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抛心力做词人

读《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札记三则

近日整理先大父遗藏，内有龙榆生编撰《唐宋词格律》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10 月一版一印，书页泛黄，扉页所记购于“1978 年 12 月 17 日”，迄今已三十余年。又忆少年读词经历，起于初三毕业暑期，我时年十五，于先祖书架处得王力《诗词格律》、龙榆生《唐宋词格律》此两书，爱不释手，先祖见此，恐我耽于小道、贻误学业，只应允我假期借阅，开学归还。不得已，只好竟日抄录一过，终夜不倦。及上高一，课下极喜读王静安《人间词话》，深受影响，以上三书，实为我少年读词之发蒙。大学四年，彷徨于“可信”与“可爱”之间，又自忖才性所偏，诗词终至荒疏。平日断续品读俞平伯、叶嘉莹诸家赏词之作，直至某日于品雨斋书屋，购得龙榆生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竟复欣喜异常，随身携带，时常翻阅。从此按图索骥，自陈卧子《湘真阁稿》而下，习读浙西朱竹垞、阳羡陈迦陵、常州张惠言，直至晚晴四家。经此逐步进阶，方察觉王力以一语言学家，论词则圄于格律平仄，未能欣赏词之窈渺；王静安《人间词话》虽自开新境，亦止一家之言，未能推溯词学源流；惟有龙榆生传承彊村衣钵，发覆阐微，辨析格调，终为开创近代词学研究之大宗。

一、选词重意格

龙榆生之词学，尤重词学史之构建；而词学史之构建，实本乎选词。其《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虽寥寥千余字，却不失为近三百年词史之提要。龙氏的选词标准，于此篇特别标举“意格”二字，其论曰：“论近三百年词者，固当以意格为主，不得以其不复能被管弦而有所轩轾也”。又龙榆生 1933 年于《词学季刊》发表“选词标准论”一文，论选词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而龙氏欲超越此四种标准，独树“意格”说为选词新标准。实因词乐已亡，不复能歌，故重振词学之途，惟崇尚意格，声律次之。“夫所谓意格，恒视作者之性情襟抱，与其身世之感，以为转移”。可见“意格”之说，不特依他，亦重为我，需“格高而情胜”、“笔健而声谐”二者兼备，方能横绝一时、垂范后世。

故龙氏标举苏（东坡）、辛（稼轩），谓此一流派特征有三：于情境，能将宇宙万事万物、作者性情抱负、才量器识、喜怒哀乐之发，无不纳入词中；于修辞，则经史百家、梵典俚谚，皆不在摒弃之列；于声律，“曲子律缚不住”，离曲益远，却解放词体，故能与日月长新。此亦龙氏所谓“学词应取之途径”。

二、以词存史

龙榆生论彊邨之本事词，笺注朝局本事，别有凄然于言外，拟之“杜陵诗史”。“词史”之说，兴于清初诸家，援微词小令，寓家国无穷之感，故陈迦陵有言“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周介存则谓“感概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至道咸以后，兵连祸结，蒋鹿潭之《水云楼词》，王半塘、朱彊村诸老之《庚子秋词》，皆可谓近代之“词史”。张尔田《与龙榆生论彊村词事书》亦云，“古丈万年词，苍劲沉郁，绝似少陵夔州以后诗”。仅以气象论，然词之为史，终与诗史有别，如少陵《北征》诸篇什，多用赋笔直书，备叙其事，故“诗史”可补“史阙”，可与史事互证；而半塘、彊村之词，则多借比兴寄托，化实为虚，故“词史”仅为“心史”。借静安“造境”、“写境”之说，或可谓少陵诗史多为“写境”，彊村词史尽数“造境”，其所喻所托，古典今典，若无本事注，真如“七宝楼台”，实炫目难辩。

三、词人与政治

龙榆生晚年号“忍寒居士”，此号孤苦，似有难言之隐。起初我于其出处行藏，知之甚少，读忍寒词，亦多有不解。数年后方读张晖所撰《年谱》，方知龙氏之因缘遭际。龙曾受汪兆铭之邀，出任伪府立法委员，汪本为朱彊村任广东学政时所取广州府试第一，故与龙榆生乃词苑同门，早年便同声相求，龙曾以“岭表少年天下士”目汪。龙氏奋力刊刻《彊村遗书》、编撰《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汪均有所关照，从此牵连，终至失节，《双照楼诗词稿》亦为龙所刊刻。后龙氏经坐牢后释放，先于沪上获陈毅礼遇，甚至又得以词坛耆宿身份与太祖同席，写下“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书生本性，袒露无遗，终至不免。

其师彊村临终口占绝笔句云：“枉抛心力作词人。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龙榆生《忍寒词》中哀彊村数首，曾两用元遗山“孤负百年心”句，颇具深意。其一生出处行藏，实有负乃师平生大义大节。又顾亭林《与人书》引宋人论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故今日学诗学词之途径，惟有先涵养其器识，磨砺其心志，方可不堕于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