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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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傳至中國可上述千年以前的唐代。位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大唐景教流行碑》，就是最有名的證據之一。不過由於當時回教帝國勢力強大，所以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受到一定程度的引響。宋代因絲路中斷，影響了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雖然宋代有大量的航海紀錄，但他們大都活動在東南亞一帶）。等元代打通了歐亞兩路後，又因蒙古貴族傾向於回教（所謂的色目人，大體可以歸類於今日的阿拉伯人）。所以天主教在華的傳播事業，一直不怎麼順利。
等明帝國建立後，出於海防的考慮（主要是防止海盜，還有說法是因胡惟庸與日本人有聯繫），朱元璋曾下令“片版不得下海”，並把沿海居民往內遷。同時又因明代並未收復西域，所以絲綢之路並未打通，導致明代早中期與西方阻隔相當嚴重。
這個期況一職到了利瑪竇時期才獲得了巨大的改善：他先是拜見明神宗，在取得了萬曆皇帝的興趣和支持後開始在北京置辦教堂；然後他透過自身的科學涵養，開始參與許多書籍的編攥與推廣（這時不得不批評當時教會的愚昧，利瑪竇好不容易得到中國皇室的友誼時，他們居然還嫌棄利瑪竇推行的教義不夠正統）。但當利瑪竇與世長辭後，與他共事的傳教士就開始不安分了。康熙時期因玄曄個人的興趣愛好，他還願意與傳教士討論科學問題；但到了雍正時期，胤禎就因教團人員參與皇位奪嫡就下令禁教。曾經很多人批評雍正這一決定，認為他阻隔了中西兩國的交流，導致清朝末年的悲慘；但敝人覺得這根本就是兩件事。
為什麼說是兩件事呢？雖說沒有學習到人家的優點，固然是自己不對；但如果對方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態度來看待我們時，請問諸位會怎麼想呢？在金尼閣的記載裡，中國人就“一直生活在可悲的黑暗之中”，而我們長達千年的文明，在他眼中並不怎麼了不起；他對利瑪竇學習中文，評價為“一種手段，而非是追求”。同時還把所有非本教的人都稱之為“偽教”，與他們對立的人都稱之為“小偷，暴徒，受惡魔蒙蔽的人”，甚至連立場中立的儒家思想，也被他批評一番。
這種傲慢的偏見在什麼地方最能顯現呢？在利瑪竇時期，巴赫、特雷曼等大音樂家都還沒出現，所以即便是歐洲，他們對音樂的研究並不一定比其他世界的民族高到哪裡去；然而即便是追隨利瑪竇遊遍半個中國的金尼閣，在他的記載裡，用相當蔑視的態度來評價中國的音樂，認為它們“吵雜無序，堪稱噪音”。其實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崑曲已經漸漸成熟，並且在湯顯祖等人的推波助瀾下成就一番新氣象。況且這個時期的歐洲，古鋼琴（Clavichord）或古提琴（Viola）等樂器在音色變化上也不一定比其他民族的樂器多。但當時歐洲傳教士就用這種高傲的態度來處事，以至於他們日後的傳教事業屢經打擊。
當然，金尼閣那種愚蠢又可憎的思想可能只屬於他一個人。但問題就在於：當歐洲傳教士來華時，他們都不可避免的帶著一種“我高於你”的心態；並竟只有他們的神才是正神，其他人的神都是偽神。就因為這種思想，導致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屢屢受創；而他們卻總是把責任推給那些“不信教的惡棍”。而這種高人一等的姿態，逐漸演化成十九世紀盛行的帝國主義。這些老牌帝國燒殺擄掠，無惡不作，但是什麼給予他們這樣的底氣呢？從四百多年前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裡，我們就能找出答案。
當然，再經過二次大戰與反殖民的風潮後，許多歐洲人開始反思，並倡導“人人平等，世界大同”這一概念，並且有許多音樂家，比如音樂家Jean-Christophe Frisch所做的《明清北堂天主教晚禱》（Vêpres à la Vierge en Chine），就嘗試以一種互相尊重且包容的角度，來回顧這段歷史。畢竟利瑪竇本人，不管他的出發點是什麼，他對中西交流和影響，是無法估量的（有人說伏爾泰就是因他才認識到孔子）。這也是為什麼筆者用“睿智”來形容利瑪竇：他不一定真的認同中國的一切，但利瑪竇懂的妥協，而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取得成功，而不是金尼閣或是教會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