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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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两场战争无疑是那个混乱时代的尾声——殖民者败退，国家一分为二，南北对峙虚张声势，即便偶尔擦枪走火，水深火热的也只有一小部分难民……然而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朝鲜和越南更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曲，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坠落在每个人头上——美国人除外，他们是持剑的那个。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安静的美国人》背景就是那个内心恐惧大于实际威胁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试图重新夺回越南的控制权，然而遭到了越共组织的坚决抵抗。法国的战争在这里延续，却不像敦刻尔克或者诺曼底那样关乎存亡，法国人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刚刚赶走了侵略者，马上又成为了“侵略者”。
小说的主人公福勒是一个已过中年的英国记者，地地道道的局外人，他来到越南不过是为了逃避乏味无趣的工作和名存实亡的婚姻。对于战争他既没有深入了解的兴趣，也不认为有此必要。在西贡，一个名叫“凤”的舞女让他重燃激情，战争让他疲倦，而凤和鸦片，是他抵御疲倦的唯一良药。
美国人派尔是福勒的朋友和情敌，他年轻、有学识、有教养、待人诚恳，在发现自己爱上凤以后，竟然第一时间向福勒坦白，并且希望“在爱情中有一场公平的竞争”。派尔是美国作家“约克·哈丁”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在越南扶持一个第三方组织、推行“民族民主主义”是可行且唯一的方案。为此，他不惜勾结泰将军，制造一系列爆炸恐怖事件，最终遭到越南暗杀。
凤是一个非典型的越南女子，沉默寡言却审时度势，不多情也不绝情，懂得如何在战争中保护自己。
《安静的美国人》故事外壳非常简洁——一段发生在战争背景下的三角恋。故事的结构也可谓精巧——以派尔的死作为起点，逐步回溯三人的关系和经历，结尾处揭开谜底，福勒间接参与了这场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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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是无可挑剔的。我曾读过他的另一本小说《恋情的终结》，同样是一段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三角恋（或可称为四角恋）。格林对男女之爱和宗教之信的剖析深刻且犀利，并且很准确地将爱情和信仰放置在了战争的框架内。
20世纪不乏优秀的小说家，但经历战争而幸存下来的小说家并不多，幸存下来还能保持冷静、将记忆以文字的形式展现的小说家更少。格林曾供职于军情六处从事间谍工作，他的战争视角比之担惊受怕的平民或开枪杀敌的军人更独特，也更像一个“局外人”。然而作为一个参战国的公民，格林和所有经历战争的人一样，深感疲惫和恐惧。这种情绪在《恋情的终结》中有所体现，到了《安静的美国人》中，格林则干脆化身为一个世外之人，逃离铁幕之下的英国，来到遥远的印度支那，客观而从容地记录这样一场与己无关的战争。
然而，“与己无关”仅仅是英国人福勒的一厢情愿。尽管他恪守一个记者的良知，亲自深入战场获取客观信息，而不是像其他记者一样走马观花地参加“新闻发布会”、写一些无关痛痒的通稿。但近在咫尺的子弹和鲜血，让他无法保持冷静继续独善其身，最终，“他背叛了自己的原则；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在他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
这是福勒的无奈，也是作者格林的无奈。作为一个战争的参与者，这种无奈不是轻飘飘的挽歌，而是沉甸甸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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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巨轮逐渐驶入一条交叉河口，一边是源自上帝的秩序和约束，一边是源自人性的自由和疯狂。两股激流碰撞了三百年，终于是人战胜了神，于是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人类给自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创造一个完美天堂的权利。
为了这个完美天堂，一个普通学生可以在萨拉热窝对着素不相识的公爵开枪，布尔什维克者可以毫不留情地将沙皇全家灭口；也是为了这个完美天堂，纳粹可以将“血统低劣”的犹太人关进毒气室，苏联可以将“思想存异”的知识分子流放西伯利亚。
1945年二战结束，一部分人被血腥的战争惊醒，开始反思人性的尺度和人权的边界。而另一部分人则更加坚定，只有排除异己建立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世界，才能彻底消弭战争。
在《安静的美国人》中，英国人福勒属于前者，美国人派尔属于后者。福勒轻易地看出了派尔的天真与可怕，曾经告诫他：
“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与福勒类似的还有法国上尉特鲁恩，对于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和熟悉的战争，他深知一切毫无意义，对福勒说：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要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赢不了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道路每天晚上都会被切断，并且埋上无数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掉圣西尔军校一个班的毕业生。我们在一九五零年差点就被彻底击败了。但我们是职业军人：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直到那些政治家让我们停下来。也许他们会聚在一起，统一和平停战，在最开始时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年的战争便毫无意义了。你不会明白那种毫无意义的感觉，福勒。你不是我们其中一员。”
福勒自知身为“局外人”的幸运，所以他在踏上越南闷热的土地前，就笃定了不管不问的决心。然而面对派尔一次次参与的恐怖袭击，面对断腿的躯体和伏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福勒终于忍不住了，他对自己的发问也是最后的通牒：
“当你建立一条国家民主阵线时，需要死多少名上校才能证明一个孩子或者三轮车夫的死亡是合理的呢？”
福勒放弃做一个“局外人”，他将派尔的行踪透露给另外一方势力，派尔在赴约的途中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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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述了一种道德困境。伊凡·卡拉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廖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让人们从此之后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与幸福。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你必须现在就折磨死一个小生命——比如那个婴儿。伊凡问，那么你会做吗？阿廖沙的答案是一个明确的不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折磨一个婴儿的正当理由，就这么简单。
很显然，这种道德困境是“电车难题”在早期的极端变体。而深受宗教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的答案也是宗教性的——不。因为总有一个最高准则在约束着人的行为，这个最高准则代表了上帝的意志。
然而半个世纪后，当人们在残酷的现实中真切地遇到了“电车难题”，即便是最虔诚的教徒，都无法那么坚定地说出一个“不”字。因为在血腥的杀戮面前，倘若除掉一个无辜者能拯救千万生命，谁敢肯定那不是上帝的意志呢？即便出于人的本性，这样做又有何不可呢？
20世纪中叶，存在主义哲学圈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阿贝尔·加缪的祖国阿尔及利亚爆发独立战争后，他却不支持起义军，因为他们埋设炸弹、杀死无辜者。他在剧本《正义者》借革命者卡利亚耶夫说：“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
40年代中期，梅洛-庞蒂曾经问过萨特，如果必须在两件事之间选择，一件会杀死300人，另一件会杀死3000人，他会怎么选。萨特回答说，从哲学上来看，这有什么差别吗？每个个体在自己眼睛肿都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没法拿两个无穷来比较。然而后来，萨特放弃了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一个人可以甚至必须以审慎的方式掂量和权衡人的生命，而阿廖沙的立场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拒绝做计算——吧一个婴儿与数百万婴儿做对比——不过是自私或胆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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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美国人》成书时间大概与萨特和加缪争论“电车难题”的时间相同。较为讽刺的是，两个法国人（或称法籍人）在讨论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时，一个英国人却在法国自己的战场上给出了一个形而下的答案——没有人可以成为局外人——在电车难题中，无论你将轨道扳到哪一边，亦或是站在原地不动看别人扳轨道，你都是这场谋杀的凶手，因为当你被抛进这样一个场景中时，你便成为了参与者，亦即“凶手”。
正如福勒来到越南，虽然初衷只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记者，但最后他已经无法再安安稳稳地置身事外。出于他的对凤私心，更出于他所受教育形成的道德意识，福勒最终选择将派尔送上死途。他明白自己无论做什么选择，都无法从局中逃离，派尔不死，便会有更多的婴儿和三轮车夫死去，这是经历过战争的他无法接受的。
福勒最终也明白，越南战争也好、朝鲜战争也好、法西斯也好、布尔什维克也好……这个世上的所有谋杀中——法国人也好、越南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所有人都是无处可逃的“局外人”。
2018/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