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怎样 ——读叶美诗集《塞壬史》
苏晗 中央民族大学
去年夏末,我拿到叶美的诗集《周年》,封面恰好是我所喜爱的丢勒的《犀牛》:这只眼神倔强的庞大生物,身披战甲,头角紧紧地抵住画框的右边,仿佛随时要冲破狭小的牢笼,逃跑——与我对叶美诗歌的第一印象竟有些相似。在《周年》当中,叶美充分勾勒出一个女性的危机世界(考虑到她自始至终清晰而果决的女性意识,这样的定位应当并不僭越),此危机,来自回忆、家庭、死亡与伤痛,也来自女性书写史上所形成的“黑暗”意识。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将近乎生理性的伤痛感觉放任至疯狂的境地,而在智性与言辞的双重矫正中,与周遭事物形成一种紧张、甚至有些颤颤巍巍的张力关系:正如那只坚硬的巨兽,只有在逼仄的画框之内,胸腹的力量才显得愈加饱满,愈加引弦待发。
于是,带着这样欣喜的心情,我曾颇为专断地,将叶美的写作概括如下:“诚实于个人知觉(不仅仅是‘女性的’),含纳对社会、时空、自我结构的综合审视;语言上,更信任谣曲式的音调与表意节奏,戏剧化的应用多撷取情景,轮番播演主人公的内心情调。”相比于其他女性诗歌对内部世界失敬的窥探、过分的开掘,她所构造的“尘世”结构,更诚实地描绘出当代女性的世俗感觉。
这海岛隐喻她的世界
收入它那狭窄的颅骨
烘烤,发炎,融化,流淌
沉默与嚎叫
相互之间
应形成一种伟大的默契
(《这海岛隐喻她的世界》)
丧失的体验,成为诗人“共情”的渠道,在客观面具下进入多种角色的内心:劳动者、家庭主妇、女孩,乃至弃妇、女精神病患者.....由此,我们发现,一种女性立场不再仅仅拘囿于对“女性”身份的强调,而将其还原到更为复杂暧昧的伦理情境当中——前者抹煞了个人差别,冲动地将之归于“群”的革命幻象,仿佛政治正确的嚼蜡;而后者,则表现出更多的耐心,从外景营造出持续的气压,与女主人公构成危机的氛围。叶美赋予这种处境以极强的针对性与流动性,偏移了“个人化”“叙事”等主流的诗学主张,延续了另一条绵绵若存的血脉。《周年》让我们看到,针对既有的诗歌格局,女性诗歌所具有的某种“战斗力”——某种革新的可能。
《周年》的完成度相当高。然而,叶美似乎总是个不安分的人。没过多久,她便离开“海岛”所隐喻的世界,北上,融入一个更干燥,也更阔大的城市——《塞壬史》中的大部分诗作完成于北京。塞壬,这个不祥的长发女巫,延续了《周年》中对受困、记忆与书写的探讨:同犀牛一样,她包含着危险性,包含彻底革新的野心与激情。
不如从受困的核心意象——“岛屿”谈起。在《塞壬史》中,“岛屿”成为回忆的象征,成为自我反思重新出发的路口:仿佛一个小巧而遥远的按钮,摁下它,叶美为诗歌换上另一幅幕景。在《剧中人》一诗中,叶美表现出相当决绝的姿态:
我已不在那里,岛屿也不在它的悠远里
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据为己有”。
离开什么呢?仅仅是“家庭的琐碎与温暖生活”吗?在《塞壬史》中,“告别记忆”逐渐发展为“投身当下”的主题。本雅明认为“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一是挽歌形式。”(《普鲁斯特的形象》)经典的现代主义书写者常常将记忆塑造成完满的、带有梦幻性质的家园,以略带伤感的语调突破当代生活“进步”的迷障。然而,从一开始,叶美对记忆的理解就不是乌托邦性质的。在《周年》中,我们看到,相比于回忆的朦胧、温暖,叶美所书写的记忆更类似豁开的“伤口”,对记忆本身的反思也远远多过单纯的“召回”:它横亘于当下的日常场景,成为“塞壬史”残酷的起源。
如果蹙眉的悔弃还在
可有一道代办的素杀,既通往拆除形体的内心
也一同止步于“不是”的岔路口
(《塞壬史》)
反思一旦完成,记忆之痛也随之凝定——叶美拒绝以轻柔的笔调纾解记忆,相反,她执拗地逼视它,否定它,走向另一条无人的道路。其后,诗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景观:异质的、自动陌生化的字词大量出现,句法也显得拗怪——颇类似塞壬的歌声,神秘地摇曳着,又携带彻骨的锋利与危险。
这种语感让我联想到早期新诗中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李金发。有意思的是,他最为著名的诗作也与女性的伤痛感觉相关:“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弃妇》)这个形象恰好与叶美的“塞壬”形成奇特的对位:两者都通过颇具冲撞力量的语言实验,突破既有的书写范式。进一步说,作为诗人唯一可使用的“动作”,词语,拒绝融入一个光滑而融通的表达结构,携带各自的异质条件,互相争辩着,愈加凸显了诗人绝不服从的主体意识。
可以这样说,叶美近期的诗歌,开发出一种词的政治性。这种语言观与《周年》大不一样。以之前的《事态图》为例,诗歌营造出一个完整的磁场,夫妻与空的啤酒瓶、埋在沙子中的女友、拿公文包的沉默男人......这样紧张而滋味丰盈的“事态”,是所有将发未发的故事,也合乎东海沙滩黏湿而暧昧的潮气。而在《塞壬史》中,“海岛”成为一种清晰的立场,所面向的,是更广大、激烈的内陆——这也构成叶美诗歌中批判性的起点。
大海在物事的阵痛中,已是一片
激不起路尘的池塘,脱弃椭圆唯美的自身
......
我必须失手关闭面貌相似的两地
你必须替我关闭云层里的峭壁。
(《达官营》)
诚然,在《祭念》《威严时刻》等诗中,叶美从女性主义出发,对男权势力进行立场鲜明的批判。但,如果仅仅如此,不过又回到主义式的宣示,于诗歌毫无助益——我所说的“政治性”更多指向词语背后的意识结构:叶美通过有意的并置、组合,开发字词之间相互争辩、批驳的可能,于是,这些词在一种谣曲的音调中流转起来,指向某种确切的意识或情绪——颇具有咒语的性质。
输过一次就是输过一万次,你们分时
硬币,台风,怡园都轻轻托举到泪腺的肩头
哦 立夏的站姿多么像烈士,主角孤独着可耻
你把五指伸向伊萨卡的引力层,把和解
刷成公交卡的京都里路,当海角响起朝圣的船鸣
萧红要去喝,去踩,雨声中鹰群的猜测
用政治的笔端去击鼓浪漫派,爱若不受苦
而就不得以显示愚蠢的一夫多妻妾制吗
醒来醒来,浴火的山高水清都挡不住帆的吉兆
(《立夏颂》)
这首诗从惯常的日常场景出发,但并未形成完整的“事态”,而是被不断的、争辩的杂音打断。具体来说,“男权的颜色”、“暴力”......将这片“校园风貌”赋予了对立的意识张力。接下来,“甜心软”“维生素”,包括“硬币”“公交卡”,都与当代冗杂而平庸的消费社会层层牵系。这些词语的引入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危机形式:它将如何发展?是走向自足的结构,还是变乱的语言碎片?我想,写诗的叶美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这种实验并不能次次成功,原因在于,它最大程度地想要包容当代生活的复杂性,这些水火不容、争吵不休的词,极容易成为符号社会的同义反复。幸好,一个格言式的句子将诗歌立住了:“输过一次就是输过一万次”。对革命语言的戏仿,将时空拉到更广阔的地方:“当海角响起神圣的船鸣/萧红要去喝,去踩....../醒来醒来,浴火的高山水清都挡不住帆的吉兆”,这种历史的对位法,再次创造出一个女性的客观面具,语调也轻快、昂扬起来。
正如《立夏颂》结尾所透露的:“用政治的笔端去击鼓浪漫派”——这种突破,不仅是技术与手法层面的,更关乎诗歌的伦理问题。或许在诗歌的领域,“女性自觉”同样含带一种政治立场,包括平权的诉求。但这种困境与诗歌的普遍困境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对于女性诗人共同面对的压力,进入到写作,只可能以个人的形态得到决定与处理,这种情况下,诗意的运行往往更加萦回而波折,也更加艰难。在叶美的诗歌中,我们经常能从反讽的叙事之中,品出一种极为自信的语调,“使内心生长出一种劫后余生的爱”(《山羊》)。面对女性的共同压力,它反而进一步加大张力的韧度。换句话说,女性诗歌之所以得以成立,恰恰在于这些混杂、交织的情感层次,它拒绝归化式的表达,渗透于人伦物理与现实规则之中,展现出人类情感的丰富性。
对于叶美,“出走”似乎构成自我更新的起点性事件。这也使得她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叶美不断地实践着本雅明所说的“对形式的反讽”:“它表现的是用拆除的方式对创作物进行建造的佯谬尝试:在作品自身之中示范它与理念的关系。”这也是这一阶段,词语进入叶美诗歌的方式:它保留了针对现实政治、伦理的攻击性,将其作为一种素材,在诗中组建起全新的理念。
我还是相信,诗人的问题,首先要拿到语言的层面的探视、解决。对于女性诗歌,它注定无法安于某种既定的写作套路,而要在更新的限度与突破中,实现诗歌的“韧性”——在这个意义上,除开“回家”或者“堕落”,娜拉还有许多的路可走。《塞壬史》中,有些诗歌虽稍显散乱,不如将之视为尝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它或许称不上完美,但写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什么,而更在于那些未完成与有待完成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