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化词语的内涵和外延

这是英国自由作家丹尼卡瓦拉罗针对文化理论若干关键词进行哲学式解说。

本书对于一些理论观点及方法论的考察，是建立在批判及文化理论中彼此相关的一些领域所提出的主题的基础之上的。

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着意于彻底地质疑关于真理、价值、整体性、确定性等方面的传统观念。

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所赖以存在的程序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事实上，这些程序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符号体系：书面用语，口头用语，视觉艺术，大众传媒，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

无论是心灵还是身体都无法提供世界存在的确凿证明。并且，其自身就是难以捉摸的实体，它们同时关涉到了物质的、肉体上的现实和抽象的观念。

事物并不是仅仅因为存在就有意义的。要获得某种确定的意义，就必须赋予人、动物和物体以象征意味。

人们使用的象征符号多种多样，其含义因社会和文化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任何物质形式都不可能拥有一个最终或者永恒的意义。随着它所属的文化或社会形态的改变，其含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种说法适用于具体的实体，也适用于抽象的概念。

哲学一直企图在普遍性和历史性、必然和偶然、真实和虚构之间做出区分，却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这表明意义和真理只应该被视为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由事实或事态而非事物本身所构成的整体，因为事物一旦脱离其所处的环境就毫无意义，而且事物在自身之内是无从分析的。

意义是偶然情势下的产物。意义只能通过事物的形象或总体效果显现出来。意义不仅是精确构筑的句子的产物，而且是随意建构的言语、口误、笔误、误读和语言错乱的结果。

语言基于结构准则而起作用，说母语的人通常是无意识地依赖于这一结构准则的。语言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分割成各种范畴而创造了现实。由于产生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范畴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

语言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它只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多重意义，一个意义也可以被众多的符号唤起。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者观念，而只是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只有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

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修辞。所有的语言都是修辞性的。而且，通常只有联系文本的语法特征来加以评估，修辞所扮演的角色才会突现出来。诗歌使用意象，其意图并不在于经济地表达以澄清生活的复杂性（像人们设想的那样），而是要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使对象陌生化，让形式复杂化，增加感知过程的难度和长度）。

所有的文本无一例外都应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无可避免地都是在主观、片面、零碎地描述现实。不管它们如何自命为客观，都没有一个文本是如实地描绘了世界本身。解构一个文本，就是要对文本中的内在的不和谐因素加以辨认和强调。

修辞和意识形态总是难舍难分，这是因为修辞语言经常极力地服务于意识形态目标。对于修辞的文化理解很容易反映出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修辞以各种形式栖居于语言之中，当语言建构现实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辞，可能也就没有可说或可写的现实了。

表征只有得到解释才成其为表征，而且最终要能引起广泛的联想，也就是说，它应该有大量潜在的表征内涵。表征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现象、哲学视角和意识形态规划的广泛的多样性。要想识别所有同时出现的表征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固有特征，就要对所考察对象的历史情境有所认识。任何表征都可以看作一个文本或符号系统。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它们表明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通过礼仪和习俗的运用，表征被相应地自然化了，也就是说，其建构性特征消除了。

所有的神话，无论源于宗教还是科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抹杀人类的差异性，使多样性隶属于一个主导的价值观念。曲解是感知之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所认识的自身形象通常是文化曲解的结果，也是曲解自身的结果。心灵是一个扭曲的媒介。客观性只是一个神话，编织出来是为了相信有一种正确的观察和表征现实的方法。与之对抗的方法就是：差异、他者、更替。

实际上，无法直接感知世界本身，而必须以各种滤器和渠道为中介，其中包括各种语言形式和解释模式。世界犹如扑朔迷离、纠缠不清的一团故事的乱麻。它在所讲述的故事之最扣人心弦处故弄玄虚、浮光掠影、断章取义，或者干脆沉默。

阅读总是历史性的，它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为解释者所在群体的需求所塑造。在范式的更替中，找不到明显的演变轨迹。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并不是在合乎逻辑的、可以预想的准则的指导之下完成的。

一个文本的实现有多种潜在的可能性（开阔的学科视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符号学、艺术史、政治学、精神分析学、性别研究），没有哪种阅读能够穷尽它，因为每个读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填补空白（来完善文本的倾向）。

文本的开放性要求我们不能将文本看成单个作者的封闭的、自足的作品。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过程：文本在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和消费，读者接受和感受文本的方式，使得文本不断发生改变并获得新的含义。任何文化产品都可以当文本来对待，那么任何文本也都可以借助文化中的解释工具来进行考察了。恒定符号的观念是一个神话，它造成了文化恒定性的幻象。

生活伴随着失败，甚至茫然失措，却并不等于彻底绝望。失败通常会刺激我们去做最大努力：承认自我分裂和不尽完美，可以激励我们不断地重新界定本文性的自我，而这一过程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身体可以用来阅读，因为经验必然会在身体上留下印痕。而且，无论是在文本的阅读还是在文本的创作中，肉欲和情欲显然都会发挥作用。文本的色情意味同样与开放、分离、失败的主题相关。文本在断裂（暴露出空白、缝隙、分裂和缺憾之处）时就会产生最强烈的生理的、性感的效果。

现实中的意象是被赋予其自身合法性和使其主体性获得某种身份的文化所创造出来的。意象是暂时性的文化构成。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没有可以预言的结局或由抽象的力量强加于其上的一种方向性。任何历史的变化都将取决于社会物质基础的改变，以及阶级斗争出现和解决的方式。自由人文主义把主体性看作是永恒的和自治的，后结构主义却将其看成是分裂和不稳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意识稳固：真理、正义或理性没有普遍的基础。后结构主义强调：主体不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只有通过对人和事物的联系方式的考察才能理解主体性：文化不断地把时尚编织进自身之中。

身体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这是一套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手段。由于身体的复合性和多层性，定义它是困难的，更不用说控制它了。对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说，生命是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的结构，所有的生物的出生、成长总是与它的身体的诞生、发展和死亡混合在一起的。

一个性别角色（社会性别）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实际上，它是由各种文化的话语，尤其是语言所建构而成。既然性的实践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一直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有着复杂的联系，如种族歧视、经济剥削和书报审查制度，那么性行为只能在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与任何一种性征相连的性欲和愉悦，同样也与它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文化本身限定着知识范围；在文化之外，没有可用的真理来挑战公平。但文化也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反抗和压迫的点从根本上也是不稳定的。它也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是赋予主体以意义的个人或团体，其目的在于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确定其位置在何处。若将他者整合进一种文化的主流结构，就否定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也否定了它们享有差异的权利。

知识以信号和信息的交换为基础。要考察知识，就必须考察知识产生的机制、它发生的背景、它被共享的渠道以及使它合法或不合格的价值系统。

心灵是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首先把它和心理学联系起来。心理学重在探讨思考、感知和感觉的过程。心/身问题的核心是感觉器官的感知问题。西方思想不仅一而再地一般地忽视了身体，而且特别地忽视了感觉器官。总体而言，总是倾向于赋予视觉以优先地位。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和味觉，都是由触觉这种单纯而灵敏的感觉转换而来：它被以不同的方式区分并被集中在不同的点上。凝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关于看的。实际上，它主要是关于如何使用视觉的结果。约翰杜威认为心灵既不是笛卡尔所说的完全抽线的观念，也不纯粹是对物质环境的一组生理反射或反映。心灵是选择和适应的结果，而选择和适应的过程是同时建立在理论思辨和身体境况之上的。行为心理学的华生认为，事物（包括心灵）的存在，只有在可以观察和度量的时候才可以被预设。心灵可以根据符号或代码在一个结构中的位置进行解码，但心灵不仅具有冷静分析的能力，它还包含了欲望、梦想和恐惧；就此而言，对于意义的探求总是超过了对于语句通顺的需要。计算机装置是不可能具有人类心灵一样的功能的。机械不仅是设计出来帮助人们完成实际任务的工具，而且还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和心理意含的极端复杂的创造物。只要人类把机械看做异己之物，同时又对它有着某种认同，那么人类就将继续表现出对技术的矛盾感情。

对于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看法不断变化，是因为人们在不断改变对于想象的看法。对于美究竟有何种东西构成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而且，根本没有能力去界定一件艺术品的基本属性，去证实什么可以把艺术和其他文化现象区分开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实际上在任何领域，都是叙事决定了能够思考什么，知道什么。

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外部世界没有内在的稳定性，空间更多的是偶然印象、心理过程和行为的剩余物。空间总是一种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经验上的局部的、相对的地理学。空间感是人对物体进行定位、测量尺寸和距离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它们依赖于感知者的状况。假如说空间是一个流动的种类，那是与之相关的社会含义、心理含义及科学含义的多样性造成的，更因为它离不开时间这一中轴。

时间裂缝和时间错觉都已表明，时间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统治着人类。无论怎样努力地衡量时间，划分时间，都没办法最终控制时间。所谓的事实都是一种建构，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都具有文本身份。观念和事件只有在编码以后，也就是当它们在文本形式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以后，人类才能领会。

一个特定的物品的本体并不是由它的物质特性（如由何物构成，它的形状、颜色、组织以及实际用途等）构成的，而是由它所表示的意义构成的。所有的客体都是在一个符号的网络中被掌握的，这些符号网络总是处于循环过程中，并且是可以互换的。

生产和消费的是抽象的符号，而不是具体的物品。这一状况深深地影响了对现实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感觉是肉欲的机能，是对物质刺激的自然反应，然而，它同样也是一种意识的机能，尤其是一种将心理意象投射到感知对象之上的能力。

仿像和摹本服务于双重的目的：它们挑战传统，同时却延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事实上，将现实和模仿分开的传统边界不断遭到侵蚀，也许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周围的文化环境。假如说现在感觉到的世界不如过去那么真实，那么，这也说明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完全确定的现实概念。

未来的模仿技术将有可能彻底修正对于现实的理解。技术的发展日益将现实从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的观念中分离出来，这种状况无疑会持续下去。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展提供了通向现实的可能的道路，同时也能够重新界定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