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变调”的文化相遇

13年的春节之后，我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首府六库出发，沿着怒江往北徒步，目的地是西藏的林芝地区。在徒步旅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特别的村庄，它们保存着大量一百多年前传教士留下的痕迹，教堂、传教士的墓碑在当地并不鲜见。福贡县的老姆登村有一座基督教堂，在抵达的当晚，我坐在这所教堂里聆听了村民的唱诗，作为一种文化归化，赞美诗的语言已经全部被改编成了怒族语言。在唱诗结束后，村民们打开手电筒，三三两两地消失在星光与黑夜中。

在帝国与殖民的视角之下，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云南深山里的基督教活动视为一种单向度的殖民实践遗产：村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外来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虽然语言上有所“归化”，但这种语言“在地化”的努力仍然服务于传教-殖民活动。这也是以往在研究帝国与科考-传教等活动的关系时，研究者们惯于采取的思维路径，毕竟，博物学作为十九世纪兴起的“神圣科学”，相关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难出新意，不外乎论证该学科与殖民意识形态之间互助的关系，也即科考-殖民话语是同构的，都指向帝国形象的构建云云。但是，在这些论述中，被殖民一方往往处于消音状态，它们总是被无意识地描绘成被动接受宗主国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毫无反应地等待着各种意义的填补。

两种异质文化遭遇时，斯宾格勒问的是“假晶”、李约瑟问的是“大滴定”，但是，描述永远是从能说话的人嘴里发出的。话语表述的不对称来自于话语权力的不对称，以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作为分界线，带有优越感的凝视其实从未消退，至多是换了立场与方式。在此之前，殖民者们在小说、游记、博物志与新闻报道中随意地拿捏被殖民地的形象；在此之后，人们又站在解放与批判的立场上反对之前的“随意拿捏”，揭露“拿捏”里的恶意与观念架构。可是，无论是“拿捏”还是“反拿捏”，无论是说坏话还是说好话，永远是“替人说话”，优越的高地只不过是从殖民者手里转移到了文化研究者手里——我们始终听不到那些被表达的人自己的声音。

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既是一例。在范氏的论述中，晚清中国面对英国博物学家的活动，表现是相对消极的。晚清的广州花市为英国来华的博物学家们提供了可以尽情收集与整理植物的田野，一种以大英帝国国际秩序为皈依的帝国律令也就自然地镶嵌在了植物收集的实践之中。但是，总体来看，中国商人与官员对于英国人的博物活动是“顺势而行”的，他们敞开园林和宅邸，邀请洋人们观赏花木、庭院漫步，全书对此“顺势”局面的评价与思索，几乎都来自于外来者：中国人因此是“大方的”、“奸诈的”、“小气的”；哪怕到了后期，西南边疆已经从清政府手里脱缰而显得危险重重时，遭遇“逆势”的观察仍然从外来者的角度发出：中国人是“危险的”、“暴力的”——我们始终不知道，面对这些外来者，中国的商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做出了哪些微妙的抵抗或者妥协。

在这个意义上，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是一次有益的补充。这本书以旅行书写为研究对象，“雨露均沾”地呈现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各自的心事与文化表达，这种补充也是一种及时的矫正，当以往帝国-科考关系研究“一边倒”地集中于殖民方的话语呈现时，作者却暴露了这种优势背后的“后坐力”，或者，用她自己的语言来形容，一种“镜舞”式的力量格局。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征服者强大的话语优势之下，被征服与被入侵者同样在喋喋不休地表达着，他们不再是等待意义填充的木偶。这种声音，类似于福柯观察到的：“我认为从被压抑的知识中我们还应该理解更多的东西，即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不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通过呈现弱者的声音，普拉特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文化互化。当两种异质文化遭遇时，处于互化关中的两者不断互文、挪用、改写、盗取、反噬，力量割据的流动力学，才拼凑出文化相遇时真正的原始记忆。

因而，“帝国之眼”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反讽的意味，在它的观察与照耀之下，南美的土地呈现出一种流动的景观，这也指向了观察主体身份的流动：从早期的科学人过渡到中期的审美人，最后是资本主义成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可是，美洲的土地也在反观察、反凝视着，它从帝国的目光中挪用了大量的语义，创生出一种新颖的身份与形象，这种形象不一定与殖民者们构造的形象绝然对立，但是，本土的自我表达仍然有力地消解了殖民者表达的权威与专断，他们发出的“噪音”甚至促使殖民者内部发生了一种反噬与向内坍塌（以后半部分举的几种小说为例）。这是本书最有创见的贡献。

普拉特笔下的科学人，是以往的帝国-科考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人设”。在“接触地带”，早期的探险者，如彼得•科尔布、威廉•佩特森等人，将他们眼中的南部非洲“科学化”了，景观的描写呈现出分析性、规划性与科学的预测性。（p.77）而谁在观察呢？是那些秉持着“科学”之名的白人男性，他们具有的是“天真之眼”。这种观察被范发迪与西方的“事实型知识”联系了起来，所谓“事实型知识”是以逻格斯为本源，依赖数据、表格、信息等手段逐渐在近代西方社会取得了权威性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兴起的海外冒险小说中，也出现了一种对应的“事实型”写作，也即“清单式写作”，在文本中罗列登上异国岛屿后采集到的植物标本、狩猎到的动物样品。实际上，流行的文学创作风尚始终是影响旅行文本表达方式的重要资源，这是《帝国之眼》中流淌的暗河。

也正是随着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小说的兴起，旅行文本中的“科学人”才会被替换成“审美人”——普拉特举了一个略显搞笑的例子，约翰•巴罗的旅行笔记记载，当他在沙漠里等死时，突然被“一块苔藓”感动了，这个矫情的细节意味重大，它提示着“我”的涌现，一个没有科学之眼，仅仅凭着个人经验与个人情绪的“我”成型了，穿透冰冷科学的是柔情的审美。这种科学诗学的代言人，是伟大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在洪堡的传记《创造自然》中，作者武尔夫追溯了洪堡的学术渊源：强调“自我”与“感觉”的康德与歌德——“长期以来，他都对仔细观察与严格测量的重要性深信不疑（这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现在，他慢慢开始学会重视个人的感知与主观性。”洪堡对异域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描绘，为本地人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从革命者玻利瓦尔到普通作家，这种本该带有强烈压抑色彩的凝视与描述反过来丰富了被殖民者的话语仓库，他们纷纷挪用与改写洪堡留下的“拉美环境”：那是幻想的、是神秘的力量、是神秘化的（p.176）。

科学诗学的出现与“审美人”留下的影响，呈现了“接触地带”文化互化的基本形态。当我们从宏观的、大块涂抹的文化进入具体而微的人时，发现铁板一块的“现实”往往充满变数。无数微观历史的现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为读者呈现了明清社会里从上往下浇筑的严苛的规训空间，人人自危并且自查，从这个角度来看，庶民应该是被挤压得无法喘气的，但是，人是活的，人的心思也是活络的，我们又看到了一种从下往上的语言，为了说话、为了逃避规训，士人们造出了一套“内部流传”的隐喻系统，字里行间的暗示与解码演变成了对头顶压着的权威的哂笑。两种语言体系的互相竞争说明，权力话语存在的地方，永远不是单一维度的搬演。这也是以赛亚•伯林提出“启蒙的后坐力”之说的缘故：在启蒙事业蒸蒸日上时，总有扯后腿的对话者，譬如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素材的威廉•迈斯特，在很多评论家眼里，这些向后的力量本身就构成了启蒙事业内部反省的模块，这种镶嵌、影响又区隔的模式，更接近《帝国之眼》中描绘的文化互化状态——一句话，在历史演进的具体场域里，没有声音是孤独的，更没有独白，交织在一起的声音总会产生新的变调。这一点在《帝国之眼》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西方人习惯认为，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视野是从欧洲发散到殖民地边缘的，而不怎么习惯思考从接触地带反向进入欧洲的发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趣地认为，与通常的扩散论分析相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洲确定，并于19世纪输送到欧洲。”（p.178）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获全胜，凝视主体再一次变化。审美的面纱被扯去，露出了经济人实用与追求效益的面孔。文学这条地下暗河再度涌上历史地表，此时，欧陆的感伤主义文学已成将萎之花，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旅行文本中，现实的精神也渗透到了观察主体的精神中，视觉所触及之景物，被重新编码为可以被资本利用之物。从西方文化寓言中最早的经济人鲁滨逊，到坚持将利益最大化的边沁，他们的努力共筑了凝视海外景观时的新标准：如何获利、如何开发？这种资本主义幻想式的凝视，同样为本土者提供了思考的资源，文化互化再次产生了效应，他们挑选和重新配置外来人留下的资源，来面对境内产生的问题。

从科学人到审美人和经济人，帝国之眼背后的凝视主体在变，但被凝视者也不断吸取着这目光，反过来凝视凝视者，反过来渗透渗透者，就像马奈的画中出现的那个望向画面之外的女性一样：她的“大胆”令窥视者不适，因为她击碎了窥视者独一的权力。可与凝视着欧洲社会的萨米托恩的例子进行比较的（p.247），是晚清出洋大臣郭松焘的观察。在郭松焘的《日记》中，他观察着维多利亚社会，见到了女皇与诗人勃朗宁，这种凝视同样呈现出“日常生活中文化交杂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起点（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研究，我一度想做来着）。此外，作为女性研究者，普拉特还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话中插入了第三种声音：女性。这也是本书极为可观的一个贡献，女性游离的声音与立场丰富了对话空间的层次。

《帝国之眼》为异质文化的相遇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既不是压倒性的独白，也不是对抗性的对唱，而是在彼此互文、挪用、模仿中实现的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