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危机中的后现代状态

文/拾荒的丹蒂

“ 现代性” 80年代后在西方才兴起的一个话题。这时有一场现代与后现代之争，挑起人就是哈贝马斯。缘由是哈佛大学贝尔发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保守主义的方式恢复宗教，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将现代传统依附于元叙事，将马克思和黑格尔传统进行切割，而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拒斥。哈贝马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后来出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因此激发了众多人参战。哈贝马斯：现代性是理想之物；后现代看来：是已经破产的产物。2002年詹姆逊谈及这个话题：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重新包装，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各自有其逻辑。

在这个论战中，我们会发现利奥塔建树在于通过叙事危机的比较来定位变化。在导言中他就为我们展开了清晰的论证思路：从叙事角度切入，现代（元叙事）-后现代（对元叙事的怀疑）-处于语言游戏状态中-决策者的阴谋：优化效率-后现代出路：误构。第一章到第三章划定了研究的范围、问题和方法，知识在信息化社会中作为商品出现，其以货币姿态所具有的“交流透明性”与国家的不透明性之间出现了矛盾，知识和权力之间发生尖锐冲突。如果将合法化视为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一个立法者得到允许来颁布这条作为规范的法律，那么这种冲突就带来了知识合法化问题，也就是：谁决定知识是什么？当利奥塔带领我们穿越这样的表象去分析其深层发生机制时，他为我们提供了“语言游戏”的方法视角：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第四章和第五章宏观的社会关系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分析就是对“语言游戏”的佐证：社会两种模式的抉择（系统和二分）已经不再适用，后现代进入了一种自动装置状态，社会关系成为一种语言游戏，空间上是网状的，同时处于位移流变的状态。体制本身也难以为之划分界限。

从第六章开始深入语用学展开分析，关键是叙述知识的语用学和科学知识的语用学之间的动态关系生发出层层思考。在传统知识的表达中叙述形式占据主导：它自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有权在文化中自我演说、自我形成，而且因为叙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了。但科学知识与之不同：科学要求分离一种语言游戏，即只剩下指示性陈述，因此它只能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间接因素存在，并且需要不断论证陈述，因此意味着历时性，也就是一种记忆和设想的积累过程。这两者作为两套知识标准不存在因果关系，却始终处于一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中：科学试图用光亮照亮叙述愚昧的同时也在借用叙述实现自身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柏拉图就为我们展现了叙述知识在非叙述知识中的回归：他在《理想国》中是要驱逐诗人的，因为诗人的语言远离可理知的实在（也就是理念），但很多时候他却不得不借助诗人那样神话（muthos)的语言去为自己的理念服务，我们熟知的有《斐德若》篇中的灵魂马车，《蒂迈欧篇》的宇宙论，纠其原因：一是为了能向民众传播；二是论证的起点灵魂回忆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知识确立一个逻辑起点的。这样我们就很能理解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所呈现出的两种知识话语的进一步融合了：叙述知识为科学知识提供预设（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科学又使得叙事成为进步历史进程。因此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合法性考查与新的科学态度一致：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由此必然产生进步观念。此时知识合法性叙述中的一个哲学版本思辨精神遭到破坏（德国唯心主义提出，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二是思辨精神。其实这也对应这一种元叙事，不以使用原则解释只是的研究和传播，而是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实现“主体生命”基础上，这是其一大死穴），另一个政治版本人类作为主体获得了活力。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摇摆于这两种合法性之间。但是这样一种所谓的“启蒙运动的解放机制”（把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建立在那些投身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对话者的自律上。）真的合法吗？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具有认知价值的指示性陈述和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规定性陈述之间并不存在规约性，科学话语是一种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有自己的规则，但完全没有管理实践游戏的使命。那么究竟谁来掌握知识的主权，是科学带来的自动装置？是抽象的人民主体？还是真正立法的管理者？我们经历了一番叙事的摸索最终又回到了这个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那么利奥塔给出的解答是这是一个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游戏：社会主体本身似乎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了。在十一章到十四章都是试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寻求科学在后现代中的合法性进路，其重要的原则就是性能优先性，通过误构的方式来达到合法化。

最后引述一段利奥塔对后现代科学极为精彩的评论作结：“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得出如下的思想：可导连续函数作为知识和预测的范式所具有的优势正在消失。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编委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它生产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这完全不是最佳性能的模式，而是被理解为误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