燔祭的羔羊

小说内容很简单：纽约格林尼治村一名女孩温迪死在公寓中，整张床成了血海；与她同住的男孩理奇浑身是血冲上街头，被当作凶犯抓了起来，随后在监狱自尽。温迪的继父凯尔找到马修·斯卡德，于是马修开始进行调查……

凯尔想要知道她女儿到底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杀她？马修的调查过程与其说是在探案，不如说是在试图进入逝者的内心，去了解她，去了解他。于是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和人们有所隐藏的叙述慢慢地塑造出或者说是拼接出温迪和理奇的形象。最后马修去见凯尔时，他看见摆在桌面上的照片，“我深深看进温迪的眼睛，我们过去这几天变得非常亲密，她跟我。我现在对她的了解恐怕已经超过她所能接受的限度。”他触摸到了这个逝者，甚至他为她而感动。他对凯尔说:“我是到她生命结束以后，才开始走进她的生活。我一直想走进她的生活，结果却得一再面对她的死亡。”

阅读过程中我多次想到纳博科夫《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和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这两个气质甚至连载体都不同的作品。但相同的是，都是通过走访相关人物去试图接近一个逝者。《塞巴斯蒂安》里所要接近或是拨开迷雾的是小说家塞巴斯蒂安·奈特，在众人含混的关于已丢失岁月的叙述外，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来补充他的形象，通过两者（即他者的“我”和自叙的“我”）来接近，但最后却发现塞巴斯蒂安的形象反倒更加破碎，甚至自相矛盾。《公民凯恩》里凯恩的个人形象却是在一次次的叙说里丰满起来的，并未如那位小说家一样利用作品自设谜团，使形象走向多义和模糊。《父之罪》里的调查过程和人物形象的逐步建立与前两部相比就异常简单清晰。它与它们不同的地方在“调查者”，《塞巴斯蒂安》里的“调查者”是同小说家接触甚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调查过程中，他几乎不体现自己的特征；《公民凯恩》里的“调查者”是一位奉命调查的记者，他一直背对摄影机，从未露脸，只是充当了叙述的介质，提供了叙述的角度。但《父之罪》里的马修，个人特征非常明显，在调查过程里他的过往和现状，他的性格都在显现，于是这个调查过程里我们能触摸到的人物不只是温迪和理奇，还有马修。一个非常迷人而真实的角色，身上遗留着过去，也流淌着未来，有着强烈的情感，使并不复杂甚至异常简单的探案过程变得骨肉丰满。然后我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虚构人物马修·斯卡德已经出现。

文字也简洁明晰，干净而毫不拖延。在图书馆一上午的时间看完，非常酣畅的阅读体验，出门走在路上都有点雀跃。

离开前我点上四根蜡烛。一根给温迪，一根给理奇，一根照例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还有一根给马丁·范德普尔，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