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威特在巴黎

大概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智者和诗集编者（以及温斯顿·丘吉尔的长期私人秘书）爱德华·马什（Edward Marsh）在第一次造访巴黎之前见到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正处于他多年文学生涯的末年，但他独到的辨别力仍处于鼎盛时期。“不要，”詹姆斯对马什强烈建议道，“不要被巴黎的所谓浮浅外表迷惑——换句话说，”他很快纠正自己似地说，“因为巴黎的美貌和浮浅极具魅力——用我的话说，不要被巴黎的浮浅外表的浮浅外表迷惑。”

马什评论道，这个看法独到至极，也细腻至极——但詹姆斯的说法仍然是关于巴黎的最深刻坦诚的一种完美陈述。巴黎生活的美妙表面，如马戏、时尚、侍者和橱窗——灰蒙蒙的细雨和麦格雷探长（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人物。——编注）式的冰冷长日——本身更像是观光，很难被接受。一些自以为是的人甚至会说，忽略咖啡厅、马戏团、卢浮宫和花园，你就可以看到另一个更深刻、某种程度上更真实的巴黎。但走马观花也存在于本地人中，一部分属于这座城市无意中散发的魔力，一部分属于它有意散发的戏剧性魔力。巴黎街景的戏剧性最早只是作为巴黎人的戏剧消遣和日常娱乐，Boulevard 杂志中的生活才是人们的理想生活方式。记录这种生活不仅是外来者的工作——如杜瓦诺（Doisneau）、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和爱德华·布巴（Edouard Boubat）的摄影展现出的——它也是本地人的活动。这种记录的选择性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筛子；现实主义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我们选择呈现的东西和我们过滤掉的东西同样重要。

艾略特·厄威特凭借他标志性的些许乖张的机智，决定仅仅把巴黎作为出生地，而不生活在那里。因此，在五十多年里，他造访巴黎的身份是……一个访客。他看待巴黎和我们这些热情的朝圣者一样，陶醉其中，但也有一种我们没有的幽默的、疏离的、反浪漫的视角——陶醉，可能吧，但绝不廉价地撩人，也绝不一本正经或说教。那么，迂腐的学究脑袋会问，厄威特的巴黎和杜瓦诺的、布巴的或是路易斯·斯泰特纳（Louis Stettner）的巴黎又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它们完全没有不同。他们属于同一风格，他们不需要互相对比而被定义，就像不需要区分15 世纪圣母画家弗拉·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和他的儿子15 世纪圣母画家菲利皮诺·利比（Filippino Lippi）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美好事物的两端，描绘同一张美丽面孔的不同侧面。

如果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认出一幅厄威特的巴黎画面，也能够将他与他的同行们区别开来，那是因为——简单来说——它看起来如此好笑，又保持着距离感——我们笑，却没有被要求轻易地痴迷其中。尽管广义上他属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纽约和巴黎为舞台的、非摆拍的即兴的街头摄影的伟大潮流——我深信这个潮流会在历史的眼中显得鲜活而奇妙，就像那两位15 世纪画家的作品一样，诙谐而多样，富于本地性和永恒性——他的特别贡献是他的机智：他的特点不是那种决定性的瞬间，而是愉悦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两个本没有共同点的事物突然合二为一，在一张照片中引发无声的爆炸。

机智一直是廉价煽情的敌人，或者说是解毒药。厄威特视角中的巴黎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浪漫的，为了把吹得过涨的气球放出一些空气：一个男人的剪影在雨中欢快地跳过特罗卡德罗广场，偶遇一对恋人，他们的雨伞被巴黎的风撕扯着；另一对迷失在公园中的恋人，被孤独而隐蔽的观察者（或许是摄影师自己的替身？）不安地审视；而另一个男人和他的女孩像在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的电影里一样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不过当男人歌颂春天的时候他并没有将手放在自己的心口，而是熟练地、满不在乎地甚至有些贪婪地放在了她的左臀上。厄威特的巴黎是一个关于探索、窥视、观望、潜伏的真实地方。

但他的巴黎也经过了精心考量，其中流露出的机智不是事先准备的笑料——没有比那更无味的了——而是现成的双关语。厄威特是个罕见的人物，一位视觉智者，他的母语是图像双关语。最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在这些关于建筑相似性或被路人围观的笑料中也算是有趣的——展示了一排屋顶上的烟囱，每个都像戴着一顶斗笠，与背后轮廓相似的埃菲尔铁塔优雅地争夺着欣赏者的注意力。在另一个角度，一座教堂的尖塔、荣军院（拿破仑现在沉睡其中）的金色穹顶和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的天空中又一次分享着荣誉——这也不仅是一个玩笑，因为它捕捉到一些重要的场景，那是巴黎的旧与新、民用建筑与工程建筑的视觉交汇，和巴黎景致日常偶尔流露出的雍容。就像皮埃尔·施耐德（Pierre Schneider）和巴尔扎克（Balzac）细致展现和歌颂的，现代巴黎的首要特征是旧和新的意外重叠：当你走进一条小街，高大的铁塔出现在你面前；坐船航行在塞纳河上，穹顶忽然飘过屋檐和头顶。（在纽约，与此类似的是无处不在的水塔，不过如果你把水塔放在前景，克莱斯勒大厦放在背景中的话，结果可能更多的是不协调而非幽默：那些四方的水塔像笨拙可爱的野草，而高耸的大厦却是经过培育的独特花朵。纽约被华丽和肮脏分割而开，而巴黎则通过错误和惊叹融合为一。巴黎的奇迹是似乎一切都很协调，从后路易时代的到近现代的都能互相交融。它的证明就是反例：丑陋的蒙帕纳斯大厦顽固地让所有协调视觉的努力功亏一篑。）

不过厄威特的机智不止于他发现相似性的眼光。厄威特的巴黎有一种喜剧性，不过它是巧妙的雅克·塔蒂(Jacques Tati) 式的芭蕾喜剧，而不是关于街边醉鬼的滑稽剧。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剧场，有自己偏爱的演员和独创的剧情。在巴黎，最引起厄威特的兴趣、完美配合他的短剧的五种群众演员是：行人、侍者、狗、博物馆参观者和情侣。

厄威特的行人，即巴黎的行人，似乎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种特有的忧郁——也许这是所有欧洲城市的共性，巴黎只是碰巧成了第一个。有一张诡异的照片，其中一个男人独自走过一个地铁站，它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捕捉到了巴黎下午五点半的伤感——巴黎是一座属于陌生人和日落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常见于西姆农的小说而非摄影之中。当我们看到一对情侣走过画着笑脸的廉价海报，或一位普通的典型的嘴唇紧闭的巴黎职业女性不屑地走过圣日耳曼广场前的哑剧演员，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们走在去往别处的路上，而梦想紧锁在心中。

不过就像上层社会的评论家喜欢说的，厄威特最喜欢的巴黎市民是狗并非偶然。狗，比其他任何生物都更善于模仿人类情感，又能同时置身其外——它们完美地身兼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是摄影师的理想替身。（超级酷的流亡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笔下的猫也同样是他的第二自我，因为猫是纯粹的局外人，绝不逢迎讨好；厄威特则像其他也想自娱自乐、忙忙碌碌甚至迎合别人的艺术家一样，具有狗的灵魂。）小巧、邋遢、坚定而不过分谄媚的巴黎狗对厄威特来说代表了巴黎人的本质，它们成功地在无意间继承了它们主人的举止仪态，是这座城市的精灵。它们让那些对外界漠不关心的巴黎行人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给严肃的一天带来一丝偶遇的欢愉；它们端庄地站在街上，巡视着属于自己的城市。一只狗与拖着玩具的小男孩在艺术桥上面面相觑，它的耳朵和后背似乎在不屑地说，那些是什么？巴黎的狗以完全平等的身份自由进出于餐馆和咖啡馆：厄威特有一张绝妙的照片，拍的是一只咖啡桌边上的拳师犬，正盯着摄影师。你可能会想象它带着不温不火的目光，一只爪端着一杯干邑，另一只拖着一份《队报》（L’ quipe）。在一组精彩的照片中，一位老人在讷伊的街上走近一只年轻的狗；他们互相打量、对视、交流了一瞬间，然后老人走远，而那只狗神情自若地继续在人行道中间休息。最妙的可能还是那些车中的狗，它们像是已经准备好开车冲进拥挤的交通中一样。

餐馆和咖啡厅——在那里，狗毕竟畅行无阻——在巴黎也有它们的戏份。没有比厄威特的五位微笑侍者（和他们之中的一位厨师）的照片更能描绘仅存不多的老式高级法国餐厅了。他们在中午营业前一齐凝视着窗外丽兹花园的某个不寻常的状况，头向前伸的样子几乎像是埃及的壁画人物。他们利落完美的法国人轮廓、疲惫的神态、经过打磨的服务意识，和对无论端上什么菜都一定内容丰盛且服务长久的那种笃定——他们是美食军团的士兵和军士，在今天的世界已不多见。他们的日常任务被一个意外的欢乐瞬间打断：他们在看什么？我们感到好奇，也更加敬佩他们能够在放下面子的这一刻仍然没有破坏规矩。不过翻到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经典（且仍然存在）的巴黎景致：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啤酒杯、水杯和放红酒的玻璃瓶以各自的独特形状挤在小圆桌上，客人越过它们向外眺望，而侍者则在其间穿行。

接下来还有博物馆参观者，他们疲惫地在莫奈的作品间小憩，在罗马雕塑前卑躬屈膝，或是成群结队拖着沉重的脚步，甚至面对米洛的维纳斯也累得漠不关心。还有公园的椅子，空荡荡的，吸引人坐下——它们是监督员会走过来收取半小时歇脚费的时代的遗迹。这些全部都是巴黎……不过，作为一个前巴黎人，一个永远有亲法情结的人，我对厄威特的巴黎记录中的一幅情有独钟，它拍摄的是一个简单场景，冬季马戏团中的四位乐手仰头看着正在表演的小丑的剪影。（对厄威特来说剪影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另一种现成的双关语：人们浓缩成他们的基本形状。）小丑们用椅子搭起了一座岌岌可危的金字塔，并暗示出女性小丑似乎正在嘲笑她的“丈夫”。

这四位专业乐手——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在很多个夜晚看过这个场景——抬起头看着头上的剪影，享受着内敛却真实的愉悦。低音提琴手拨弄着琴弦，推着风箱的手风琴手看上去也十分快乐：他们在演奏中的严肃和投入忽然消除了，飞走了，其他疲惫的城市职业人士和拥有喜剧技巧的小丑为他们带来了轻松。就此而言，我想这样的情境在布达佩斯或者波士顿也可以看到，不过那些郁郁寡欢的脸色、精湛连贯的表演、在责任和专注中突显的愉悦和智慧，让这张照片看上去——至少我认为——是巴黎独有的。这些含蓄的场景、对从丰富的线索构想出故事的引导，最终源于德加（Degas），他终生致力于寻找标新立异的切入点，照片中的陌生感和不确定性大概也会受他赞赏……不过这里面的剧场感——喜悦中的喜悦——是厄威特的独特之处。

之后是五扇巴黎的窗系列作品，这些美国人说法中的“法式窗户”是厄威特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超越双关语成为纯粹的诗。每一扇窗都有窗帘的轨道；每一扇都有一个小栅栏——不是名副其实的阳台但象征着阳台——同时每一扇都望着街对面的……另一扇窗，跟这扇一样——一排又一排，真的。没有人影，没有戏剧性，毫无浪漫的元素，但这些有窗的场景却是关于巴黎的照片中最浪漫的，比任何偷吻镜头都更有深蕴。光线，巴黎的灰暗光线，倾入或探进昏暗的房间，在一扇扇大同小异的窗户和街对面的镜像中，我们感觉它们既可以相互替代，就像任何历史悠久的大城市中的房间一样——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我们曾在那里生活——同时也独一无二，它就是那扇曾通往我们的早餐、生活、爱恋和烦恼的窗。它们是我们的窗，（在窗后）妻子对着丈夫低语，书页翻过；尽管它们并不真正属于我们，其实它们一直都属于我们。

如果说摄影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的话，那就是可以把即时的、眼前的、特定地点的立马变成永恒的、符号性的、任意地点的。写作是把“我”变成或试图变成“你”，而伟大的摄影师则是谦和地让“那里/ 那时”变成“现在——直到永远！”，并且用最少的符号、编剧的才能或蓄意的夸张在一瞬之间实现。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就像狗漫步街头，侍者穿梭桌间，生活在城市中继续。曾经在那里，此刻在这里。摄影是一种不起眼的街头魔术，强有力的又有些巴黎式的艺术。

——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