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读书笔记

一、写作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法国电视业成为私有产业，随着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也变得愈加激烈，各家电视台都开始通过吸引观众、获取高收视率，进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来获得收益。

与此同时，国营台也开始转型以改善经济效益，然而国营台一开始试图通过文化类节目吸引观众的策略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文化类节目被迫缩短播出时长或被放在非黄金时段播出。国营电视业在商业竞争中弱化了本应该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电视台开始通过“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获得收视率。在这一背景下，布尔迪厄从新闻媒介体制内部入手，对电视行业进行了批判。

二、《关于电视》的主要内容

（一）反民主的象征暴力

在布尔迪厄看来，理想状态中电视的本职工作应该是“提供信息”，保证公众为行使权利而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然而，在现实中，电视却“不展现该展现的东西”或者是在操作层面“展而不示或重新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P16）使得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蜕变成象征的压迫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电视行使着一种被布尔迪厄称之为“象征暴力”的有害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P14）

具体来说，布尔迪厄从“看不见的审查”、新闻工作者选择报道的“眼镜”这两方面对电视“反民主的象征暴力”特征进行了阐述。

1、“看不见的审查”

《关于电视》一书是由布尔迪厄的两次电视讲座整理而成，布尔迪厄在电视上发表批判电视的演讲这一“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的策略既是惹人注目的亮点，亦是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的研究方法——他注意到了“上电视的代价”，即经受各种各样的“审查”。而这些审查就是电视实施象征暴力的方式。

审查包括政治审查、经济审查（广告赞助、政府补贴、公司所属关系）、电视讨论会中的审查（主持人、邀请的嘉宾、杰出演讲者“快思手”、演播脚本等）等多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审查，这些审查机制说明电视是不适合传播思想、无法实现民主的。

2、新闻工作者选择报道的“眼镜”

布尔迪厄指出，“记者们有着特殊的‘眼镜’，他们运用这些眼镜见某些东西，但对某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见他们所见的东西。他们进行某种选择，并对所选的进行建构。”（P17）

这似乎与我们经常说道的“议程设置”有些类似，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根据自己的原则来选择呈现新闻，以及媒介间也存在议程设置。

进一步来说，在布尔迪厄看来，记者和媒体选择呈现什么新闻的原则便是“追求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他们对“收视率”的要求。布尔迪厄以社会新闻为例，指出“煽色腥”的社会新闻吸引着很大一部分观众，使得这一部分观众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无趣无关痛痒的社会新闻上，导致他们愈加远离政治。

而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则造成了媒体报道内容的同质化。布尔迪厄认为，在其他领域，市场竞争能够增加行业的创新性，然而在新闻行业，大家为了抢先、求异，会非常关注同行的报道——如果同行对某一事件进行了报道，那么“我”就不能无动于衷，这样的一种行业内部流通机制会导致新闻的同质化。对“信息是否重要，是否值得报道”的判断也来自同行。

这一点与我在本科阶段的实习经历也是相符的，我实习期间有一个工作任务便是收看每晚的地方新闻，记录下与我所跑的线有关的新闻线索，并将线索汇报给老师，如果老师认为这条新闻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便会联系做此条新闻的电视台记者询问相关信息。除此之外，在我实习报社对记者“报分”的评估中，有一条就是“漏稿扣分”项——倘若负责某条线的记者漏掉了其他媒体所报道的重要新闻的话，就得惨遭扣分。

（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

布尔迪厄多次强调，尽管他在批判电视行业，但是这种批判并不是针对某一位主持人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体的，而是归因于总的机制层次和结构层次。为了解释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布尔迪厄相应引入了“新闻场”这一概念。

在一个场域中，不同的个体占据不同的位置，这种位置是由其掌握的资本来决定，同时不同的位置也影响着对资本的支配。[1]（布尔迪厄所说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新闻界也在“新闻场”之中运作，电视台之间、记者之间对市场的争夺和竞争就与布尔迪厄提出的“新闻场”紧密相关——电视台、记者在新闻场中的地位，他们在新闻场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经济实力和市场份额、所掌握的技术、难以量化的象征资本等）将影响着他说什么、写什么、选择将什么呈献给观众。

与场域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惯习”，是指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和场域内的实践，行动者会形成一种类似下意识的惯习，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被激发出来。[2]对于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各电视台就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轰动性事件、场面来吸引读者，这是不是也算是媒体的一种“惯习”了呢？当然，布尔迪厄指出了这种“惯习”——“社会新闻化”——的后果：“社会新闻将造成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

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新闻场由于直接受需求的支配，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除了新闻场自身受商业逻辑、也就是经济场的支配外，新闻场也在不断入侵其他场域，对其他场施加控制力。比如说，新闻场介入司法场，这从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媒介审判”就可见一斑；再比如说新闻场介入其他文化生产场域，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其他领域，如“传媒从来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一些“砖家”频频登上电视并被媒体定性为“专家”等等……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的这种“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破坏了其他场域的“自主性”。（对自主性的进一步解释：P72）

三、一些思考

第一，布尔迪厄指责电视成为反民主的、具有象征暴力的压迫工具，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知道“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读报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唯一来源。电视成了影响这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正因为如此，公众对严肃重要内容的关注愈来愈少，而缺少参与民主的充分知情，进而丧失了参与政治的理性。那么，在当下，互联网或者新媒体是否取代了电视，成为新的象征暴力的工具？当大家的信息来源囿于“今日头条”的算法推送、微博的热搜榜时，这些信息平台是否成为了新的反民主的工具？我们现在似乎也是身处麦克切斯尼所说的“富媒体、穷民主”的困境中了。（Facebook的信息泄露）

第二，布尔迪厄认为，商业逻辑改写了电视的新闻生产逻辑，这不仅对新闻业造成了伤害，也对其他自主性相对较强的领域造成了影响。如今，除了曾经受到热捧又“跌落神坛”的各类“大家”登上《百家讲坛》等节目外，“知识付费”也成为大家的热议内容——越来越多的教授、专家入驻知识付费平台，形成强大的个人IP。（北大教授薛兆丰的学术能力被质疑，被批评“经济学不是故事会”；新世相创始人张伟“卖课”等）如何区分媒体、信息平台是在进行“科普”还是在强制介入其他场域充当仲裁者？学者在走出专业领域的同时如何兼顾“民主的意识”？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做？在布尔迪厄看来，受众难以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和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的，简单来说，受众并非理性的。那么在揭露了“新闻场”的这种机制后，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提升公众能力，使公众成为更理性的公民？（文化类电视节目、网络综艺，算法机制的改变“均衡媒介食谱”……）

[1] 刘海龙.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国际新闻界,2005(02):53-59+75.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