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合理的猜测――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述论·陈寅恪的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臆解》读书笔记

去年，老师嘱我抽空读读许纪霖、罗志田、汪晖、刘小枫等人的书，说这不一定与考试相关，却可以养成一种眼光、胸怀、思考问题的方法等，我深以为然。而当时除之前读过的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外，其余各人和他们的著作却是闻所未闻。谈话结束即刻买来一本罗志田《断裂中的传承》做体验。可惜那时已过年中，每日心头火急火燎，大有“死期将至”的感觉，读了十几页就丢一边去了。最近有时间了，就慢慢来补课。 这本《近代中国史学述论》是一个论文合集，是史学史、晚清民国史，其中一些分析史学研究取向和发展趋势的部分，对我这种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吸引力不大。另有一部分关于治学方法、研究态度的讨论是基本常识，也无甚新意。这两种都可读得快些。时间主要花在第三部分“研讨的取向”和第四部分“史义的探索”，其中又有《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等几篇较有意思。而我认为最精彩的一篇是《陈寅恪的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臆解》，一来由于讨论的是我最喜欢的先师，二来最主要的是他分析得很有条理，推测得合情合理，让我有一种“终于有人说出了我想说的话”的感觉。 文章大概要点如下： （寅恪师向以史料熟悉和善于考据著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研究传统以“理论”见长，而缺乏以寅恪师为代表的历史研究传统的对于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因此，郭沫若才曾大力提倡几年几年内在史料的掌握上赶超陈先生。） 在史料与历史诠释（即如何理解历史、如何解释历史）方面，寅恪师提出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取向。即他所谓“证释古事者，不得不注意其时代限制”，即陆机所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即钱钟书所谓史家“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即鲁迅先生所谓“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这些本不是新见，难在贯彻实行。要求史家既要利用自己的“后见之明”，又要努力去“设身处地”。举例而言，今人根据白居易诗读出白居易为一“老流氓”，而寅恪师则指出“唐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为了达到“了解之同情”，寅恪师又提出“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史家应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应该“神游冥思”，达成通汇。这又类似于是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要重建语境，采前后左右之书，既要知“作者当日之时事”，又要知“作者当日之典故”，以“钩深致隐”之法，“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这也是我能所说的“共鸣”，也是一种“因事证明，得其微旨”。概括而言，解史要有“了解之同情”，也有避免因“自作多情”而把前人讲坏。要承认不同，自设为昔人，通过人的共性，返其旧心，读前后左右之书，借共性知个性，重建旧时语境，探索其行为立场。 在史料与表述（即“为人道”和“诉诸笔端”）方面。钱穆曾指出寅恪师的学术文章往往“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太多“回环往复之情味”；行文也“冗沓多枝节”。胡适也认为寅恪师“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但“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我当然知道寅恪师自有别样深情和苦心，但学问过浅，不能获解，所以这时候看到这篇文章便自然有了十分激动的感觉。罗志田认为寅恪师文风“牵缠反复”有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同时也半是有意为之。前者即寅恪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近代中国长期屈辱，士人多见不如意事，寅恪师对形式十分了解，但他又暗存“史学报国”之心（这一点已有太多人都有提到）。当用世之心与现实撞击以后，他便以“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方法待之，注重“抽象理想之通性”，心存一种“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的理念。了解了寅恪师这一倾向，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王国维所写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不难理解他们视人君为符号，为文化象征。于是要在不违背史学戒律的前提下担负改变世风的道义责任。寅恪师这样的史家面对国势衰微的现实，不陈覆辙有违史学求真之旨、亦难供鉴诫之用，太多陈述覆辙又可能伤及民气；既存“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之心，又不能不坚守学术戒律。是故“纠缠往复”。 后者体现在寅恪师明确承认史料的有限和史家认识能力的有限，认为如果史家重建出的史实过于界限清晰，反而可能“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王国维也提出过宇宙人生真相难知，学者应不避“神湛幽渺之思”、不辞“迂远繁琐之讥”，为了了解真相，不妨在表述的流畅方面让步等的想法。所以寅恪师明确主张“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所以他行文无意为了条理清晰而引用“关键”，避免一种对于古人的垄断，排斥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大段引用古人材料，待人论定，或更显“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