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章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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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洪秀全在一系列刺激下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并非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的革命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形式。
洪秀全的思想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农民既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创造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宗教教义和物质摧毁是打不到孔丘的。所谓反孔斗争，实际上并未能批判传统孔学，这个批判是从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的。洪秀全砸烂的，毕竟只是孔子的排位而已。这其中有反抗意义也有严重局限。
《天朝田亩制度》以改革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从事劳动，彼此支援帮助，规定副业生产。“人无私财”、“圣库”。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在于其不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性质。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
《资政新篇》主题是大规模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兴办近代交通业，提倡机器生产、开矿、立厂、办银行，鼓励科技、发明创造，保护奖励私人资本。洪仁玕的《钦定军次实录》实际是要求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剥削和上层建筑改革（立法制、去酷刑、办医院、开学校）。他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主张比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等不仅早二十年而且更全面更彻底。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龚自珍：
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为中国近代思潮奏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前奏曲。虽然时代和阶级限制不能使得龚氏变法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内容，基本没有跳出传统思想体系的治国平天下的圈子，但其对黑暗现实的尖锐嘲讽、揭露、批判，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声音。
魏源和冯桂芬
魏源的贡献在于正面提出的建设性原则。他继承林则徐的事业，编撰《四洲志》、《华事夷言》。由于历史限制，魏源对西方学习还停留在武器和练兵上，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具有新的原则和指导意义。同时，他也非常渴望内政的某种重大改革
如果说，龚自珍给较远的晚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煽起了浪漫的热情；那么魏源就给紧接着他的七八十年代留下了现实的直接主张。而冯桂芬的特点在于，他承上启下，是改良派思想直接的先行者，是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思想历史中的一座重要桥梁。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生与发展：
1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要求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是直接从洋务思想中分化出来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是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商人出生的郑观应是七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卓著的改良派思想代表，他表达了当时民间工商业各种具体实际的利益额要求，强调提出必须振兴民族工业（轻工业）
2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要求
虽然改革内政问题一开始就为近代先进人士所注意，但这谢谢诶意见和办法大都停留在传统“修齐治平”老一套圈子里打转，并无真正新颖的见解。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作为一定社会物质力量存在的条件下，在中法战争揭穿清政府腐败、国内要求改革的局势下，才能真正产生这种虽弱小但心生的进步政治要求和政治思想。空前明白提出了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具有重要思想意义。改良派的政治要求一开始便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特征。（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
3早期改良派思想与正统思想的分歧和依存
改良派：不根本改变传统土地占有制度下引进技术、改良经营方法，发展资本主义。局限性也很明显，主张中反映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靠。理论思想落后，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理论思想，无保留地用户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还未达到康有为那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论，还只是简单的循环“变易”观念。与九十年代康、谭、严复等道器观点伦理意识大不相同。这一阶段改良派思多半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两派思想界限还并不异常明朗。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高潮和顶峰
1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清政府和洋务运动在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对民间资本让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真正的初步发迹。改良派变法维新运动也随之迅速发展。康有为是这一时期整个变法运动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
康有为着重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和制定资本主义法律上，认为这是变法核心和关键。
这时期将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高到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理论思想高度来论证，向人们进行了反封建思想体系的启蒙主义的宣传。
2改良派思想与守旧思想的激烈斗争
“民权”问题构成了改良派与洋务派和一系列假维新派以及改良派中的右派的重要分歧。
改良派当时强调“体”“用”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和变法维新一致的思想，比封建主义的“中体西用”有着深刻差异与显著进步性。
然而九十年代变法维新改良派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内部思想上脆弱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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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衰颓
随着二十世纪初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衰颓下来。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其存在已成客观事实，问题从要不要保护发展变成如何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使得守旧派和改良派的经济论证失去意义，而代替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政治道路，即革命派和改良派懂得论争。自由主义改良派思想政治在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衰颓下来的。
论战：革命还是改良、应否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这一基本课题（论争核心）
自由主义改良派终于被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淹没。这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但值得重新思索。也许，少一些激动和急进，多一些改革与改良，比“欲速则不达”反而更好更快？
康有为思想研究
康有为思想产生成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代表了当时封建社会上层主要是正兴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向和主张。
思想体系大致四个方面：
1表现在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上皇帝书》、《戊戌奏稿》中的变法维新思想
2“孔子托古改制”的学术理论（“孔子微言大义”的“圣人之道”的宣传）
3“大同”理想
4康有为的哲学观点（整个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思想体系。
康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环境下，但从老师朱九江、历代知识分子“经世致用”影响和客观时代、时局的刺激下产生反传统束缚的思想。：中法战争是一个质变点。康具体有了“以元为体”的发展的自然观和“以仁为主”的博爱的人生观。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陆王心学和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和乌托邦思想影响。
“元”，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董仲舒的哲学，康用它表示世界（自然观）的根本、本质和起源。
“气”在中国哲学上，一般是作为物质和物质性来了解的。“理”“气”先后之争，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断言精神先于自然”还是“把自然看成根本”的两派哲学的斗争。康采取了否定“理在气先”的态度，针对“无极”和“太极”的传统论争也采取了否定无极的存在和“无极生太极”“无中生有”的观点。康基本承袭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哲学传统，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自然界的产生变化的朴素观点。
二十世纪初期，康、梁等欧游后都表示了对科学和物质文明的怀疑和否定，这与他们以前态度正好相反。他们来不及彻底消化西学在时代背景感召下就统统拿来用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很多观点上很不成熟。
康借用西方的一些概念，一方面把物质（电）神化了，另一方面它又把神物质化了。一方面使物质的作用带有神秘的精神性质，另一方面又使精神等同于可以计算控制的物质的机械作用和功能论。 一方面指出人非天不生，人的精神意识不是父母所能给予控制，因而要求人们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指出形体必须依赖父母，因而要求人们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指出形体必须依赖父母，因而认为人们仍需遵循一定的人间现有的规范，而不要完全舍弃传荣秩序伦常。
传统思想里，“仁”与“礼”两者本来是可以互相调和补充的，但资产阶级改良派强调“仁”，正统思想的卫道者们则坚持“礼”。反理（礼）而主仁（人）是康、谭一派人的基本论点。“仁”在这里被提高到空前的哲学高度，甚至被看做是一种不生不灭万古不朽的人类本性，自然规律和世界实体。
自然人性论 康有为宣称是告子“性无善恶”理论的信徒。倡人欲反天理，反对禁欲主义；鼓吹人性平等，从这里逐渐引申出“天赋人权”类似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
“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康有为强调发展的历史观是他思想体系的主要脊梁。 “由据乱而生平而太平”（“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表达了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
正如承认发展但否定飞跃一样，康承认矛盾但否定矛盾的斗争。康沿用传统“阴阳”的事物矛盾观，并指出了矛盾的相互依存性。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就是调和，与谭嗣同一样，康的辩证观念也常常在许多地方（特别是认识论上）流入了“大小其同”“久速齐同”的相对主义。
“大同”空想 康有为的“大同”空想，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大同”空想是比较彻底的发封建呼声，而并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实际上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大同书》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渴望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额欢乐颂。
“托古改制”的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严重地从内部破坏了封建思想体系。这场掩盖在学术活动中的死刑斗争还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映。
谭嗣同研究
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当时改良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还特别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爱国主义的时代氛围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深化的九十年代的社会基础长期酝酿下产生了谭变法维新的哲学政治思想。他的理论高度超出了改良思想体系所能允许的范围，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思想先导。
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杨锐、翁同稣是上层高级官员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的各派别主要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为基础。康有为是有浓厚的调和策略的左翼稳健派。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就是以正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先驱。
许多革命派人物在九十年代都常常不例外是改良派变法维新的支持者、参加者、同情者，指导戊戌、庚子谭、唐两次流血后，他们才一步步走向反对康梁的革命路途。谭的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色。
中国民主思想传统尤其是墨子兼爱和王船山的民族民主学说，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谭思想源泉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短书》到《仁学》，政治思想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哲学上则由唯物转向唯心，由反对宗教转到信仰宗教，由墨家转入佛学。对清朝廷顽固不肯变法的强烈不满和毫无现实力量可靠指望，正是使谭嗣同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日趋急进，另一方面在哲学思想上“所愿皆虚”投靠佛学的根本原因。
总括谭嗣同哲学思想，“仁”是谭嗣同哲学的最根本实体，它依附于“以太”或“心力”而实现其存在。“以太”基本上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心力”基本上是精神上的概念。在谭的规定中，“心力”高于“以太”，“以太”只是“心力”的假借的“粗浅之具”，“心力”更接近于“仁”的本性。所以，我们说谭对自己的哲学作了明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和规定，他是在构造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但是，在实际上，他的整个哲学是建筑在“以太”这个物质概念上，“以太”在其哲学中比“心力”更为基础。其唯物主义的成分仍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方面，从其“以太”——“仁”、“通”的唯物主义直接引出了急进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其唯心主义的“心力”说又作了神秘的社会宗教主张的理论基础。传统社会的“善”“恶”的道德规范，概念就都应该一律废除，封建道德认为的“恶”并不是“恶”，“善”也并不是“善”。
谭嗣同急切盼望的是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所以，与康有所不同，在他的著作里，很少论证历史进化渐进轮的一面——必须由君主立宪才能过渡到民主。相反，表现在谭愤怒呼号中的，是对革命的想往和民主的渴求，这也是改良派左翼激进派的特色所在。他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真正先驱。
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膜拜 谭不了解社会灾难真正原因，因为找不到社会罪恶的物质根源，而又在自己生活经历中看到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们各种卑鄙污浊，自私自利的卑劣心理，于是与其错误的精神论和抽象的人性论相吻合，谭就简单地把一切罪恶的原因归之于“人心”的后天的不善。当他改变社会无所依靠时，遭到严重困难和消沉状态时，也就自然转向宗教，已实行抽象的“人心的改造”。
P252拍照
论严复
严复批评孟子、韩愈、宋儒特别是陆王的言论是更加突出和明确的。他认为人不是由于天生“性善”，而是由于各为“私”“利”“安全”争斗，终于“积私以为公”，“明两利为利，独利为不利”。才结成社会和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他对古代各家的取舍评论都完全服从于他当时提倡资产阶级新学、西学的需要，都有这个特定时代内容。严复坚决反对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后，更认为现实证实了他的主张。“天下仍需定于专制”，“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他主张复辟帝制，提倡马基雅维利主义，幻想强人政治，希望出现一两个强有力的统治人物。镇压革命统一中国是他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尊法”并不与批孔而是与尊儒同时并举。
就广义而说，严复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属于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作者认为他并不是严复历史作业的主要方面。他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认为这才是救国之“本”。
天演论的独创性 它对于外国的介绍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确实已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书名只用了一半，正好表明严复不同意作者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割、对立起来的观点。赫胥黎认为人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自然竞争。严复用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来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
经验论及其归宿 严复把富强之道归于科技，科技之本在于方法，即培根提出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公例”，然后再普遍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严复还是近代中国最早讲述逻辑学的人。严复的唯物论最终走进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是“用”。“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严复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害怕和反对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严复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和彻底的，但在现实政治主张中，却比康、谭要慎重和保守。后期严复被弃了早年曾热情相信过、介绍过的“新学”“西学”，而完全回到传统怀抱中去了。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自立军运动 自立军的实际首领是谭嗣同的死生挚友唐才常。知识分子为了救国维新居然会合下层会党（张之洞目中的“贼”）联系在一起搞武装起义，这对清朝统治者是件新鲜事情；对这些文弱书生来说，他们被屠杀、被镇压、却正是使他们完全摆脱改良主义道路的根本契机。
1900年自立军运动的失败使两湖地区一部分人脱离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藩篱，抛弃了对清朝政府或地方官僚的幻想，迅速成为革命派。1903年所以成为革命发展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原因就在此。1903年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正式划分思想界限的一年。
四个思想代表
P306
邹容的《革命军》全面、明确地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原理，是整个革命派的最早最鲜明的号角，基调是反封。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基调则是反帝。
朱执信的思想特点则是着重阐发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最早介绍马克思的名字和学说的人。他强调光政治革命不行，革命主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希望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时，“当其未大不平行时进行社会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朱虽然主观上站在左面（工人）来反对资本主义，然而由于超越历史当下的任务，不但根本行不通，比起章太炎，更少人能理解。
历史教训：革命派让权、反革命派夺权的辛亥革命悲喜剧上演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使政权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中心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权利连最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理想的反面。
鲁迅对辛亥革命后这种血的教训是极为深痛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发展的主流是由爱国而革命，即由抵抗外国侵略者要求祖国富强而必须推翻满清政府，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这与洛克、卢梭等人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为这些东西而斗争而革命，并不完全相同。至于人权、民主等，虽然辛亥革命前有过一些宣传，但既未真正深入人心，也却非当时现实迫切要极为外在的意义，为人们所接受和了解。革命后却是谁想复辟做皇帝天下共击之的。如何在政治上真正民主共和、经济上富强建设、文化上自由平等，革命前大多是空话，没有生根，革命后很快就被纵横捭阖的帝王权术（袁世凯）和杀人如草的血腥镇压所淹没了。
李泽厚认为，仅从思想角度看，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深厚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的结合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
论孙中山的思想
孙是第一个全面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纲，领导了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含义比较宽泛。辛亥革命前的现实斗争需要却把它集中在反满上。反满本是为了反帝，结果却是反满代替了反帝，后一任务根本没完成。孙当年提出中国连殖民地都比不上，中国是受许多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次殖民地”的著名论点，极大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孙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体一致，但世界观和理论基础并不相同。
建设伟大祖国 孙认为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必须有经济上的富强独立，孙之后放弃改良主义，搞革命斗争也没有忘怀建设祖国这个目的。
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孙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提出著名的“五权宪法”，其实质是权力分散，即分权制。孙认为中国与欧洲不同，自由平等早就有了，白屋可出公卿，布衣可至将相，不像欧洲封建世袭制那样严格。认为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取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那样厉害。这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严重估计不够。
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孙中山自己自始至终都看得最为重要的思想，他把“民生主义”明确地归结为“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便是既要发展大工业又要“预防”和避开资本主义。把“工人”看做比“资本”更重要。
站在革命派立场，孙在前期就自发地同情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民生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要求既发展大工业，又避免资本主义，具体方法就是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问题，孙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大资本家和显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只要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便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为内容，而又打着“社会主义”的名号正好投河了孙的愿望和需要。然而这种急进的土地公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社会生产的整个制度的总的革命，他的主张则是丝毫没有动摇目前的生产方式。
孙还主张“互助论”，他既不是“弱肉强食”，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各阶级“经济利益的调和”，“人类的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新发展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派打击和阻挠他，资产阶级冷漠和不支持他，农民阶级不了解他。这样情况下得到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纲领的支持，孙也重新解释了“民生主义”，有了新特点。 随着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式迅速的发展和长大，孙前期那种“预防资本主义”的想法逐渐消失。新的“民生主义”不再大强调“预防资本主义”，而是提出“节制资本”的政纲。
孙中山始终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互助博爱的理论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共产主义，认为不和民主主义冲突，但也不是自身，而是朋友。
哲学思想 如果康有为的世界观可以看做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么，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则是真正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标本。孙中山特别服膺达尔文学说。孙也把民权看做“天赋”的观点，指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世界是物质的——这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自然观的要点之一。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基源的，把精神看做第二性的、派生的，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
“知难行易”学说：孙中山在认识论中自觉地对自己以往革命奋斗的经验进行总结，强调理论认识的极端重要性。他把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做是第一性的，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基本上走着“由物到感觉和思想”这条唯物主义路线。孙中山没有由经验论走入唯心论，而是强调了理性认识（知）的重要，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成为“真知”。孙对于实践的理解是狭隘和直观的。他的“行”（实践）在根本上又是具体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他的“知难行学说”大都停留在琐碎的各种例举上，并没有达到思辨的理论高度，始终带着浓厚的直观性和经验性。
民生史观 高度关怀人民生活和重视物质文明，以之作为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基础，这是孙“民生史观”的合理部分。他没有夸大英雄、天才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作用，认为是长期历史运动和长期积累和继承之后的结果。他也贬斥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只适应于比较低级“物种进化之时期”，不能用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
章太炎剖析
讲道德、重历史，始终贯穿整个思想之中。用所谓道德来衡量品评一切，是章太炎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征。他的倡导佛学，便是为了提倡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他反孔批儒，是因为“儒家之病在于以富贵利禄为心”，完全着重于道德层面。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不仅在思想言论，而且在一定程度的身体力行上，都着重突出了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道德作风。除了进化论不大相同以外，在憎恶和抨击上流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提倡宗教、道德、国粹和个性主义问题上，鲁迅基本上站在了章太炎一边。
一方面夹杂封建因素，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小生产者惯有的反动空想，是章太炎思想的显著特征。在反满反帝的民族主义、经济平均主义、政治专制主义、道德纯洁主义之旁，再加上绝对个人主义和极端虚无主义，便构成了章的社会政治思想特色的全貌。
正如章太炎在道德问题上由幸福论走向反幸福论的康德一样，哲学上也是由休谟的怀疑论走到康德的先验论。，再归宿于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佛学唯识宗。
以道德作为革命基础和动力，反对追求幸福，反对物质文明，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一切束缚，不怕牺牲，不畏困苦，强调凭借个人主观的力量、精神、道德去进行战斗，这就是章太炎融为一体的哲学体系。谭嗣同由于苦闷悲观而进入宗教泥坑，章太炎的这种哲学尽管可以鼓劲于一时，热狂于一时，但毕竟不能持久，最终走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从一开始梁启超的活动特点就主要是宣传。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梁启超有时背离康有为思想，但这种背离也仍有一定限度，更多是动摇在康孙之间。正如不能责备陈天华对清朝政府的残存幻想一样，也不能硬说梁启超靠近革命是“伪装”、“欺骗”、“投机”。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和偶然。很多著名的保守派分子也可以一度接受革命派影响。在自由主义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还未划清界限之时，他们在要求改革、反对现有政权上的某种联合。
如果说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史学一般原理和方法的倡导者，那王国维则是这一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者。王国维用近代方法整理古史研究甲骨的态度其后被陈寅恪承接。王在哲学上一方，面不满足于严复那种肤浅的经验论，提倡超一时功利的形而上学，指出中国民族缺乏抽象思辨。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红楼梦》是传统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文章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鲁迅所以超越他的革命同辈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自己早年和前期的亲身经历，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各种惨痛教训，清醒地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战略，并坚持到最后一息。“国民性”是鲁迅早年十分关注的问题。鲁迅几十年始终憎爱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作品中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中的美学风格，都可与追溯到这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印痕。他早年不止一次读《天演论》，甚至达到背诵。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包括革命派在内，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做救亡的理论武器。不久之后，他就坚决反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恶以逞欲”的“兽性爱国”。（《集外籍拾遗·破恶声论》）。1907年后的《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有明显的内容差别和思想发展的痕迹。严复和章太炎是影响鲁迅早期思想最重要的两位，渐渐地，在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哲学、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带有鲁迅和人独特色彩。《人之历史》是前一时期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科学史教篇》是由“科学与爱国”走向提倡文艺运动的过度。它着重提出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强调反对浅薄的实利和功用。由科学始，以文艺终，由宣传科学几步始，以提出人性问题终，这就与严复没什么干系了。
章太炎总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和改革武器，来作为首要的宣传任务和工作课题。这种思想与鲁迅原来的重视改造过国民性有相通联和接近之处。鲁迅这时不但也极力斥责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认为破迷信、毁偶像、禁赛会、嘲神话是错误的，因为所谓迷信宗教、民间酬神等娱乐活动看似是违反科学的，但它们正是人们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要求和“形上需要”。鲁迅完全站在“农人”的朴实的道德、品德与风习一边。对上层社会来的无论是旧的或新的种种“破迷信、崇侵略”之类的理想、理论、风气、习俗予以摈斥、抵制和批判。不但地主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的某些意识形态也都包括在内了。
从少年到早期直到以后，鲁迅心目中总有着他未能忘怀的广大农民的身影，鲁迅的同情和注意总是在这一边的。正因为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成为鲁迅许多作品的基本主题。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关键所在。鲁迅也由此得出改造国民性的第一个答案：“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认为“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嫉天才矣”，今天一些人维新救国又“重杀之沉沦逐以益速”，因之必须掊物质，尊个性，反流俗，轻多数，提倡拜伦、尼采、易普生。正是当时流行的拜伦热让鲁迅写下了浪漫主义史论《摩罗诗力说》。鲁迅上述所谓“排众数”“轻多数”，其实际矛头正是指向这种深入人心而成为多数国民的精神桎楛的“舆言”“俗囿”“伪饰”“弊习” 。
前期的两个阶段 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迫使鲁迅把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沉淀在、包裹在、压缩在冰一般的冷静的观察、探索中。鲁迅提出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作为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和“闷死”的国民的主要武器。鲁迅彻底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种种狭隘眼界，克服了民粹主义的倾向，大踏步地向包括小生产意识状态精神面貌在内的封建主义猛烈开火。1925年春参加女师大事件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前一小段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指向的主要还是广泛社会现象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后一小段直接集中地打向了统治阶级本身——它的具体人格代表。它标志着鲁迅所进行的战斗进入了一个与统治阶级特别是文化界统治者直接肉搏的新阶段。
知识分子的主题 知识分子问题与农民问题是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也是中国近代两大历史课题。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洪秀全在一系列刺激下终于由宣讲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发展二为政治斗争的号召。并非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的革命，事情恰恰相反，是中国的革命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形式。
洪秀全的思想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农民既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创造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宗教教义和物质摧毁是打不到孔丘的。所谓反孔斗争，实际上并未能批判传统孔学，这个批判是从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的。洪秀全砸烂的，毕竟只是孔子的排位而已。这其中有反抗意义也有严重局限。
《天朝田亩制度》以改革土地所有制为核心，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从事劳动，彼此支援帮助，规定副业生产。“人无私财”、“圣库”。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在于其不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性质。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
《资政新篇》主题是大规模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兴办近代交通业，提倡机器生产、开矿、立厂、办银行，鼓励科技、发明创造，保护奖励私人资本。洪仁玕的《钦定军次实录》实际是要求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剥削和上层建筑改革（立法制、去酷刑、办医院、开学校）。他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主张比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等不仅早二十年而且更全面更彻底。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龚自珍：
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为中国近代思潮奏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前奏曲。虽然时代和阶级限制不能使得龚氏变法没有什么真正的社会内容，基本没有跳出传统思想体系的治国平天下的圈子，但其对黑暗现实的尖锐嘲讽、揭露、批判，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声音。
魏源和冯桂芬
魏源的贡献在于正面提出的建设性原则。他继承林则徐的事业，编撰《四洲志》、《华事夷言》。由于历史限制，魏源对西方学习还停留在武器和练兵上，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具有新的原则和指导意义。同时，他也非常渴望内政的某种重大改革
如果说，龚自珍给较远的晚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煽起了浪漫的热情；那么魏源就给紧接着他的七八十年代留下了现实的直接主张。而冯桂芬的特点在于，他承上启下，是改良派思想直接的先行者，是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思想历史中的一座重要桥梁。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生与发展：
1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要求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是直接从洋务思想中分化出来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是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商人出生的郑观应是七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卓著的改良派思想代表，他表达了当时民间工商业各种具体实际的利益额要求，强调提出必须振兴民族工业（轻工业）
2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要求
虽然改革内政问题一开始就为近代先进人士所注意，但这谢谢诶意见和办法大都停留在传统“修齐治平”老一套圈子里打转，并无真正新颖的见解。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作为一定社会物质力量存在的条件下，在中法战争揭穿清政府腐败、国内要求改革的局势下，才能真正产生这种虽弱小但心生的进步政治要求和政治思想。空前明白提出了用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具有重要思想意义。改良派的政治要求一开始便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特征。（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
3早期改良派思想与正统思想的分歧和依存
改良派：不根本改变传统土地占有制度下引进技术、改良经营方法，发展资本主义。局限性也很明显，主张中反映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靠。理论思想落后，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理论思想，无保留地用户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还未达到康有为那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论，还只是简单的循环“变易”观念。与九十年代康、谭、严复等道器观点伦理意识大不相同。这一阶段改良派思多半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两派思想界限还并不异常明朗。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高潮和顶峰
1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清政府和洋务运动在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对民间资本让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真正的初步发迹。改良派变法维新运动也随之迅速发展。康有为是这一时期整个变法运动的中心人物和领导者。
康有为着重在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和制定资本主义法律上，认为这是变法核心和关键。
这时期将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高到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理论思想高度来论证，向人们进行了反封建思想体系的启蒙主义的宣传。
2改良派思想与守旧思想的激烈斗争
“民权”问题构成了改良派与洋务派和一系列假维新派以及改良派中的右派的重要分歧。
改良派当时强调“体”“用”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权平等和变法维新一致的思想，比封建主义的“中体西用”有着深刻差异与显著进步性。
然而九十年代变法维新改良派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内部思想上脆弱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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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衰颓
随着二十世纪初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衰颓下来。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其存在已成客观事实，问题从要不要保护发展变成如何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使得守旧派和改良派的经济论证失去意义，而代替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政治道路，即革命派和改良派懂得论争。自由主义改良派思想政治在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衰颓下来的。
论战：革命还是改良、应否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这一基本课题（论争核心）
自由主义改良派终于被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淹没。这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但值得重新思索。也许，少一些激动和急进，多一些改革与改良，比“欲速则不达”反而更好更快？
康有为思想研究
康有为思想产生成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代表了当时封建社会上层主要是正兴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向和主张。
思想体系大致四个方面：
1表现在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上皇帝书》、《戊戌奏稿》中的变法维新思想
2“孔子托古改制”的学术理论（“孔子微言大义”的“圣人之道”的宣传）
3“大同”理想
4康有为的哲学观点（整个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思想体系。
康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环境下，但从老师朱九江、历代知识分子“经世致用”影响和客观时代、时局的刺激下产生反传统束缚的思想。：中法战争是一个质变点。康具体有了“以元为体”的发展的自然观和“以仁为主”的博爱的人生观。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陆王心学和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和乌托邦思想影响。
“元”，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董仲舒的哲学，康用它表示世界（自然观）的根本、本质和起源。
“气”在中国哲学上，一般是作为物质和物质性来了解的。“理”“气”先后之争，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断言精神先于自然”还是“把自然看成根本”的两派哲学的斗争。康采取了否定“理在气先”的态度，针对“无极”和“太极”的传统论争也采取了否定无极的存在和“无极生太极”“无中生有”的观点。康基本承袭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哲学传统，用阴阳五行来解释自然界的产生变化的朴素观点。
二十世纪初期，康、梁等欧游后都表示了对科学和物质文明的怀疑和否定，这与他们以前态度正好相反。他们来不及彻底消化西学在时代背景感召下就统统拿来用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很多观点上很不成熟。
康借用西方的一些概念，一方面把物质（电）神化了，另一方面它又把神物质化了。一方面使物质的作用带有神秘的精神性质，另一方面又使精神等同于可以计算控制的物质的机械作用和功能论。 一方面指出人非天不生，人的精神意识不是父母所能给予控制，因而要求人们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指出形体必须依赖父母，因而要求人们精神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指出形体必须依赖父母，因而认为人们仍需遵循一定的人间现有的规范，而不要完全舍弃传荣秩序伦常。
传统思想里，“仁”与“礼”两者本来是可以互相调和补充的，但资产阶级改良派强调“仁”，正统思想的卫道者们则坚持“礼”。反理（礼）而主仁（人）是康、谭一派人的基本论点。“仁”在这里被提高到空前的哲学高度，甚至被看做是一种不生不灭万古不朽的人类本性，自然规律和世界实体。
自然人性论 康有为宣称是告子“性无善恶”理论的信徒。倡人欲反天理，反对禁欲主义；鼓吹人性平等，从这里逐渐引申出“天赋人权”类似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
“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观，康有为强调发展的历史观是他思想体系的主要脊梁。 “由据乱而生平而太平”（“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表达了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
正如承认发展但否定飞跃一样，康承认矛盾但否定矛盾的斗争。康沿用传统“阴阳”的事物矛盾观，并指出了矛盾的相互依存性。这种对立统一的结果就是调和，与谭嗣同一样，康的辩证观念也常常在许多地方（特别是认识论上）流入了“大小其同”“久速齐同”的相对主义。
“大同”空想 康有为的“大同”空想，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大同”空想是比较彻底的发封建呼声，而并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实际上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大同书》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渴望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额欢乐颂。
“托古改制”的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严重地从内部破坏了封建思想体系。这场掩盖在学术活动中的死刑斗争还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映。
谭嗣同研究
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当时改良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还特别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爱国主义的时代氛围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深化的九十年代的社会基础长期酝酿下产生了谭变法维新的哲学政治思想。他的理论高度超出了改良思想体系所能允许的范围，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思想先导。
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杨锐、翁同稣是上层高级官员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的各派别主要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为基础。康有为是有浓厚的调和策略的左翼稳健派。谭嗣同、唐才常为首的左翼激进派就是以正出现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先驱。
许多革命派人物在九十年代都常常不例外是改良派变法维新的支持者、参加者、同情者，指导戊戌、庚子谭、唐两次流血后，他们才一步步走向反对康梁的革命路途。谭的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色。
中国民主思想传统尤其是墨子兼爱和王船山的民族民主学说，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谭思想源泉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短书》到《仁学》，政治思想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哲学上则由唯物转向唯心，由反对宗教转到信仰宗教，由墨家转入佛学。对清朝廷顽固不肯变法的强烈不满和毫无现实力量可靠指望，正是使谭嗣同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日趋急进，另一方面在哲学思想上“所愿皆虚”投靠佛学的根本原因。
总括谭嗣同哲学思想，“仁”是谭嗣同哲学的最根本实体，它依附于“以太”或“心力”而实现其存在。“以太”基本上是一种物质性的概念，“心力”基本上是精神上的概念。在谭的规定中，“心力”高于“以太”，“以太”只是“心力”的假借的“粗浅之具”，“心力”更接近于“仁”的本性。所以，我们说谭对自己的哲学作了明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和规定，他是在构造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但是，在实际上，他的整个哲学是建筑在“以太”这个物质概念上，“以太”在其哲学中比“心力”更为基础。其唯物主义的成分仍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方面，从其“以太”——“仁”、“通”的唯物主义直接引出了急进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其唯心主义的“心力”说又作了神秘的社会宗教主张的理论基础。传统社会的“善”“恶”的道德规范，概念就都应该一律废除，封建道德认为的“恶”并不是“恶”，“善”也并不是“善”。
谭嗣同急切盼望的是比较彻底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所以，与康有所不同，在他的著作里，很少论证历史进化渐进轮的一面——必须由君主立宪才能过渡到民主。相反，表现在谭愤怒呼号中的，是对革命的想往和民主的渴求，这也是改良派左翼激进派的特色所在。他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真正先驱。
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膜拜 谭不了解社会灾难真正原因，因为找不到社会罪恶的物质根源，而又在自己生活经历中看到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们各种卑鄙污浊，自私自利的卑劣心理，于是与其错误的精神论和抽象的人性论相吻合，谭就简单地把一切罪恶的原因归之于“人心”的后天的不善。当他改变社会无所依靠时，遭到严重困难和消沉状态时，也就自然转向宗教，已实行抽象的“人心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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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复
严复批评孟子、韩愈、宋儒特别是陆王的言论是更加突出和明确的。他认为人不是由于天生“性善”，而是由于各为“私”“利”“安全”争斗，终于“积私以为公”，“明两利为利，独利为不利”。才结成社会和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他对古代各家的取舍评论都完全服从于他当时提倡资产阶级新学、西学的需要，都有这个特定时代内容。严复坚决反对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后，更认为现实证实了他的主张。“天下仍需定于专制”，“终觉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他主张复辟帝制，提倡马基雅维利主义，幻想强人政治，希望出现一两个强有力的统治人物。镇压革命统一中国是他这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尊法”并不与批孔而是与尊儒同时并举。
就广义而说，严复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属于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作者认为他并不是严复历史作业的主要方面。他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认为这才是救国之“本”。
天演论的独创性 它对于外国的介绍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确实已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书名只用了一半，正好表明严复不同意作者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割、对立起来的观点。赫胥黎认为人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自然竞争。严复用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来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
经验论及其归宿 严复把富强之道归于科技，科技之本在于方法，即培根提出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公例”，然后再普遍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严复还是近代中国最早讲述逻辑学的人。严复的唯物论最终走进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是“用”。“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严复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害怕和反对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严复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和彻底的，但在现实政治主张中，却比康、谭要慎重和保守。后期严复被弃了早年曾热情相信过、介绍过的“新学”“西学”，而完全回到传统怀抱中去了。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自立军运动 自立军的实际首领是谭嗣同的死生挚友唐才常。知识分子为了救国维新居然会合下层会党（张之洞目中的“贼”）联系在一起搞武装起义，这对清朝统治者是件新鲜事情；对这些文弱书生来说，他们被屠杀、被镇压、却正是使他们完全摆脱改良主义道路的根本契机。
1900年自立军运动的失败使两湖地区一部分人脱离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藩篱，抛弃了对清朝政府或地方官僚的幻想，迅速成为革命派。1903年所以成为革命发展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原因就在此。1903年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正式划分思想界限的一年。
四个思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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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的《革命军》全面、明确地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纲领、政策、原理，是整个革命派的最早最鲜明的号角，基调是反封。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基调则是反帝。
朱执信的思想特点则是着重阐发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最早介绍马克思的名字和学说的人。他强调光政治革命不行，革命主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他希望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时，“当其未大不平行时进行社会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朱虽然主观上站在左面（工人）来反对资本主义，然而由于超越历史当下的任务，不但根本行不通，比起章太炎，更少人能理解。
历史教训：革命派让权、反革命派夺权的辛亥革命悲喜剧上演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使政权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中心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权利连最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理想的反面。
鲁迅对辛亥革命后这种血的教训是极为深痛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发展的主流是由爱国而革命，即由抵抗外国侵略者要求祖国富强而必须推翻满清政府，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这与洛克、卢梭等人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为这些东西而斗争而革命，并不完全相同。至于人权、民主等，虽然辛亥革命前有过一些宣传，但既未真正深入人心，也却非当时现实迫切要极为外在的意义，为人们所接受和了解。革命后却是谁想复辟做皇帝天下共击之的。如何在政治上真正民主共和、经济上富强建设、文化上自由平等，革命前大多是空话，没有生根，革命后很快就被纵横捭阖的帝王权术（袁世凯）和杀人如草的血腥镇压所淹没了。
李泽厚认为，仅从思想角度看，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深厚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的结合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
论孙中山的思想
孙是第一个全面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纲，领导了与改良派的大论战。
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含义比较宽泛。辛亥革命前的现实斗争需要却把它集中在反满上。反满本是为了反帝，结果却是反满代替了反帝，后一任务根本没完成。孙当年提出中国连殖民地都比不上，中国是受许多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次殖民地”的著名论点，极大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孙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体一致，但世界观和理论基础并不相同。
建设伟大祖国 孙认为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必须有经济上的富强独立，孙之后放弃改良主义，搞革命斗争也没有忘怀建设祖国这个目的。
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孙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提出著名的“五权宪法”，其实质是权力分散，即分权制。孙认为中国与欧洲不同，自由平等早就有了，白屋可出公卿，布衣可至将相，不像欧洲封建世袭制那样严格。认为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取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那样厉害。这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严重估计不够。
三民主义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孙中山自己自始至终都看得最为重要的思想，他把“民生主义”明确地归结为“资本”和“土地”两大问题，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便是既要发展大工业又要“预防”和避开资本主义。把“工人”看做比“资本”更重要。
站在革命派立场，孙在前期就自发地同情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民生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要求既发展大工业，又避免资本主义，具体方法就是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问题，孙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大资本家和显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只要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便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为内容，而又打着“社会主义”的名号正好投河了孙的愿望和需要。然而这种急进的土地公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社会生产的整个制度的总的革命，他的主张则是丝毫没有动摇目前的生产方式。
孙还主张“互助论”，他既不是“弱肉强食”，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各阶级“经济利益的调和”，“人类的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动力。
新发展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派打击和阻挠他，资产阶级冷漠和不支持他，农民阶级不了解他。这样情况下得到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纲领的支持，孙也重新解释了“民生主义”，有了新特点。 随着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式迅速的发展和长大，孙前期那种“预防资本主义”的想法逐渐消失。新的“民生主义”不再大强调“预防资本主义”，而是提出“节制资本”的政纲。
孙中山始终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互助博爱的理论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共产主义，认为不和民主主义冲突，但也不是自身，而是朋友。
哲学思想 如果康有为的世界观可以看做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么，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则是真正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标本。孙中山特别服膺达尔文学说。孙也把民权看做“天赋”的观点，指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世界是物质的——这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自然观的要点之一。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基源的，把精神看做第二性的、派生的，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
“知难行易”学说：孙中山在认识论中自觉地对自己以往革命奋斗的经验进行总结，强调理论认识的极端重要性。他把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做是第一性的，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基本上走着“由物到感觉和思想”这条唯物主义路线。孙中山没有由经验论走入唯心论，而是强调了理性认识（知）的重要，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成为“真知”。孙对于实践的理解是狭隘和直观的。他的“行”（实践）在根本上又是具体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他的“知难行学说”大都停留在琐碎的各种例举上，并没有达到思辨的理论高度，始终带着浓厚的直观性和经验性。
民生史观 高度关怀人民生活和重视物质文明，以之作为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基础，这是孙“民生史观”的合理部分。他没有夸大英雄、天才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作用，认为是长期历史运动和长期积累和继承之后的结果。他也贬斥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只适应于比较低级“物种进化之时期”，不能用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
章太炎剖析
讲道德、重历史，始终贯穿整个思想之中。用所谓道德来衡量品评一切，是章太炎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征。他的倡导佛学，便是为了提倡佛入地狱的道德精神和众生平等的道德理想。他反孔批儒，是因为“儒家之病在于以富贵利禄为心”，完全着重于道德层面。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不仅在思想言论，而且在一定程度的身体力行上，都着重突出了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道德作风。除了进化论不大相同以外，在憎恶和抨击上流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提倡宗教、道德、国粹和个性主义问题上，鲁迅基本上站在了章太炎一边。
一方面夹杂封建因素，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小生产者惯有的反动空想，是章太炎思想的显著特征。在反满反帝的民族主义、经济平均主义、政治专制主义、道德纯洁主义之旁，再加上绝对个人主义和极端虚无主义，便构成了章的社会政治思想特色的全貌。
正如章太炎在道德问题上由幸福论走向反幸福论的康德一样，哲学上也是由休谟的怀疑论走到康德的先验论。，再归宿于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佛学唯识宗。
以道德作为革命基础和动力，反对追求幸福，反对物质文明，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一切束缚，不怕牺牲，不畏困苦，强调凭借个人主观的力量、精神、道德去进行战斗，这就是章太炎融为一体的哲学体系。谭嗣同由于苦闷悲观而进入宗教泥坑，章太炎的这种哲学尽管可以鼓劲于一时，热狂于一时，但毕竟不能持久，最终走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从一开始梁启超的活动特点就主要是宣传。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梁启超有时背离康有为思想，但这种背离也仍有一定限度，更多是动摇在康孙之间。正如不能责备陈天华对清朝政府的残存幻想一样，也不能硬说梁启超靠近革命是“伪装”、“欺骗”、“投机”。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和偶然。很多著名的保守派分子也可以一度接受革命派影响。在自由主义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还未划清界限之时，他们在要求改革、反对现有政权上的某种联合。
如果说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史学一般原理和方法的倡导者，那王国维则是这一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者。王国维用近代方法整理古史研究甲骨的态度其后被陈寅恪承接。王在哲学上一方，面不满足于严复那种肤浅的经验论，提倡超一时功利的形而上学，指出中国民族缺乏抽象思辨。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红楼梦》是传统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文章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鲁迅所以超越他的革命同辈和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自己早年和前期的亲身经历，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各种惨痛教训，清醒地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战略，并坚持到最后一息。“国民性”是鲁迅早年十分关注的问题。鲁迅几十年始终憎爱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作品中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中的美学风格，都可与追溯到这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印痕。他早年不止一次读《天演论》，甚至达到背诵。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包括革命派在内，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做救亡的理论武器。不久之后，他就坚决反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恶以逞欲”的“兽性爱国”。（《集外籍拾遗·破恶声论》）。1907年后的《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有明显的内容差别和思想发展的痕迹。严复和章太炎是影响鲁迅早期思想最重要的两位，渐渐地，在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哲学、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带有鲁迅和人独特色彩。《人之历史》是前一时期宣传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尾声，《科学史教篇》是由“科学与爱国”走向提倡文艺运动的过度。它着重提出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强调反对浅薄的实利和功用。由科学始，以文艺终，由宣传科学几步始，以提出人性问题终，这就与严复没什么干系了。
章太炎总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和改革武器，来作为首要的宣传任务和工作课题。这种思想与鲁迅原来的重视改造过国民性有相通联和接近之处。鲁迅这时不但也极力斥责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认为破迷信、毁偶像、禁赛会、嘲神话是错误的，因为所谓迷信宗教、民间酬神等娱乐活动看似是违反科学的，但它们正是人们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要求和“形上需要”。鲁迅完全站在“农人”的朴实的道德、品德与风习一边。对上层社会来的无论是旧的或新的种种“破迷信、崇侵略”之类的理想、理论、风气、习俗予以摈斥、抵制和批判。不但地主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的某些意识形态也都包括在内了。
从少年到早期直到以后，鲁迅心目中总有着他未能忘怀的广大农民的身影，鲁迅的同情和注意总是在这一边的。正因为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成为鲁迅许多作品的基本主题。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在的精神，才是革命关键所在。鲁迅也由此得出改造国民性的第一个答案：“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认为“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嫉天才矣”，今天一些人维新救国又“重杀之沉沦逐以益速”，因之必须掊物质，尊个性，反流俗，轻多数，提倡拜伦、尼采、易普生。正是当时流行的拜伦热让鲁迅写下了浪漫主义史论《摩罗诗力说》。鲁迅上述所谓“排众数”“轻多数”，其实际矛头正是指向这种深入人心而成为多数国民的精神桎楛的“舆言”“俗囿”“伪饰”“弊习” 。
前期的两个阶段 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迫使鲁迅把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沉淀在、包裹在、压缩在冰一般的冷静的观察、探索中。鲁迅提出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作为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和“闷死”的国民的主要武器。鲁迅彻底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种种狭隘眼界，克服了民粹主义的倾向，大踏步地向包括小生产意识状态精神面貌在内的封建主义猛烈开火。1925年春参加女师大事件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前一小段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指向的主要还是广泛社会现象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后一小段直接集中地打向了统治阶级本身——它的具体人格代表。它标志着鲁迅所进行的战斗进入了一个与统治阶级特别是文化界统治者直接肉搏的新阶段。
知识分子的主题 知识分子问题与农民问题是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也是中国近代两大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