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话语游戏

撰文/渠魁

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在书写非洲的时候曾述：“历史不是一架计算机。它在心灵和想象中展开。”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因为爱德华·萨义德、弗朗兹·法农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的思想这些年在中国文化群体中的普及与推广，那么我们很难对此有彻骨的认识。美国的人文学教授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这一思想脉络上的杰出著作。普拉特通过她极富启发性的创作，不仅完美地阐释了萨义德所认为的“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的理论，更进一步地延展出她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归纳。

在这本著作中，普拉特按照时间纬度，把1750～1800年阶段归结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行星意识的反征服叙述；1800～1850年又为一个阶段，她着重讲述了探险家洪堡，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先锋、女性探索者，包括克里奥尔人对美洲的重构，当然这种重构行为依旧没有脱离宗主国的殖民主义框架；1860～2007年为第三阶段，她从“目光所及我为君”的叙述讲到新殖民地全球视野下流动的现代性，无辜天真的反征服叙述依然存在，不过这一阶段新殖民主义下对南美洲、非洲的新的“发现”——欲脱离欧洲帝国主义等新的探索也正在展开。

如果说这种断代史一般的划分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线性总结，那么普拉特为这一总结所做出的大量历史分析与文本细读显然是更具价值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的是新兴知识的兴起，拥有着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心理学家等多种身份的探险家乘坐着商船，来到非洲、美洲大陆，从沿海进入到被欧洲认为还处于“蛮荒处女地”的内陆。那么，作为欧洲观察者的探险家拥有着对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命名权与阐释权，这种对他者的无可争议的在场性也在界定及重新界定着知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也就是本书阐释的关键所在，普拉特对这种权力关系也做出了她最具创新性的总结：第一是风景被审美化，第二是风景被描述得极为富于物质和语义的稠密，第三则是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一种控制关系。如此论述，不仅击穿了殖民主义的策略，更把主体与客体之间互换、不自觉的共谋关系都揭示了出来。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由此，也许从文化根源上就决定了西方（主体）对于他者认识的支配性。而西方探险者对非洲、美洲大陆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从旁观者走向介入者，从单一身份的认识也走向了复杂、矛盾冲突的升级。所以，在这一思想背景之下的旅行书写，也就决定了书写所必然带有的立法性质，当然必不可少地具有想象性、工具性与暴力性。即使自南美独立革命以来，这种与西方的权力关系看起来发生了逆转，其实也不过是普拉特在本书中所要表达的，革命后南美掌权者不过在延续着西方权力话语。这如同一种主体的话语游戏，从想象而入，进入一个异常复杂的主体结构之中，而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性却也是它走不出的樊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