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

学术这东西，它总是后出转精，不断向前发展的。刘大杰先生这部书，在当时看来学术价值很高，对魏晋思想史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但是现在来看，新见就比较少了。在史、论的结合方面也比较牵强。这也不能苛责前人。咱们不能一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边说前人个子矮不是。

前人因为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难免有点价值判断，乃至是道德裁判，这玩意咱们也得将心比心，或者叫同情之理解。何况刘大杰先生精于文学史，对思想史未必很擅长。

但是这本书将清谈分成名理派和玄论派，我觉着这个不妥。最近这几年，不少学者在反思政治史研究中的集团分析范式。要我说啊，这其实就是为了认识历史而对历史进行了一定的简化。政治史是这回事，思想史也是。这个用的好坏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实。

刘大杰先生这个分法呢，我觉得不合适。刘先生好像是把反对玄学的都算是名理派了，特别是那些本传里面提到“名理”的人。这个名理是不是和玄学思潮对立的，需要讨论。汤一介先生就认为名理是玄学的一种叫法。你要是说把名理理解成辨名析理的话，那玄学家也用这个方法。有些人，比如钟会，把他算作反对玄论的名理派，那显然勉强了。名理派里头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什么人都有。有的是站在儒家道德教化的立场来反对玄虚，有的是站在刑名法术的立场来反对，把这些人归拢到一起，说成是一派，实在不妥。至于说玄论派，刘大杰先生把乐广划进去了，但乐广是明确说过“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再比如郭象，这是魏晋玄学的大咖。这部书在划分两派的时候没怎么提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没法分类。你要说他是名理派，那他是注《庄子》的，讲玄理；你要说他是玄论派，他又是讲名教即自然的，和何王嵇阮这些人不一样。所以就没分他，把他夹当间了。

一些学者，比如徐高阮先生、王晓毅先生，在讲西晋政治史的时候分礼法派、名士派，这么分当然也有点问题，但我觉得比这个名理派和玄论派的划分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