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范式转移

以前读弗洛姆《逃避自由》，对于他论证的“个人脱离教会获得自由-->感到孤立、无能、渺小-->为寻求安全感而臣服于新权威”这套心理结构无法苟同，因为脱离教会的人并非臣服于新权威的人，在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代隔阂。这次读韦伯的书让我意识到，弗洛姆的追溯式归因并非空中楼阁，桥接在时代变迁中的，实际上就是韦伯说的观念系统，后来道金斯提出了文化基因Meme，从另一个角度echo了这种思路。在他那个时代，韦伯就像是侦探一样，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梳理出那些关键线索，组成一条具备解释力的逻辑链，而与马克思等前人不同的是，韦伯将关注点（归因）放在社会观念系统的能动性上，并且富有洞见地指出了宗教在启蒙时代的余韵。 大体来说，新教确实有一种伦理，主要包括路德宗的天职观与加尔文宗的得救预定论（还有暗含的委托管理观），这套伦理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天主教的心理结构，即个人只能靠自己而非教会来证明得到上帝的神恩，这种qualify不再通过权威，而是自己在尘世的事功体现，这就为世俗劳动/工作提供了正当性的空间，事实上，是将劳动/工作的事功加以道德化、超验化（上帝委托）——把理性、严谨、辛劳的尘世劳动/工作认同成增加神的荣耀的“天职”，因此，为证明自己qualified（得救的确定性），教徒们趋向于条理化、系统性地安排生产劳动，超越性的宗教激情化身为一种现世的价值理性，财富脱离了“财迷心窍”的诅咒，化身为一种荣耀上帝的标志，这个自组织的过程就如同对教义的认同形成了教派的理性组织，韦伯将此总结为“入世禁欲主义”（尤以清教徒为代表）。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其实就是新教徒身上，生发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勤勉、“夙兴夜寐”地追求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以富兰克林为例），这种精神气质与官僚制、罗马法制等制度工具在社会层面耦合，共同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性“铁笼” in which理性自身发生了演化，从伦理规范下的价值理性到程式化的手段-目的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资本主义的机器开动，获取了意识形态正当性，并抛弃了原有的新教伦理痕迹，出于一种深远的忧虑，韦伯说出：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却是迫不得已。 现在看来，韦伯的这个逻辑链并非无懈可击，这可能是本书的注释接近正文篇幅的原因，韦伯需要大量解释来为他的理论辩护。比如韦伯的出发点是观察到欧洲/西欧各地新教教派，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活跃度与现代资本主义活跃度的高度重合，由此认为宗教改革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严格来说，这个立论依据并不充分，颇有将统计上的相关性当成因果性的意思，当然，韦伯在后面的论述中对历史做出了逻辑分析，提升了这种归因的说服力。再比如，韦伯假设有两种资本主义，还假设现代资本主义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固然方便分析，但存在生造概念、简化问题的嫌疑，韦伯独创性地使用“伦理”和“精神”的概念，在粗糙的阅读下，很容易产生一种用概念解释概念的空转感，事实上，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勾连关系可能更复杂、包含更多观念元素，比如启蒙运动对个人价值的张扬，比如上帝委托观念对代理制/职业经理人的影响。韦伯指出了一条关键的线索，但仔细考究，线索本身可能存在更底层的动因，宗教与经济行为背后有更深、更普适的人类心理模式，比如弗洛姆指出的焦虑-逃避机制（所以韦伯强调说自己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大体上，本书研究的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韦伯用了选择性亲和的术语），这也是为什么虽然韦伯的论证思路极具启发性，但无法简单套用到其他宗教/经济体上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韦伯强调自己绝非唯灵决定论（相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是，他对物质/技术条件对观念系统的反向作用未给予同等的关注，如果说要研究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不考察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技术、人口、地理、工业革命等）对这种精神发展的影响，是有点局限的，因为在现实中，能动作用不是单向的，也不是从一而终的，这一点让他的理论显得不够完整。当然，韦伯很聪明地宣称自己的研究只是局部，堵住了那些粗糙的批评，但从后来的研究方向看，韦伯自己尝试在世界宗教的图景下考察经济、技术、文化等系统的互动作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已经可以用复杂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伦理、观念、精神气质这些“务虚”的概念层面，除了当作子模块，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实在的社会系统中涌现出来的属性，而复杂系统具有自演化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子模块的耦合、互动和流变，实际上，金观涛在《历史的巨镜》里就运用了这一思路，在我看来，这也是社科研究的一种范式转移，从早先的一元决定论，到韦伯的多元因果论，再到现在更适应动态现实的系统论。 以上只是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后见之明，从个人来说，这次读学术原著很痛苦，原因一是我缺乏对新教不同教派的知识，二是韦伯的语言（阎克文译本）对我来说比较绕，坦白说就了解观点而言，序言比正文有用的多。但是，阅读原著也给我豁然开朗的感受，其一，韦伯的洞察力，能够从经济、法律、政治等诸多线索中抓出观念系统的驱动作用，能够一下区分出前现代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要区别，如果说康德对理性的演绎是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那么韦伯的这种观念能动-多元因果论其实也有类似的效果，我发现伟大的头脑总是善于转换视角、区分事实、连接概念，最终达到一种对概念框架的扩充，这也是人类整体智能提升的路径。其二，韦伯对宗教的重视，作为从巫术到科学的人类祛魅历程中最关键的一环，宗教对社会的动员力量是无法绕过的，这一点韦伯较同时代学者更为敏感，他看到宗教改革重构了宗教动力，心理上是将物质成就的奋斗认同为荣耀上帝的路径，也就是被选中的标志，物理上是教派的组织性渗入了经济活动的条理性中。韦伯看出，在社会层面，只有新教能将劳动与救赎挂钩，将功利与神恩挂钩，建立起一种新的道德动力与伦理规范。其三，天职-劳动/工作-入世禁欲主义-神恩，这个逻辑的闭环如何完成，个人的宗教焦虑与教徒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种张力如何践行为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劳动，韦伯都抓住了理性这个关键，实际上，宗教改革本质上就是理性对信仰的渗透，因信称义是一种除“教会”魅的反动，这应该是源自人文主义对人的发现，个人不仅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身体，也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头脑，因信称义、民主、家业分离、复式簿记、代理制，这些表现背后很可能是同源的。其四，韦伯并非为资本主义正名，他还看到，资本主义在新教伦理的荫蔽下大获全胜后，必会以自身的机械化秩序替代原有的宗教伦理规范，反过来形成束缚人的铁笼。以上这些，都体现出韦伯无与伦比的视野、想象力和思辨能力。我倾向于认为，韦伯命题的伟大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广义上的一种普适框架，比如NBA近年的魔球风潮，就是从一些优秀个体的现实成功，逐步转移为普遍为大家接收的观念系统，再通过理性运作（战术、训练、球队建构）成为全联盟的行为模式。 在说到资本主义的铁笼时，韦伯有一句名言：专家已没有灵魂，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我不禁想到多年以前，一位挚友在日记中写下：让我们一起逃离这个造机器人的工厂。也许，资本主义精神才是一个幽灵，它的变体游荡在每个成功经济体的内部。理性的解放力量摇身一变，成为奴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