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女》:美人的不甘
任何人,不论处于何种境遇,都无法戒除对自身未来的期待,期待还会有未知的、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奇遇。尽管她也说不清那是怎样的奇遇,但光是这“未知”就让人兴奋——起码自己死灰一样的人生或者还有改变的契机。
60年代,张爱玲将三万字的中篇《金锁记》改写为八万字的小长篇《怨女》,其中主人公的身份、基本经历和结局大致相同,但情节、细节的大量增添和少量删减,将原先片段式的人生故事填补为一个完整的女性悲剧。这不仅使人物行为的前因后果更为连贯合理,形象内涵、主题意蕴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概括说来,是将曹七巧——这个“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的恶魔般的女性、张笔下唯一的“彻底的人物”,改写为银娣这又一个“不彻底的普通人”。
按照主人公银娣人生经历的起伏,《怨女》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出嫁前、出嫁后、分家后。其中,第一部分几乎完全是新增,它将《金锁记》中以回忆一笔带过的七巧出嫁前的经历作了详尽的叙述。这种交待在我看来非常重要,表面上只是银娣对婚姻的考量和选择,实则由此构筑起这一人物的生命内核——她之后一切的行为都可按图索骥,在此找到解释。
银娣父母早亡,与哥嫂一起经营一家麻油店。出身寒微,无依无靠,但是漂亮,“是有名的麻油西施”。可哥嫂当她是个“赔钱货”,不愿给她置办嫁妆,因此十八岁了还未出嫁。在媒人的撺掇下,哥嫂想把她嫁给姚家的瞎子二少爷,以赚一笔丰厚的聘金,攀个贵戚。她坚决不依,私心里则暗暗喜欢对面药店的伙计小刘。一天午后,外婆的来访带来了好消息,说小刘的母亲向她表露了结亲的意愿。这本是一拍即合、心想事成,但银娣却忽然变卦,选择嫁到姚家。
擅于捕捉人物这种一闪念间电光火石的转变,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葛薇龙在看到壁橱中绚烂衣裙后的动摇,吕宗桢和吴翠远在封锁中转瞬即逝的“恋爱”,白流苏和范柳原在黑暗中双手交握时“那一刹那彻底的谅解”。以及最让人难忘的,王佳芝在钻石店昏昏的灯光中、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一刹那”石破天惊的那一句“快走”。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倾城之恋》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声说。 ——《色,戒》
这些瞬间难以用一般逻辑解释,甚至与人物一贯的人生范式自相矛盾,却恰恰透露出她们人性中最幽深神秘的部分,决定他们的人生走向。而如何为人性这种突然转折的发生营造一个有说服力的情境作为铺垫,使这一刹那在不可思议中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合理性,是描述这种转折的困难所在。《倾城之恋》与《色戒》的处理是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气氛来予以促发——与景物一瞬间的奇妙碰撞,将潜伏已久的情绪激发出来。这不同于古诗词中对明月而怀远、见落红而伤逝的触景生情——这样的触发有明确逻辑、可以解释,甚至发展为一种陈套。而张爱玲笔下的情与景之间,则不具备这种一望即知的关联,为什么那样的悲风、那样的灯光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作用?不知道,说不清。但她的描写让人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二者之间一定具备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而正是这样的不可解释、无法归纳,才映现出人性的无理之妙。
与上述借助环境的神秘触发不同,《怨女》则以一件看似不相干的琐事促成了银娣的转变。饭后闲极无聊的外婆叫住路过的算命先生,反复询问自己的“终身结果”。银娣在一旁看着,“实在诧异,到了她这年纪,还另有一个终身结果?”她由此发现,不论是谁,即使是外婆这样早该安于现状的老妇人,竟然还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某种期待,期待还会有未知的、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奇遇。尽管她也说不清那是怎样的奇遇,但光是这“未知”就让人兴奋——起码自己死灰一样的人生或者还有改变的契机。
外婆尚会感到不甘,何况银娣。她虽毫无身家,但年轻,并且美丽。
终身大事,一经决定再也无法挽回,尤其是女孩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子。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应当说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
事情未逼到眼前时,她尚不必筹谋打算,可以在想象的真空中维持那单纯的爱恋。但事到临头,当真要嫁给小刘了,她却忽然感到若有所失。“她不必再想知道未来,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可怕的不是当下如何,而是失去憧憬的资格。她根本用不着想象,自己的将来已经蛰伏在边上——不过成为另一个外婆。她不能甘心。
但如果选择姚家,尽管对方是个瞎子,看不到她的美丽,但嫁到那样的人家,就像是登上舞台,芸芸众生都要行注目礼,少这一个有什么要紧,她不愁没有观众。即便他理应是最重要的那个,可美丽的女孩子天生具有舞台感,本能地需要吸收更多的关注,怎能甘心被藏于暗室?她宁愿拿这最重要的一个换千百个。不然总感到怀才不遇。
她以后一生一世都在台上过,脚底下都是电灯,一举一动都有音乐伴奏。又像灯笼上画的美人,红袖映着灯光成为淡橙色。
《金锁记》中,七巧许多行为的动机被归于那面“黄金的枷锁”的桎梏,但我始终感觉这个理由有些抽象:一个女人为金钱而趋于疯狂——理智上可以理解,感情上无法抵达。而《怨女》中,金钱的欲望被削弱,更多强调的是她的美丽,与因这美丽而生的不甘——这才是触手生温的人性,并且独属于女性。
出身寒微或家道没落,处处受到家庭、现实、传统的辖制,身体中却总有不安分的因子蠢动,时时感到生活的不够,是张爱玲笔下那些漂亮女子的“通病”。这是一种奇异的生命力,它最终催生出一种冒险精神,推着她们离开狭小安全的领地,走向未知的崭新的世界。如果说白流苏从上海到香港更多出于一种求生的意愿,是被逼无奈的选择。那么,银娣放弃小刘嫁到姚家就不再能全以生活所迫来解释。至于葛薇龙、王佳芝,则已是全然主动的选择。她们从纯洁的女学生摇身一变为交际花、女间谍,与生存压力无关,而根本出于对不曾接触过的别一种生活、另一个自我的热切向往。
这未知的诱惑,因为未知,所以深不见底。它仅仅伸出一只手(葛薇龙的一橱华服,王佳芝的一枚钻戒)向她们招了招,就让她们无从抵抗,心甘情愿。你可以说这是虚荣,但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女孩,尤其是一个美丽却为平淡甚至贫苦的生活拖累的女孩,可能会对一箱金条无感,却就是无法抵挡区区几套衣服、一枚钻戒的诱惑。这种心情或许只有同性能够理解,这不是对财富本身的屈服,而是对自我的迷恋终于获得满足后的快乐——生活终于衬得起自己,美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或许,日后经过生活和岁月的磨折,她们的注意力会有所转移,爱钱,或爱上别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她们所爱的只是舞台上那个为人注目的珠环翠绕的自己,谁也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