有权抵抗。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对（保障权利）的目的产生消极作用，那么人民享有推翻政府的权利！——《独立宣言》
2．金钱是否会对判决产生影响
控方必然占有更多资源：人力资源，技侦、警察、检察官；有权豁免证人，甚至威胁证人；跟着一群做伪证的警察。实物：控方占有并能够调动的资源和预算比辩方多得多。控方代表民意，具有先天的正义优势。法官大多是检察官出身，往往偏袒控方。故无论辩护团队再怎么强大也无法超越检方，而于之抗衡。
不受挑战的控方，与收到拥有创建平等竞争环境的辩方积极挑战的控方相比，发现真相的可能性极小。如果正义是为了保持天平的平衡，辩方必须拥有与控方同等的资源。
金钱无法治愈绝症，对罪行清楚证据确凿的被告而言，金钱也无法买来无罪判决。
辛普森花重金组建了梦幻律师团，由全国最顶尖的律师组成，包括作者德肖维茨。在审理中，律师团指出了检方的严重证据瑕疵和违法行为，才让陪审团做出了无罪裁决。德肖维茨承认，强大的律师团有较大作用，如果不是律师坚定地寻觅证据瑕疵，揭露伪证，恐怕辛普森已经坐上电椅了。中国诉讼法似乎患有恐律症，故刑诉法、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多委托两人，似乎很担心律师团出现在法庭上，哈哈。
德肖维茨同时承认：重刑罚的锋芒往往针对贫困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雇佣律师，进而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面前如同蝼蚁，这也是极大的不公平。但借助OJ案鼓吹限制富人预算的举措绝不能扭转此种不公平。证据比律师的巧舌如簧更重要对辛普森案而言，金钱发挥了作用；但金钱未必买得到无罪的判决，除非事实模糊足以产生无罪解释的程度时，才能买来无罪判决。
3.非法证据和“合理怀疑”
在预审时梦幻律师团指出了大量的非法证据：
（1）帕瑞缇护士的证词。护士在预审中，宣称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7.9-8.1毫升的血液。但她在被询问中，含糊其辞，无法准确回忆体积。控方只能解释其中的6.5毫升的，出示了讨论录像：护士仅抽取了6.5ml，但陪审团对控方的解释持怀疑。
（2）福尔曼和其他警察的伪证。警察声称进入辛普森的住宅是为了告知他前妻的死讯，但他们是翻越围墙进入的，这一点不符合常理。陪审团成员以非裔居多。了解过警察篡改伪造证据，不端行为。而且，福尔曼警官是种族主义者，给陪审团留下的不好的印象。
（3）沾血的袜子。1.5毫升的血液消失；袜子的血迹含有抗凝剂，而血液是不可能有此类物质的，证明是人为滴入的；迈克尔巴登与德肖维茨在实验室里，亲眼看过袜子，发现并无血迹，但此后神秘沾了血迹；如果是溅到袜子表面，血迹应该不会呈现于另一面，但袜子两面均有相似血印；袜子未沾到来自犯罪现场的其他物质；DNA浓度高，但袜子在自然环境里较久，却未产生损耗或讲解；
（4）手套。控方未给出合理的解释。手套是福尔曼搜集的还是伪造的？陪审团认为：基于他的人品，因此他的证词是不可信的，更愿意相信他伪造了证据。包括白人陪审员均认为手套证据可能是伪造的。疑点：手套是潮湿的；手套附件的草地没有沾上血迹；手套不适合辛普森；手套有白人的毛发（不是来自福尔曼的）。
荒唐的是，就连把“排除合理怀疑”发挥到极致的美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合理怀疑”的含义非常含混，判例认为：“不会比陪审团更清楚”，等同于未回答。“合理怀疑”只能见之于个案：“在对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进行全面的比较和考虑后，陪审团不能说自己对被控告的事实到达持久确信有罪。”德肖维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定义了“合理怀疑”：
我点餐，点了一盘意大利面。我在吃的时候发现一只蟑螂，我随即又发现一只。我仔细观察一盘面，说：有13只蟑螂，这毫无意义。如果你发现一只，它就在那里，这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只要我们相信控方的某些证据被故意篡改过，我们就应该怀疑其余证据。
非法证据也称毒树之果，各国均在诉讼中予以排除，许多国家甚至直接写入本国宪法中，与“无罪推定”原则并列之，如《日本国宪法》：
第三十六条 【禁止拷问及实施酷刑】绝对禁止公务员施行拷问及酷刑。
第三十八条 【对自己不利公述，自供的证据力度】
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
以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过非法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
任何人如果对自己不利的唯一证据是本人口供时，不得被判罪或课以刑罚。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源于英国，但英美两国采用不同态度，英国只是单纯摘果但不砍树，排除特定项目的证据，甚至在其具备一定真实性的前提下予以采信。美国则“既砍树又摘果”，直接完全排除，意味着只要有一项证据存在违法取证，意味着全部证据均是违法的，故直接否认。司法权不仅仅是对犯罪行为人给予制裁，更是对行政权利进行监督，这一点体现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笔者尝试归纳一个定义：让你确定无疑地认为被告是有罪的，实质地将无罪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辩护方和被告人。
马尔普诉俄亥俄州政府案确立了：法院必须排除借助违宪手段获取的证据，此判例却导致了警察伪证的泛滥，因警察必须借助证词来补强搜查行为的合法性。该宪法判例无法自动执行，需要法官执行，但法官群体基于公共利益或纯粹的政治目的而默许伪证。法官们对此大多持仁慈态度，认为：伪证是可接受的，乃至必要的。加之法官从未应采纳伪证而受处罚。
4.辛普森案对警察伪证的修正
辛普森案件前，伪证已经成为美国司法制度的必需品。警察受过专门训练，加上警察与检察官之间相互包庇（潜规则）。检察官对此视而不见，从而暗中鼓励。因为惧怕警察告发自己，因此检察院往往予以放纵。对于辩方而言，证实侦查阶段的伪证非常困难，难以被证实：因为检察彼此会袒护。根源在于：结果成为了手段正当的理由，程序沦为了单纯的工具。德肖维茨曾尖锐指出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但遭受了来自政府，同行、普通民众的谴责。
辛普森案成为改写警察伪证的前奏。如果在预审期间，警察说出了真相，法官或许可以认定加入院内提取手套的搜查是合法。如果裁判者不正视警察伪证，陪审团考虑这个问题。辛普森案陪审团主要是黑人，因而他们不愿相信“陈述流利的白人警察”。伪证的影响：侵害自由，对法律执行不利
5 陪审团：种族（racism）
辛普森案中，12名陪审员8人是黑人，只有2名白人，其余为亚裔或南美裔。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因为黑人遭受白人歧视，故必然同情黑人被告，做出有罪判决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非裔陪审员做出有罪判决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们需要顶着种族压力证明自己没有偏袒特定种族，做出有罪判决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换成了白人为主的陪审团，白人会基于内心的“政治正确”偏袒被告。事实上，以非裔陪审员为主的陪审团是检方所希望的，因此检方事先将案件移送至洛杉矶法院审理。
6 辛普森案引发的社会思考
（1）辛普森案引发了许多法律制度改革的诉求，如：取缔陪审团，采用职权主义模式；降低合理怀疑标准的盖然性标准，采用更简单的证据标准；限制律师费用等。
每一次，越容易定有罪之人的罪，相应的越容易定无辜之人的罪。美国司法制度并非完美，但没有从根基上被破坏，再说了辛普森案是经历了正义的程序得出的。
（2）陪审团可能左右审判，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借此主张引入职权主义模式。贪污的官员、糟糕的议员也是普选的，但为何没有人反对普选制度民主制度？
以我的经验，多数陪审团比法官表现得要好。他们更诚实，更少受外界干扰，更真诚地审理。法官是选举的，或终身任命的，他们受权力的影响较大，权力完全能左右法官，但无法完全左右陪审团。
（3）关于媒体与司法制度。我经常上庭审直播网观看记录，发现了许多司法制度的龌龊：法官穿着短裤坐堂审判、律师直接向法官行贿、法官趴在桌子上睡觉等等，公开有助于司法者的自律。
在民主体系中，公众有权看到制度的运行和停止运作。摄像机通过公开保持制度的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