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时代”的你我他。 阚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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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认为，生活充满现成的幽默材料，自己只需像吃瓜群众般将它们捡起。在他的新作中，我们依稀能认出令计划之子车祸案、重庆不雅视频案的赵红霞，以及气功大师王林。
农村被拐卖妇女携子逃出山村；失足妇女被抓牵出多名官员贪腐案；高官儿子车祸欲盖弥彰；局长桥梁事故现场微笑被人肉搜索……这不是你手机APP里的新闻推送，而是作家刘震云最新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情节。这部小说的面世受到了极大关注：首印即达到90万册，并荣列《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中文小说榜单。
“吃瓜群众”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国互联网的一个词汇，指那些在网上不发言只围观的人。当大众把自己戏谑为“吃瓜群众”的时候，我们的时代就成了“吃瓜时代”。刘震云的小说描写了吃瓜时代的一些看似荒唐却又真实的人和事。
“小说的素材根本不愁找不到，生活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刘震云近日在采访中说。在北京东城区一位朋友的一个四合院中，他从助理带来的几套衣服中选了一套深色中式外套穿上，准备接受一位德国摄影师关于全球作家肖像集的拍摄。同时，另外几位同样河南籍的朋友在四合院中等他结束工作后聚餐——早已成为了著名作家的刘震云依然保持着和河南家乡的密切联系。
谈到小说题目为什么叫“吃瓜时代”，刘震云的解释是，小说的主角其实是从没有正面出现的“吃瓜群众”，是这些群众在用关注力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他们是网民和舆论，是街上的看客，还有正在看这本书的读者。这些故事经过网络发酵，成为我们小圈子的谈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和兴奋，似乎我们的每一次“吃瓜”行动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我们因而越加热衷吃瓜。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主要讲了四个人的故事。作者将原本处于不同阶级、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几个人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小说情节看似荒诞：处女能够得到更高的嫖资，因此一个牛小丽可以多次假装处女和官员发生性关系；光棍汉可以明目张胆迎娶拐卖来的女人；官员儿子携裸女飙车造成车祸，恰逢他父亲面临升迁的重要节点，于是给父亲的官场前景蒙上一层阴影；政府工作人员在扫黄中和妓女合作“钓鱼”；一张事故现场的官员微笑照片带来网民的人肉搜索，进而扒出贪污腐败细节；当网民了解到卖淫女间接帮助了反腐，他们关心的不再是腐败本身，而是开始作诗讴歌卖淫女，称赞其为反腐女神。
但是这些故事对于读者来说却并不陌生，不论是令计划儿子的车祸案，陕西特大交通事故现场的“微笑局长”兼“表哥”杨达才，还是重庆不雅视频案中的赵红霞，或是深受官员商人赏识的气功大师王林，我们总能轻易找到小说中所有人物在现实中的身影。
刘震云说他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帮助读者回顾所经历的网络事件。他认为这些单独的故事只是皮肉，比皮肉更重要的是骨骼，也就是生活哲学。
在中国，网民往往爱诙谐地用“不明真相”来形容“吃瓜群众”。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让“不明真相”几个字变得非常值得玩味。每次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形容老百姓，“不明真相”的群众容易受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与挑唆”，或是“敌对分子”，或是“境外势力”，或是见不得社会主义发展的坏分子。讽刺的是，“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才是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最接近真相的人。网友又进一步发明了一种说法，“然而吃瓜群众早已看穿了一切”，“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戏称自己为“吃瓜群众”并非是他们麻木和无所谓，而是在以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自嘲和幽默来参与事件，他们是刘震云的小说中推动故事情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刘震云说，“结构需要想象力，细节我从来不瞎编。因为我跟‘吃瓜’群众一样，每天睁开眼，这样的细节在路边俯拾皆是，我随手就能捡起一些，何乐而不为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人，但生活里充满了现成的幽默材料。所以我说：感谢生活。”
刘震云一直是我们这个荒诞时代的记录者。1958年出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的他，15岁参军，五年后复原回乡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刘震云分配到《农民日报》社工作，同年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手机》（2003）中，现代科技带给电视主持人严守一的不仅是方便，还有烦恼和生活危机；在《我不是潘金莲》（2012）中，李玉莲因为假离婚变成真离婚搭上了自己20年的青春来上访；在《我叫刘跃进》（2007）中，捡到一个包让民工刘跃进仿佛变成了一只掉进了狼群的羊。
和刘震云以往的作品一样，《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还展示了人性复杂的多面性，贪官不是毫无人性，妓女并非淫荡无耻，看上去最老实厚道的小吃店女工会在背后捅人刀子，平时相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遇见生活波折首先想到的是求神拜大师。
“有读者说我作品里的贪官和新闻里的贪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书里的贪官是有血有肉的，他一步步地走到贪官的路上有时候是客观的各种因素的促成，”刘震云说。“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多面的，一个人也是，一件事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刘震云的作品虽然涉及很多看起来“敏感”的话题，却能躲过审查顺利出版。在谈及这其中的原因时，刘震云说他觉得首先自己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不是政治层面或社会层面，而是生活层面上的。
“文学是关心政治的，我的作品更关注的是政治里的人和人性。书里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他们在生活中的选择逻辑上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是生活里的人，”刘震云说。“生活比社会和政治大，比生活还大的是人的内心和灵魂，大过国家和民族这些框架。我从文学的角度、在生活的层面来谈问题，所以遇到的阻力就小一些。”
刘震云在采访中笑着补充了一句，“对文学的审查相对宽容，因为官员比较少看书，但是对电影的审查严格，因大家都看电影，大家的评论和关注都更多。”
刘震云是讲故事的高手，故事层层推进，节外生枝，仿佛滚雪球一样，但是不论滚向哪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的笔下小人物居多，在《吃瓜》中虽然有官员，但是官员的做派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的，带着底层人的思考方式：
“也许是出身农村，对于那些铺张的宴席，几万元一桌的饭菜，李安邦压根儿就不习惯……他习惯去的，吃的舒服的，还是像‘薛记江湖菜’这样的大众饭馆；大众饭馆炒菜油烟大，舍得下佐料，够咸，够辣，都是重口味，恰恰这口味与他对脾气……”
“这时杨开拓多么盼望中国出现一桩更大的新闻也就是坏事，譬如，地震；譬如，矿难；譬如，中日在钓鱼岛发生了战争；哪怕又出现了毒牛奶或明星出轨或嫖娼的事，都能将‘微笑哥’和‘表哥’事件遮蔽过去……”
刘震云说他偏爱小人物和底层生活的写作视角，可能来源自己在农村长大的经历。现在他还是会经常回到河南老家的村子。刘震云自嘲是“低端人口”。
“但是我觉得‘低端人口’最有智慧。最好的文学灵感可能在菜市场里，”刘震云说，“文学要重视世界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的故事。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占了太多世界信息资源，他在推特说了什么都成为新闻，但是我们村里人说了什么除了村子里的人别人谁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也有值得倾听的声音。世界上被忽略的人和他们的情感应该被文学重视，这是我写作的动力。”
对刘震云来说，每做一个新的作品都是一段新的探索，他说在写作上他才刚刚上路。
“写作跟开饭馆不一样，饭馆的味道要和以前一样，这样顾客才会愿意来吃；而文学创作要不断对生活、文学、作者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新的体会。作者最可怕是写不出新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