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兄弟，传火不

栖居的亡魂与亲族的祭献 在斯宾格勒眼里，文明如同人类同样有生老病死，薪火相传。文明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凡人能做的唯有在破灭之际，向远方抛出漂流瓶，寄希望于新的沃土。一如人类最古的两河文明，其种子落在黎凡特以西，于是有了被称作古典文明的古希腊罗马社会。 古典世界继承了两河最重要的城邦文明，包括议会政治、民法与神权国家，在基督教出现导致政教分离以前，这三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对众神的崇拜决定了城邦的宪制，如果说有不同，可能在于它的宗教色彩更加强烈。 古印欧语族相信死后尚有来生，死者的亡魂仍栖居在人间并住在地下，灵魂转世乃至升天是很晚近才有的说法，最古的希腊与罗马人甚至认为：来生的灵魂也不会与身体分离，灵魂既然与身体同生，死亡亦不能使之分离。 是以死后的世界与现世很大程度上并无二致，亡魂依旧保留着痛苦与安宁的感觉。因此为了避免死者变成阳鬼来作祟害人，必须让其欲求得以魇足，就像生灵住在高楼大宇中，日用其饮食，灵魂也必须入土为安方有置身之所，获得供品祭献才能满足生理需求。 于是人们举行葬礼，填埋坟墓，遵行仪式，念诵规定的悼辞，按时贡献，并非为了表示悲苦，乃是为了死者的永乐与幸福。 对灵魂与死亡的信仰催生了为人做事的原则，生成对死者的新见解：对亡者供奉的缺失会招来祸患，反之，则会得到死者的赐福，在生人与死者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利益往来。 又因为人们认为死者只享用他亲族的祭献，也只保佑他的亲族，外人的参与会让死者感到不安，先辈与后裔在此达成利益一致，祖先需要子孙后代的祭祀，同时子孙需要祖先的保佑。 现世中血脉的繁衍便成为重中之重，独身与子嗣断绝之所以是一种罪业，不仅在于会损害祖先的幸福，也使得自己死后得不到血食，所有人一起变成孤魂野鬼。 家庭宗教与氏族组织 久而久之，这种祖先崇拜演变成一种家庭宗教，成为家庭组织和维持的原则。古典世界的家庭于是兼有自然团体与宗教团体两种特质，渐渐地是否参与崇拜家火和祖先，在祭祀后享用公餐，变得比天然的亲缘关系更加重要。 家庭宗教由是派生出个人权利，家属关系及遗产的继承权按参与祭祀的权利规定，被出继的养子法律上与其生父再无关系，而是其继父家火的继承人，即使到了家庭宗教逐一崩解的帝国时期，由养子继任罗马皇帝依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有权也由家庭宗教划分，人们在埋葬祖先尸骸的土地上建立房屋和祭坛，在室内祭坛点燃家火，家火象征着祖先的灵魂，于是家火变成脚下土地的主人，因为是祖先安息之地，于是土地成了家庭的私产。 土地不能分割，因为家火无法分割。长子是家火天然的继承人，因此拥有管制次子们的特权，在长子的管理下，弟兄们共同享受家业，不断分化与增加的长子族与非长子族统一在共同的家火祭祀下，由是产生了氏族。 氏族组织是贵族性的，但并不纯由血缘结成，因为氏族里还包括奴隶和被保护人。家火与祭祀不能被外人看见，会带来不洁，打扰祖先灵魂的宁静，所以家庭宗教不允许外人加入家中，但奴隶与被保护人可以通过特定仪式成为家人，并信奉这家人的宗教，产生宗教上的关联。 奴隶与被保护人的身份是世袭的，既然产生了宗教上的联系，脱离家庭宗教便是对神明的不敬，即使变成自由人，亦需承认家长的权威，用库朗热的话说就是：“氏族因宗教而统一，因个人权利而不能分家，因被保护人制度而致仆役不至分散，最终形成一个历久不衰的社会，有着世袭的首领。” 于是家庭和氏族的首领便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威，家庭的主权属于家神，而负责主持家火的父亲便是一家之主。他是家庭宗教的教长，每个家族都有他独有的仪式与祷辞，只有担当司祭的家长才能对此进行解释、实行和传授，并传男不传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相信一个人不能参与两种家火祭祀，女性一旦嫁出去，就必须断绝与父家的宗教联系，然后通过宗教仪式，也就是婚礼，加入夫家的家火中。古典世界男女的结合不是为了爱情——婚姻与爱情一致是骑士文化的产物，后者在中世纪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而是将夫妻二人结合在同一宗教内，并以之产生第三者来继承家庭宗教。 由于女性只能由于其父与其夫的中介作用方能参与仪式，于是产生了类似儒家的三从四德，谁是家火的主持者，女性就从属于他，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子死则从夫家关系最近的亲属。 依靠宗教权威，一家之主进而在其他方面拥有特权。他拥有对家人的司法权，城邦只能审判父亲，不能绕过家主审判儿子与妻子。他也是家庭产业的保管者，其他人不能拥有产业，所获得的一切收益也都归父亲所有，甚至自身都属于父亲，日后罗马人为了限制父权，专门在十二铜表法里规定父亲只能出售儿子三次。 从家庭到城邦 而在祖先崇拜发育健全以后，对自然界的崇拜也渐渐成长壮大。自然神崇拜超越了家庭的限制，但依旧带有强烈的家庭宗教的色彩，因为这种信仰开始时人类尚处于家庭的组织中，是以最早的自然神崇拜被假托在祖先崇拜之下，然后渐渐撑起一片青天。 扩展了的宗教观念形成扩展的社会组织，随着两河文明的种子落下，人们在不损害自家的宗教基础上举行一种他们都信奉的祭祀，进而联合起来，于是在家庭的基础上逐渐有了胞族、部落乃至城邦。 城邦形成头一件事便是需要有公共礼拜的场所，因此要建立城市。城的建立必须有某种宗教仪式，筑城者就是这种宗教典礼的主持人。他奠定圣坛，让圣火永远地点亮着。也正是他以祈祷和礼仪唤来诸神，使他们永远留在这座新建的城市中。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没有什么比建城纪念更重要的事情。 点燃圣火的建城人，自然就是第一任祭司。宗教的继承是世袭的，无论家火或邦火，宗教都规定父子相传，既然教权是世袭的，政权自不例外。于是最早的城邦君主同时身兼执政官、军队首领和教主等职责，在城邦中发号施令，主持祭祀，领导作战。 后来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各个城邦的王权，篡位者不称君主而称僭主，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来自宗教，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 但邦君从来没有专制大权，因为城邦不是个体之间的结合，而是团体之间的结合。团体的结合并不妨碍各自的独立，依旧是各自的宗教领袖负责各等级团体内部的事情，直到日后的种种革命方被打破。 城邦首先是宗教团体 各团体结合成城邦是因为宗教，城邦之间无法结合也是因为宗教。城邦宗教里的许多仪式都需要全体公民参与，这限制了城邦间的统一，比如说取洁礼。 古典世界的宗教与传统两河的宗教是很相似的，一如库朗热所言，强调的并非是信仰与纯洁的意向，而是无数必须慎重遵行的准则，所以城邦公民们常恐有所疏忽、过犯、遗漏或者错误，而招来神的怨怒和报复，为了稳定人心，必须有一种袚除公民对宗教犯下的一切罪过的仪式。 与其他仪式一样，这种仪式也必须遵行两大禁忌： 首先，但凡公民都须到场，否则城邦的污点无法完全涤除。凡不被登记在案的人，会被剥夺公民资格，因为他既然没有参加这种宗教礼节，则祷告与他无关，所杀的牺牲也没有他的份，这样他就仍是不洁的，不能再为城邦的一员。 其次，外邦人不能掺杂混入，就像外人不能参与家祭。一方面，外邦人的接触是不洁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垄断神明的庇佑。 由于城邦首先是宗教团体，共同的信仰将公民团结起来，形成对城邦的凝聚力，因此城邦的公共祭祀极其重要——每个城邦都将自己的安危与福祉寄托于自己的邦神，要使城邦神只保佑本邦人，那么必须让该神只受本邦人的祭祀。如果城邦源源不断向诸神祭供，那么诸神必然保佑这个城邦，使它固若金汤，繁荣富强。 因此在引进古两河文明崩溃后新兴的闪族宗教以前，古典世界的宗教从来都是地方性的，每个城邦都有只属于自身的祷辞、礼节，和排外的资格限制。 是以只有公民才能参与祭祀，或者说允许参与城邦公餐的人才有公民权。与家庭宗教一样，城邦祭祀的主要形式也是共餐，人们相信城邦的命运与公餐的兴废有关——通过人神的共餐同饮，人神之间的交流对话便获得了实现。成为公民，在希腊语里本身就是分享神物的意思，这种参与使得他获得了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外邦人 外邦人成为公民的限制也是基于宗教，而不是怕他们在政治集会中影响到城邦的方针政策。由于人不能信仰两种宗教，所以无法同时属于两个城邦。只有放弃原来的信仰，通过特定仪式才能加入城邦，即便如此公民权的给予通常也是慎之又慎。 而除了公民权以外，即使只是生活在城邦中，外邦人也要受到种种不便，比如无法成为业主，因为城邦的田地属于宗教；不能与公民彼此继承遗产，因为宗教的传授决定产业的传授。只有成为公民的被保护人从属于某位公民，进而间接地属于城邦，外邦人才能获得少的可怜的几种特定公民权。 是以基于古代的交通工具，跨城邦的宗教是无法形成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城邦是依靠宗教能建立的社会组织的上限。以至于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依旧认为数千人的公民与城邦左右的大小是国家的完美形态。 至于城邦间发生战争，除了彻底毁灭，或者还其自由外，就没有别的选项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轻松恢复自由，就是这个原因。等到人们放弃传统宗教，接受新的国家形态，古希腊早已经衰落了。 宗教也决定了古典世界的爱国主义，祖国在古代人那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指埋葬着祖先骨骸，能够参与家庭宗教或城邦宗教的土地。只有在城邦中，他才有属于他的宗教和任何社会关系，离开祖国，他就是被别的城邦排斥的外邦人。 因此，对于古典世界的城邦公民来说，放逐并不比死亡更轻松。放逐不止让他远离祖国，也让他无法进行宗教活动，进而失去公民权和家庭的权利，他不再有家火、妻儿，就是他死后，也不能葬在城邦内或祖墓里，现在他已成了外邦人。 宗教即法律 总而言之，宗教影响城邦的方方面面，城邦根据宗教而建立，即便日后受到内部革命的冲击，也依旧是政教合一的，法律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法律，一如前文提到的城邦的大祭司就是君主，反过来，城邦的法官同样是教士，城邦的古代法律，既用于祭祀，也用于公共生活。 也正因为宗教，城邦是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城邦可以总揽一切的权力，对民众具有绝对支配权，是以贡斯当在他的著名演讲里指出，古典世界的公民只有政治自由，没有社会自由——他们在一切事上都须服从城邦，没有丝毫的人身自主，就像家庭中儿子绝对从属于父亲一样。他的身体属于国家，有保护国家的义务，城邦不允许公民对它的利益漠不关心，否则就会将之放逐。一旦触犯城邦的利益，则民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可言。古典世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相信，于国家利益面前，可以放弃所有的法权、正义和道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没有教育与信仰自由的，更谈不上私人生活上的自由，人的一言一行都需要符合城邦宗教的要求。 或许有人会因此联想起现代极权主义，不过，在社会生活层面如此专制的古典城邦，与现代极权主义终究不是一回事。一方面，城邦毕竟是有政治自由的，另一方面，城邦体量是如此之小，使其终究专制不到哪里去。相反，借助城邦的庇护，人们不用成为原子个人，直面利维坦。没有城邦的缓冲，后者的国家机器可以对个人予取予求，就像古典世界衰落后，罗马帝国臣民的际遇一样。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古典文明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衰亡了，它能做的有限选择，也无非是步武其先辈，将种子拋向远方，形成新的文明。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架起薪王的灵魂，继承在黑暗中传火的大业。大兄弟，传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