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眼1920年代的中国

中国的邻邦之中，恐怕没有哪一个像日本一样对中国密切关注，远自唐宋，直至近现代，虽然历史更迭，日本注视身旁的“老大之国”的心态和目的已发生变化，但它的观察却一直保持着细致入微的特点。

这种细致入微在近代的极致之作要数1892年在日本出版的《清国通商总览》，可称得上是关于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共155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甚至连妇女首饰、工匠器具都分别绘图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是由日本间谍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的，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服务于中日甲午战争。

相比“间谍报告”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窥测，日本文人的观察则更近于正常的游人视角。之所以说“近于”，是因为他们是带着文化放大镜的游人，也是行走的思考者。在近代来华的日本作家当中，芥川龙之介应该算是极富才情的一位，而他的《中国游记》也正丝毫不负其“鬼才”盛名。

芥川龙之介的用心机巧首先可由书中变换自如的文体窥见一斑，其中有一般游记采用的记叙，有深刻入里的评论，有借用书信体（如《灵隐寺》一节）做“速写”，甚至有虚拟人物对话的谈话体。

他似乎总有种“不安分”，力求用最富于变化的语言来呈现所见所想，但又不留刻意为之的痕迹。他“状况频出”的“笔记本”上所记，或为只言片语，随感而发，或是匆匆写就，有所“遗漏”，其实，这些随意却带着他意味深长地考量；他看似一位糊里糊涂的魔术师，观众看他为从口袋摸出意外玩意儿而为难，他心中却为观众“入扣”而得意。

芥川龙之介的笔法灵活飞舞，思想却深刻老道。他1921年来华时方29岁，但对中国的观察眼光不可谓不犀利透彻，评述不可谓不辛辣深刻。他对中国“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西化嗤之以鼻，对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外国佬”大加批挞，尤为难得的是，他对日本扩张的蠢蠢欲动也能冷静看清，直言不讳，看到活跃于沈阳火车站的日本人潮后，他在《杂信一束》一章中甚至这样写道：“正值日暮黄昏，看到火车站走过四五十个日本人时，我差点儿就要赞成黄祸论了。”

对于那些在游览中所见的近代中国的混乱、凋敝，芥川龙之介有着极为敏锐的感触，却并无偏见。他的态度就像书中描写他与友人观看新剧时那般——绝不做那“怪声叫好”之徒，也绝不勉强为之叫好。更何况，彼时的老大中国多显出疲态、病态，所以，他往往不免失望，批评，甚至愤怒。

将他的愤怒归于“怒其不争”可能有些一厢情愿，但说那是出于理想与现实落差则完全不为过。芥川龙之介应算作是“新旧之交”的日本作家，他不仅通习英语、德语，还十分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典故和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是信手拈来，文言写作（见《苏州之水》《北京日记抄》等章）也颇见功力，我们常可读到他提及中国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所游之处的描写，可以说，他乘汉文化之舟神游中国已久，因此，当他亲历坎坷与风波来看在痛苦中缓慢移动的中国时，那种期望破灭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过，即便不时要直面破败的现实，芥川也并不由此而丧失了游历的趣味，他于无聊之中尚能发现亮点，更不要说在并不乏亮点的1921年的中国了。他的访华之行虽然只有数月，却也如珠链一般串起了近代中国的名人，如章炳麟、辜鸿铭、胡适、李人杰（李汉俊）等，而这又像是他在“新旧之交”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瞥，让我们得以从“人物志”读出“时代志”的影子。

令人惋惜的是，芥川龙之介在1927年便自杀早逝，此时距《中国游记》系列完成发表只有两年。我们无法臆测中国之行对他的思想是否有直接的重要影响，毕竟，他是23岁便咀嚼着《罗生门》中那样黑暗的思想者，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当他看到与自己联系甚深的旧日世界的残败时，心中自然也会多出几分消极吧。

我们已无法估测芥川龙之介的离世给文学带来的损失，但至少应该庆幸他用如椽之笔留下了时代的珍贵掠影，让我们得以跟随他的视角再看一眼当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