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理性经济人的乌托邦——权利开放秩序

对专制强权的批判和对开放自由的追求，几乎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共识。[1]然而“开放”秩序何以成为备受推崇，以及如何实现“开放”，则是我的关注点。诺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权利开放秩序”，有西方现代思想的共识性观念[2]为背景，却在此基础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所谓“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是将社会秩序视为影响制度运作的因变量（即所谓影响制度运作的“缺落变量”[3]），由此来解释制度在不同环境下效用发挥的巨大差异。这一创见，在我看来，绝非是勾勒一个未来世界的完美秩序，关注发达国家何以实现由自然国家逻辑向开放秩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绝非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因此极富研究意义。

诺斯论述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对暴力的控制，“开放”相比于控制暴力、稳定秩序是处于第二位的，这也就是诺斯为何一直在强调，由自然国家向“权力开放秩序”国家的转型，从来不是线性必然的过程。[4]然而，开放却能促成稳定，“权利开放秩序”的优越性所在，也正是远胜自然国家的“动态稳定性”。“处理重大社会问题上的竞争培育了适应性效率”，可信的承诺、巨大的政策灵活性、自由多样的解决方案等开放秩序的特征，将为化解社会危机提供重要保障。

除了在稳定社会秩序这一总体目标上的优势，“开放”还意味着产权制度发挥长效激励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诺斯以英国土地问题为例，指出尽管在战争过程中，控制土地是获取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核心机制，然而支配联盟不会无休止地扩张自己的垄断权力，相反，会通过产权界定等行为让渡掉一部分对资源的控制。诺斯认为，“自然国家的逻辑”，即“王室土地主要是用来稳定联盟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简单的收入最大化”，这种让步也成就了土地产权的明晰化。

由成本-收益[5]驱动的逻辑，构成了权利开放秩序的经济学基础。这种动力首先在精英阶层内部得以萌发，“有保障的、可转让的土地产权，对支配联盟成员自己也是有价值的”[6]，由此驱使人们在议会和法庭中更为清晰地界定产权。“随着一系列有利于形成精英间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土地产权的控制、管理和实施制度的广发推行，精英法治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精英内部的非人际化关系推动产权制度变革，进而扩散到整个社会，也是形成开放秩序的原因。“土地所有权与转让越是有保障、越是透明，意味着土地作为支配联盟中平衡利益的工具的作用越是减弱。当土地渐渐失去了它作为支配联盟中平衡利益关系的工具的地位”，就意味着至少从土地方面来看，英国已经具有了成熟的自然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特征。[7]

从暴力控制出发的社会建构基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而经济发展对产权制度的内在需求[8]，则是以“创造性毁灭”[9]的方式冲击支配联盟搭建的社会结构，推动权力开放秩序的逐步建立。诺斯提到，“当创造性毁灭在社会中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利益模式时，政治组织也会被创建出来，以将这些利益引入到政治行动中。”[10]由此，原发于经济动力的竞争机制，在政治层面也开始发挥作用，最终将精英内部的制度扩展到整个社会，一面限制政府官员通过设立租金固化其优势的能力，一面利用竞争和权利开放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空间。

诺斯对“创造性毁灭”这一社会变革模式的重新解读，将“权利开放秩序”的诞生，置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进行讨论。即使因循不同的逻辑，但自然国家和“权利开放秩序”绝非彼此割裂、互不相干，诺斯着力分析两者汇通的可能，其论述也伴随着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印证。总结而言，区别于18世纪学者竭力营造空中楼阁般的理想社会，以此诉诸对理性的追随，诺斯的概念性框架则仿佛是横跨两岸的桥梁，将古今两种看似迥异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对彼岸寄托理想的同时，亦未曾抛却此岸社会的迷茫。

[1]《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提出的“开放性秩序”概念，就象征着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暴力消弭于制度的良性运转，在非人际关系化（impersonal）的基础上实施规则的组织则保证了制度的效力。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秩序，不仅能使政府租金消散，更能使公正法治、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系于“开放”的理想社会——诺斯（Douglass.C.North）等人构建的蓝图，可谓是现代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完美典范，在这个典范中，“开放”作为一种社会运作制度，同时贯通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组织，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共识观念——“一种强调平等、共享和普遍包容的信念系统”[1]，倒成为解决贝尔“三大领域对立”问题一劳永逸的捷径。

[2] 就我所能想到的渊源，政治上可以追溯至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参与，经济上则继承着亚当·斯密论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而“开放”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发挥作用，这不能不教人联想到韦伯以来对文化影响的日益重视。这里本应有对诺斯书中引注内容的分析和总结，可我实在能力有限，一时无法深入了解。

[3] “当计量社会学家试图在大量的同期相关性（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中证明因果力量时，便一再受挫。正如近期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 and Yared (2007)针对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所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民主与高收入之间的同步或许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但却反映了某个缺落变量的影响。我们相信这个缺落变量就是权利开放秩序中的社会关系模式。”计量工作中，用以指代一个未发现或尚未明朗的影响因素。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 诺斯在书中说道，“权利开放社会中的社会学家过多地依赖于一个暗含的、方便的假设，即，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历史规范（historical norm）。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自然国家，而不是权利开放秩序，才是社会的默认结局。……自然国家之所以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是由于它将有权势的个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支配联盟（dominant coalition）,以此来限制暴力并使社会互动能再一个更大的规模上维持。” “由于自然国具有建立在排他（exclusion）、特权、租金创造之上的内在力量，它们是稳定的秩序，因而，要完成其转型极度困难。”站在支配联盟的角度，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结构的稳定休戚相关，开放秩序则意味着其垄断性地位的丧失及利益受损，这正是其所不乐见的。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第71页。

[5] 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实际上是对追求主体福利最大化行为的一种排他性规则，这种规则的建立需要从成本-收益比较角度考虑”。根据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的观点，由于人口增长，资源稀缺度的加剧，使人们围绕资源的利用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竞争，对资源建立个人产权的成本可能低于由此带来的收益，因此，个人产权的建立有了必要和可能，产权随之诞生。参见：黄少安著，产权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8页。

[6] 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36页。

[7] 诺斯在这里提到了他的洞见，“始于16世纪40年代的土地法变革，在实质上削弱了国王和权贵们因直接拥有或占有土地、享受封建役务而带来的财政上的优势。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8]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16页。

[9] 诺斯援引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概念，借以说明自由竞争对经济结构的革命性意义，继而推广到创造性经济毁灭对政治的影响。在熊彼特的阐释中，“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经济变迁的方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静止的……这一过程从内部不断地对经济结构发动革命，不断地毁灭着旧的，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资本主义之所以为资本主义即在于此。”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转引自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第157页。

[10] 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等人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