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与小说的意象陷阱
一
当双雪涛打着“80后”残破的旌旗,像牧师举着《圣经》一样,举着《平原上的摩西》进入我们视线的时候,我相信,但凡嗅觉敏锐的评论家,都会不同程度地躁动起来。因为大家清楚这群悉数而立的80年代生人,到底给文坛带来了什么样的气候。他们最大的贡献,或许就是帮助文学慢慢成为了不是文学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那些把“双雪涛”扩充为“迟来的大师双雪涛”的捧哏,他们狄奥尼索斯一般的激动暴露出文坛隐忍了多年的饥渴——对于年轻写作者的渴盼,对于“80后”的恨铁不成钢。
事实上,这种饥渴也是文学史的饥渴。代际划分,使当代文学史的叙事窃取了数学般的简洁,变得容易起来。而50后、60后、70后、80后,直至90后,这样一种整齐的排布,其实暗合了家族延续的规则。“后浪推前浪”,这种血缘优化的期待,也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学期待之中。仿佛“80后”应该带着弑父般的野心,提刀来到前辈作家面前一样。结果,韩寒、郭敬明、笛安这些人,却以一个又一个不配合的姿态登台,顾左右而言他,企图破坏文学史的严整队形。这时,双雪涛出现了。舞台灯光之所以会瞬间聚焦在他身上,半是因为他一出手就敢提刀下马、对峙前人的挑战者形象,半是因为他所带来的“80后”回归秩序的象征性希望。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但无疑是最近第一个受到普遍赞誉的。
二
曾经我们也试图将自己手中的追光灯献给笛安、张悦然她们,并随时准备着笔头和稿纸,以将其中的佼佼者送进神殿——评论界似乎永不缺乏这种捕猎耐心和奉献精神。但显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代“新概念作文”的写手并不领评论家的情,她们更在意自己和杂志社、出版社之间的鱼水关系。他们有意避开文学传统的重压,不知疲倦地造梦然后说梦话,骑着单车或者开着赛车在个人狭小的青春迷宫之中兜圈子。
从文学体裁上说,“新概念作文神话”在当时制造的,是海量的散文(杂文)与散文诗。韩寒是杂文一派,郭敬明,笛安与张悦然,是散文诗一派。前者抖机灵,用伪“破执”的方式,拿世俗常识挑衅知识界,其实是无知者无畏。后者,我称之为“拜意象教”。剥去作品层层华丽的修辞与虚肿的叙事,内里其实是一两个意象在闪光。修辞和叙事就靠着意象的光彩,假装自己活着。比如,葵花的意象(《葵花走失在1890》),坠楼的意象(《悲伤逆流成河》)……散文诗就是如此,以意象为行文的动力,从头到尾,不过是意象之间不停的隐喻与跳跃。这是诗人写诗的思维,所以散文诗,本质上是减肥之前的诗歌而已。
三
相比于小说,诗歌是一瞬的艺术,所以也是静止的艺术。时间在意象这儿停止了,作者沉迷在意象的细节当中,舔着细节花蕊上的蜜。这蜜,其实也是作者私人情绪的蜜。所以沉迷意象,本质上是一种自恋行为,很难戒的。在这种到处流着蜜的意象中耽搁久了,作品必然甜腻非常。然而,青少年恰恰是爱吃甜食的,所以早期的张悦然他们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然而,小说却是五味陈杂的精神食品,卢卡奇说,是“成熟男人”的艺术。它起源于史,也就是时间的流动,因此是动态的,叙事的,迷恋的是线条的美,结构的美;而不是一种情绪的美,点的美。意象就是一个“点”。无法逃开意象,是“80后”早期写作迟迟无法接上当代叙事传统的根源。
当然,笛安和张悦然近些年的创作,有意识地在克服这个问题,想从青春期抒情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张悦然的方式是可行的。从早期作品的校园与后校园题材,到《誓鸟》的异域题材,再到《茧》和《大乔小乔》的社会历史题材,张悦然有意在远离自己建造的花园,远离意象那泥沼一般的凹陷性,在世界上积极地寻找“行动”,寻找叙事的氧气。而与《茧》几乎同时出现的双雪涛,一出手似乎就赶上了气喘吁吁的张悦然。
四
《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这两部小说集带给我们的惊喜,首先是叙事层面。在四平八稳与离奇古怪这两种叙事形态充斥文坛的现状下,双雪涛的叙事,既有起飞的力量,扣人心弦;又有落地的分寸,合乎世故。他的叙事是折中的异类。流畅,又抓人,在技巧上是过关的。其次,是主题层面。他把当下讳疾忌医的东北送进医院,抬上推车,强制推到了手术灯下。凋敝的东北,就此成为了小说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件器物不可摆脱的阴影。社会性主题在“80后”小说家的创作中做为创作核心出现,是罕见的,因此也是珍贵的。评论界的赞誉,多源自这两点。
但支撑双雪涛写出这些东北故事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社会关怀。我们必须注意到,“纯洁的少年”形象与“潦倒的父亲”形象对于双雪涛的重要性。这两个原型形象反复出现,构成了他绝大多数小说的情感线。这些父子情感故事,是双雪涛青少年记忆的搬演。搬演带来了哀伤的抚平,与旧爱的复燃。所以,这两部小说集,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双雪涛的隐秘自传。这暗示着,对记忆的重述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怀,才是双雪涛写作的根本动力。
青少年情结当然是正统作家初始创作的动力。托尔斯泰、乔伊斯皆是如此。但对于双雪涛来说,这一情结在提供叙事合法性的同时,也提供了陷阱。因为我们刚刚讨论过,青少年的世界,总体而言是意象的世界。意象对于散文与诗歌是必要的,但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是一种可疑的存在。
五
双雪涛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意象,白鸟,跷跷板,雪,火柴,领袖雕像,圣经人物与故事……在我看来,其中多数是少年情结燃烧过后的情绪舍利子。双雪涛太精通意象的作用了,以至于他将意象变成了一种技巧,一件有效的功能性道具。比如,寻找出路的圣经人物与东北境况的关系,火与希望之光的关系。如同士兵战时挂在脖子上的姓名牌,代替士兵说出自己身份一样,双雪涛的意象,也代替叙事揭示了主题。这样一来,叙事肩上的重担轻去一半,叙事的余力产生了。叙事的流畅与悬念,也就便于展开了。
熟悉电影的人都明白,意象是一种常见的镜头语言。本质上,是一件隐喻性道具。比如《教父》当中被砍掉的马头(暴力威胁),安哲罗普洛斯的镜头里残缺的雕塑(美的丧失),金基德电影当中的弓(情欲的张弛)……这些对意象的使用,提供了视觉感受上的诗意,这种效果是电影艺术的形式决定的。而在小说叙事传统当中,意象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比如在海明威、卡夫卡那里,意象反而会因为过于暴露的象征意图,磨损小说的艺术质地。
这就是双雪涛需要警惕的地方。他在使用意象,为自己的小说提供阅读便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削弱叙事的复杂性。《平原上的摩西》这个中篇就是如此。小说的复杂不是由人物的复杂动机提供的,而是由叙事的花哨决定的。小说中视角的变更,根本上是蒙太奇的电影手法,类型小说的手法,目的在于把实际上并无深度的事情,拼贴得高潮迭起。这个手法当然利于小说的影视化,但如果习以为常,过于依赖,必定会成为束缚双雪涛才能的紧箍。
六
意象的陷阱,其实是源于视觉表达对写作者的诱惑。这一点,越是在年轻的写作者身上,表现得越明显。这是电影、视频、游戏这类电子媒介,渗透进年轻一代写作者思维观念的结果。视觉表达的热情,渐渐超越了他们对文字表达的热情。然而,麦克卢汉早已指出,电子媒介是热媒介,热媒介的表达,关心感官信息的提供,胜于精神信息的启迪。当类似倒塌的领袖雕塑的形象,以意识形态更迭的内涵,被反复写进小说的时候,当然,读者会轻易捕获小说家的风格——但同时,他们也会轻易相信小说家提供的意象,从而放弃对小说叙事水平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意象类似大众媒介制造的“今日神话”——比如口红与女人的性感的关系、剃须刀与男人的性感的关系——都是在提供带有预设和偏见的信息。这种信息导向的是封闭、有限的艺术空间,而小说拥抱的恰恰是敞开性、含混性。它给选择走窄门的那群人类,努力撑开更多的空间,渗入更多的氧气。这氧气既用来供人类呼吸,也用来供小说自己呼吸。所以,小说写作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程,我相信这一点,双雪涛应该比谁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