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八月迷雾》，最全的干货总结
作者：罗伯特·多梅斯
1944 年8 月8 日下午3 点半左右，柏林人民法院判决多位参加7 月20 日起义的领头人死刑。这些想要推翻希特勒政权的男人不久之后将被处以绞刑。同时，在柏林以南大约600 公里的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14 岁的男孩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那天深夜，他被打了两针吗啡，这使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他也被处决了，他也是希特勒政权的牺牲品，他不是英雄，却是一个反抗当局、不向希特勒政权屈服的人，他的名字叫恩斯特·洛莎。他没有出现在历史书中，但他的生命历程恰恰反映出纳粹虚伪、反人类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恩斯特·洛莎一定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还是一个幼童就要和父母、家人分离，被送进孤儿院。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从一家孤儿院被移送到另一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最终会被送进一家疗养护理院，而那里生活着的全是严重残疾以及最重度残疾的人。也许他最终意识到了答案，那就是：他妨碍了别人。他和社会不协调。他不能做到人们期望的样子。他没有价值，不被需要。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八月迷雾》是一个少年的传记，他1929 年出生于一个流动小贩的家里。1933 年，他的家人受到纳粹独裁政府的监视，刚满4 岁的恩斯特·洛莎被迫与家人分离。他在一家孤儿院长大，在那里长成了一个难以被教化的男孩，偷窃、撒谎，一再扰乱秩序。10 岁的时候，修女们把他送进了纳粹教养院，即使在那里恩斯特也没有屈服。一个女鉴定人把他称为“反社会心理变态者”。两年后，教导员们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即使这个男孩既没有残疾也没有精神疾病。1944 年8 月，未满15 岁的他在疯人院里因被注射大剂量吗啡而死亡。
2002 年夏天，时任考夫博伊伦区医院院长的米夏埃尔·冯·克拉纳赫给了我恩斯特·洛莎的医疗档案。我需要阅读它们，并且或许会为此著书。但看完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故事太悲惨、太抑郁，让我一点儿都不想写。但我最终还是写了，因为有两样东西让我放不下：
一是这个男孩的照片，拍摄于1942年考夫博伊伦疗养院。我被他的目光深深吸引。男孩的目光里充满了渴望、斗争的乐趣、迷茫和固执、机灵和忧郁、好奇和恐惧。
另一个触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恩斯特·洛莎必须死？我不是第一个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人。“二战”后，美国人率先做了调查，他们在1945 年审理了考夫博伊伦／伊尔塞疗养护理院谋杀病人的事件。在询问工作人员的过程中，他们一再听到恩斯特·洛莎这个名字。美国人从众多被谋害人的档案里找出了这个男孩的资料，更加仔细地调查这个案件。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大量荒谬的事情，在后来起诉责任医生和护工的诉讼程序中，他们把谋杀恩斯特的案件作为先例审理。他们首先询问：为什么一个既没有身体残疾又没有精神疾病的男孩要被送进像伊尔塞这样的“疯人院”？里面关着的可都是重度残疾和多重残疾的病人啊。为什么他会在死亡名单上？据实施谋杀的医生们说，他们只是要消灭所谓的“无生命价值的人”和“白吃饭的人”。战争结束四年后，也就是1949 年夏天，这些问题在奥格斯堡的一家刑事陪审法庭上进行了讨论，但是美国占领军和德国司法机构都没有找到答案。
该事件看起来相当简单，从男孩的医疗档案中可以读到相关说明。上面写着：恩斯特·洛莎“来自吉卜赛家庭”，他是“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心理病患者”。这两个标签中的任何一个在1944 年的纳粹德国都意味着死亡。当时的死亡名单上全是被希特勒政权迫害、关押、谋杀的人，而“吉卜赛人”和“反社会分子”又排在这份名单的前列。此外，男孩的鉴定书上把他称为“冲动”、“特别显眼”、“无法教化”、“偷窃成性”、“不适应集体”和“罕见的尤为病态”的孩子。具有这些属性的人在第三帝国的疗养院里最为危险，是针对病人的集体谋杀的优先牺牲品。
在恩斯特·洛莎被杀害近60 年后，我开始搜集他的生平故事，这个调查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四年多。我越是深入了解这个案件，就面临越多的问题。
结果表明：恩斯特·洛莎不是吉卜赛人，他并不来自辛提家庭或罗姆家庭。他既不残疾，也没有精神疾病。即便诊断书上说恩斯特·洛莎是“心理病患者”，但它最终被证实只是个笑话。它除了说明这个男孩行为突出外，什么也证明不了。因此，恩斯特·洛莎的事件揭露了谋杀犯的谎言，这个事件是希特勒政权种族妄想和精英妄想的明证。它证实了，对于这个谋杀——以及成千上万的同类型谋杀——只有一个解释：肆意妄为。杀害一个少年的原因是随意的。恩斯特·洛莎必须死，只是因为主任医师或者行政主管想要这样；因为他不符合他们的体制，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因为他看到太多或者知道太多；因为他是围墙后罪行的可能证人；因为他偷了太多东西；或者很简单，因为他在这个名单上，而名单上的人都必须被“处理”。安乐死（原文为希腊语，意思是“尽可能美好地死去”），被纳粹称为“慈悲之死”，但事实上完全不仁慈。
然而，战后案犯们只受到了极轻的惩罚。考夫博伊伦疗养院的院长瓦伦丁·法尔特豪泽医生只被处以三年徒刑。儿童部的女主管米娜·韦尔勒，18 个月。伊尔塞的护工保罗·海瑟雷，一年。女子病房的女主管保利娜·克奈斯勒，因为她之前还参与了另一家疗养院的安乐死事件，最终被判四年监禁。行政主管格奥尔格·弗里克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伊尔塞的主任医师加特纳博士在1945 年美军进驻的时候在办公室上吊自尽。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司法机构的宽容令人费解，毕竟这关系到上百名被谋杀的病人。很显然，司法机构对于查清罪行和处罚案犯兴趣不大。美国占领军调查结束后，该案件被移交给德国司法机构。1949 年，被告们因被控集体谋杀罪站在奥格斯堡的法庭上。经过三周的审讯，谋杀罪名却没有成立。疗养院的院长法尔特豪泽由于“唆使同谋实施了至少三百例谋杀”而被判刑。对于其他被告，他们的罪名也只是“协助谋杀”。所以，虽然战争后期有2300 多名病人在考夫博伊伦和伊尔塞被谋杀，但是在这起谋杀事件中却没有主犯，只有帮凶。根据司法机构的判决，该案件直到今天仍是没有主谋的谋杀案。
法院最终也没有查清恩斯特·洛莎谋杀案的实情。针对这个男孩，当时下处决命令的院长法尔特豪泽在法庭上做了如下陈述：“根据我的判断，他是一个严重的反社会心理病患者……出于同情可以这么说，这个孩子将在牢狱中度过一生。除了不停地偷窃外，他还一直纠缠周围的人，虐待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善，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更加糟糕……综上所述，他患有精神病，再也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
其他被告进行陈述时，自相矛盾，互相推诿责任。保罗·海瑟雷和格奥尔格·弗里克只承认，当保利娜·克奈斯勒给男孩注射致命药剂时，他们在场。而这位护士则一再否认她参与了此次行动。他们中一直有人——可能三个都是——在撒谎，而法庭听之任之。
为了公平起见，恩斯特的家人没有到场。他的两个妹妹阿玛利亚和安娜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却在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她们哥哥的命运。他们的爸爸克里斯蒂安·洛莎于1936 年被捕，被关进了达豪的集中营。文件上的监禁类别写着“义务劳动”，这是纳粹的惯用手段，为的是对所谓的“不合群、不愿意工作的人”进行恐怖统治。家人被告知，克里斯蒂安·洛莎在酒馆里痛骂纳粹政权。其他的说法是，他倒卖衣物配给证，而这是被禁止的。1938年年底，克里斯蒂安·洛莎从达豪被释放。那之后的近三年，他毫无音讯，只在孩子们的孤儿院出现过一次。1941 年10 月，他在纽伦堡再次被捕，被流放到福洛森堡的集中营，罪名是“再次犯罪的预防性囚犯”。这罪名听起来无关紧要，但在纳粹术语中却是极其严重的。这意味着，这个男人又一次作为居无定所者或者流浪商贩被抓获，因此克里斯蒂安·洛莎在集中营中处于最低等级。
半年后，1942 年5 月30 日，克里斯蒂安·洛莎死亡，年仅35岁。党卫军驻地医生给出的死因是“肺结核并发心脏衰竭”。
直到今天，恩斯特·洛莎的两个妹妹既没有获得赔偿，也没有得到道歉。而国家对于案犯却更加宽容。针对判决，从前的疗养院院长法尔特豪泽于1949 年被宣布无服刑能力，不必入狱，并在五年后被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赦免。
这本传记小说的目的不是要评定司法机构的过错，我也不想事后给任何人定罪。对我来说，我只想尽可能忠于事实地、生动地叙述恩斯特·洛莎的一生，让他以另一种方式被公平对待。然而这被证明相当困难。因为虽然“恩斯特·洛莎事件”通过法庭文件被相对翔实地记录了下来，但是关于男孩的出生、他的家人和他们的来历只能找到很少的提示。一开始，我着手查阅了许多资料：关于安乐死的详细资料和档案调查、一般性的资料、考夫博伊伦／伊尔塞的资料、奥格斯堡孤儿院的资料，以及马克特因德斯多夫教养院的资料。我还调查了一些事件始发地，比如恩斯特·洛莎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和机构。但是毕竟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那些地方的日常生活究竟怎样还是模糊不清。这时，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些当时的证人，他们帮了大忙。我约谈了恩斯特·洛莎的两个妹妹，以及他的外甥外甥女们，根据他们的陈述，我了解了一些关于家族的情况。我还询问了一些知道当时孤儿院和医院情况的人。
对恩斯特·洛莎的一生影响至深的五个阶段是：早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童年、在奥格斯堡孤儿院的时期、在马克特因德斯多夫教养院的时期、在考夫博伊伦的疗养院和最后在伊尔塞疗养院的时期。这五个阶段最终组成了本书的结构。它们的调查重点各不相同。
奥格斯堡- 霍赫措尔孤儿院，如今已成为青少年活动中心。我只能靠查阅历史资料来描绘当时孤儿院的日常生活。学校的成绩单和评价记录了小恩斯特的表现。当时生活在孤儿院的证人们补充了其他相关的生动故事，他们说起的大多数情景来自日常生活、学校、孩子间的恶作剧、日程安排，以及孤儿院的弱肉强食。在马克特因德斯多夫，关于1939 年至1945 年间纳粹教养院的事情至今已无法调查。这时就只能靠中彩票的运气了：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机构的地下室里存放着关于寄宿生档案的四十个纸板盒，我被允许入内查阅，对此我非常感激。里面有上百份关于因德斯多夫孩子们的档案，这使我得以了解当时教养院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方法。此外，我还从中整理了恩斯特的好友和同班同学的资料，因此出现在书中的所有男孩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出于保护私人信息的原因，部分人使用了假名。历史学家安内特·埃伯利向我介绍了当时国有福利院的状况，她丰富的背景知识让我了解了当时纳粹的教育理念。在她的帮助下，我还查清了恩斯特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洛莎在当时的命运。能得到她的帮助，我万分感谢。
关于纳粹时期考夫博伊伦／伊尔塞疗养护理院的事件，有相对完整的记录。这里主要感谢格诺特·罗默和恩斯特·T. 马德，他们在25 年前的线索调查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们当时询问了还健在的证人，了解了关于针对病人的谋杀事件。最后不得不提米夏埃尔·冯·克拉纳赫院长的贡献，他在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整理“他的疗养院”的纳粹历史。克拉纳赫极为负责地参与了本书的前期工作，他向我开放了区医院的档案资料，并用他广博的背景知识帮助我，给我介绍相关的证人。许多来自考夫博伊伦和伊尔塞的人向我叙述了他们对于那段“黑暗时期”的记忆。
能对疗养院院墙内的恐怖活动进行细致翔实的报道，要归功于美国占领军。他们的审问和描述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疗养院的状况，因此他们也为奥格斯堡安乐死一案的诉讼奠定了基石，毫无疑问，医生和护工们必须为此案负责。我们可以在审讯记录中查阅到病人们是怎样被虐待和杀害的，此外还能看到很多“恩斯特·洛莎案件”证人的证词。
恩斯特在家中的生活成为调研最困难的部分。恩斯特的两个妹妹说不出太多有效信息，因为她们和父母分开被带往奥格斯堡的婴儿院时分别才1 岁和2 岁，她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洛莎家被认定是“吉卜赛家庭”。一开始只知道他们的父母是流浪商贩，在南德地区挨家挨户兜售衣料和缝纫所需的零星用品，在后来的调查中才发现，恩斯特·洛莎是杰尼家族的孩子。在德国，知道“杰尼”这个名称的人并不多，目前这个族群还有大约十万人生活在德国，然而他们的命运始终是历史地图上的空白点。尽管从那时起，杰尼人就被称为“吉卜赛人”，被到处追捕，但他们受迫害的历史几乎已经无从考证。因此我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主要依靠洛莎亲属们的叙述。此外要感谢极为热心的奥格斯堡市档案管理员格奥尔格·福伊尔，他提供了一些关于洛莎家的官方资料，例如住址、搬家记录、启程外出信息等。我在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的各个区政府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工作，这丰富了洛莎的家庭情况。
恩斯特·洛莎家的祖先可能来自意大利北部，1800 年左右迁居德国。恩斯特的曾祖父米夏埃尔·洛莎，和他的许多祖先一样，是制作腰带环的工人。传统上，这类手工艺人的工作主要是对金属和祭礼用品进行制作和日常修复，也有可能是腰带搭扣，或是圣体匣和烛台。米夏埃尔·洛莎有十个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事流浪的行业。因此，1905 年时，这位曾祖父就已经出现在文中提到的《吉卜赛人之书》中，他的一些亲戚也是。纳粹最终编制了该家族的“系谱曲线”，并在其中罗列了他们的所有疾病和每一项错误的社会行为。连疗养院也在恩斯特的病例档案中援引了该“系谱曲线”的内容，他们写道，这个男孩“来自一个吉卜赛人的家庭”。
在调研的过程中，许多零碎的内容拼接成了一幅以纳粹时期为框架的完整图画，这个时期从1933 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开始，直到1944 年夏天德国士兵不得不全线撤退的战争转折点。纳粹同时还进行了一场内部战争，他们排除所有异己，迫害他们，甚至消灭他们。这里的“排除异己”主要是指对几百万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迫害，他们被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种族低等”，或者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其中包括反社会分子、不愿工作的人、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残疾人、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异见者、辛提人和罗姆人——当然，还有杰尼人。
在这种背景下，恩斯特·洛莎开始了他的人生，先是在孤儿院、教养院，然后是在那个被世人称为“疯人院”的疗养护理院。这是被隐藏的人生，那些发生在疯人院围墙后的病人们身上的事情，被小心地掩盖了起来。所以，恩斯特·洛莎可以说是以他独特的视角——完全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一直身处孤儿、难以教化者和残疾人中间——经历了希特勒政权的崛起和衰败。
在整理材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恩斯特·洛莎没有任何私人的记录。和他不同的是安妮·弗兰克，她和他同年出生，晚半年被杀害。安妮·弗兰克写了日记并流传下来，然而恩斯特·洛莎的所有文件、记录和对话都是别人所写。这个男孩的形象，是由老师和教导员、护士和护工、鉴定人和医生所描述的，他们评判他的行为、举止、表现、错误，但是没有人对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和看待事物的方式感兴趣。
对此，我想采用对位法的方式，以丰满恩斯特·洛莎这个人物和他的人生，即选择男孩自己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以小说的形式来撰写传记。只有这样，我才能刻画出这位不知名的安乐死牺牲者的脸庞、声音、想法和感觉。
本书中的事件经过最大努力的调研，我力求准确地还原历史。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均真实存在。老师、教导员、护工、护士、医生都有对应的历史人物。恩斯特的亲戚朋友们同样如此，还有他的学校同学、住宿生和病人们。但不是所有人物在这么长时间之后还能被准确地查阅到。另外一些人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没有对大众公开，他们主要是各个院所里的住宿生和病人们，因此他们的名字被修改过。小说中的所有其他人物，只要有史可考且合理正当，均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故事的框架主要由场景、对话、情节和感受构成，然而这些场景不是凭空虚构的，它们严格按照已有事实的逻辑来描写。举个例子：恩斯特被送往考夫博伊伦疗养院的日子确有书面记录。这天是1942 年4 月20 日，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庆祝希特勒生日的那天。一个医生的记录证明，恩斯特确实是由那位奥特曼医生做的检查，而他正是几年前去奥格斯堡探访过洛莎家的那位。没人知道检查的时候医生和男孩之间说了些什么，因此小说中两人的对话是虚构的，但场景本身是真实的。
要深入了解个别案例，就必须研究希特勒政权的种族政策和残疾人政策。根据最新公布的原始资料，在1939 年至1945年间，至少有20 万心理病患、残疾人被纳粹称为“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在秘密行动中因毒气、药物或被剥夺食物而死。
1939 年秋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写下了秘密公告，他在信中写道：“不能治愈的病人在严格评判其病情后可以对其实施安乐死。”该信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却被作为命令执行。这就相当于一张谋杀病人、不适应社会者和另类者的特许证——该公告就是这么被理解的，被唯命是从的官员、医生和护工们贯彻执行的。他们根据喜好谋杀病人，更准确地说是根据讨厌程度。医生和匿名的管理部门有权决定谁有生存价值和谁没有。
安乐死的执行要经过多个步骤。首先医疗机构必须把所有病人登记在表格上，同时医生和助产士有义务报告有特定残疾的孩子。这些登记表会被送往位于动物园街4 号的柏林中心，因此针对病人的谋杀被称为“T4 行动”。在柏林，那些被认为是“无生存价值的病人”会被医生和管理部门挑选出来。这些官员仅仅依靠文件档案就决定了病人的生死，他们甚至从未见过他们，对他们来说，有时候病人的病征还没有经济因素重要。
任何可能对德国人民群体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都必须被阻止。同时，法律还规定，有先天性遗传疾病或者不符合社会和种族期望的人不能繁衍。方法之一是对这些人进行强制绝育。据粗略统计，在纳粹时期大约有35 万到40 万人被强制绝育，约6000 人因手术而成为牺牲品。所谓的“淘汰”，最终以消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的形式而存在。
在1940 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来自疗养护理院的病人们被移送到所谓的帝国疗养院，在那里他们被谋杀在自建的毒气室里。该行动由中央调控，并于1941 年停止，但是病人们的痛苦和死亡完全没有终结。“安乐死”以非中央的方式继续着。医生和护工们亲自动手，别有用心地让相信他们的病人挨饿，或者用死亡针剂将他们消灭。
考夫博伊伦／伊尔塞的疗养护理院里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40 年和1941 年，有684 位残疾人被声名狼藉的“灰车”接走，在毒气室被谋杀。该行动结束后，谋杀在医院内部继续进行。1941年底，考夫博伊伦设立了“儿童专科部”，几个月后伊尔塞也成立了，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谋杀孩子。到战争结束时，那里共有209名儿童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被大剂量的药物所杀害的。
1942 年秋天，法尔特豪泽医生开始在他的疗养院实施针对无劳动能力病人的“饥饿膳食”，给他们的食物没有一点儿油脂，只有煮过的蔬菜和水。这种所谓的“E 膳食”（E 是夺走的意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病人们都形容枯槁，很多人死于饥饿。
1943 年底，伊尔塞开始通过药物系统杀害成年病人，由法尔特豪泽医生下达指示，刚开始加特纳医生也参与其中，但后来他回避了安乐死。当时究竟有多少病人死于饥饿，又有多少病人被药物谋杀，现在已经无从得知。1939 年至1945 年，在考夫博伊伦和伊尔塞共计死亡了2333 个病人，这个数字是战前同时期的五倍多，而且几乎是“一战”饥荒年间的三倍。
今天有两个用来纪念被谋杀病人的场所，一个是考夫博伊伦区医院里的纪念碑，另一个是伊尔塞修道院后面那片之前用来埋葬病人的墓地。如今那里只有阶梯式的草坪还暗示着曾经墓地的样子，一排排的木十字架已经消失。恩斯特·洛莎就埋葬在曾经的停尸房旁边的草坪上。
我有时会去那里同恩斯特进行内心的对话。一些人认为他是废物，是屡教不改的小偷，是心理病患，是吉卜赛人；另一些人觉得他是淘气鬼，是令人喜爱的家伙。今天他被描绘成小罗宾汉，是纳粹统治的反叛者。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忧郁和渴望。他渴望自由和爱，渴望隐秘和信任，最重要的是渴望尊重。恩斯特适应不了环境，不愿做出改变，或者不能改变，他想以他原本的样子被接受、被爱。这一点不仅同所有的孩子一样，也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因此恩斯特·洛莎一生的故事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着重要的警示：永远不要根据一个人的价值和贡献能力去评判他。因为正是这些不正常、不适应、我行我素甚至残疾的人，让我们深思我们存在的基本价值，他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人性化。
来源：《八月迷雾》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