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见经识经，勾勒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雨中的寺院格外清幽，
坐在这里不思过去，不想未来，
静静地体验一下万事皆空。
千百年来的《大藏经》经板，
都成了消散在古书中的零散句子。
——韦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藏书家韦力在办杂志、复原古纸、刻印孤本等诸种延续传统文化的努力之外，开始了他的文化寻踪之旅。十多年来，他辗转各地，访藏书楼，寻诗人、词人、理学名家故地，觅佛教遗踪……以寻访的方式触摸历史、与历史对话，将那些几近隐没于岁月烟尘的历史碎片捡拾起来，一一记录，勾勒出他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见经识经》即是他多年来对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地、藏板地、收藏地、印刷地等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实录。
太平兴国寺、大觉寺、东禅寺、金粟寺、大报恩寺、径山寺、哈同花园……为寻找散落各处的《大藏经》遗迹，他走过十几个县市，深入一座座禅林古刹，考证、拍照、记录。从中国第一部大藏《开宝藏》到近现代印刷出版的《频伽藏》，他查阅大量史料，详细梳理了各珍稀版本《大藏经》的刊刻缘由、 收藏流变，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历史掌故、逸闻趣事。
何为《大藏经》？
韦力先生在《见经识经》的序言中做了如下说明：
何为《大藏经》？简单概括即是佛教典籍的总汇。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但那时并无“大藏经”这个专用名词，用它代指佛教经典总集是中国佛教首创的，正如韩国学者柳富铉在《汉文大藏经异文研究》中所说：“‘大藏经’一词并非源于印度。古印度称佛教典籍为三藏，即经藏（sutra）、律藏（vinaya）和论藏（abhidharma）。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直到隋唐中国人都把三藏称为‘众经’‘一切经’。”
觉真在《〈大藏经〉的历史源流与判定》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最完备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
其实在古印度，“大藏经”并不止“三藏”，陈士强在其所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一书中说：“在印度佛教中，人们常见的与大藏经同义的用语是集合经藏、律藏、论藏而说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础上，增立杂藏（如大众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犊子部）而说‘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萨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杂集藏、禁咒藏（如大众部中的一说部）而说‘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说‘二藏’（声闻藏、菩萨藏）， 或‘八藏’（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见《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的，但迄今为止， 尚未在汉译佛经中发现有‘大藏经’一词。”这些都说明在古印度的各个部派中，皆未发现“大藏经”这个词，由此陈士强得出结论：“‘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佛教首先创用的。”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高僧中，是哪一位首先使用“大藏经”一词的呢？隋代天台宗人灌顶大师在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有一段引文：“铣法师云：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称数。” 其中提到是“铣法师”首先用到了这个词，他讲到智者大师对佛教所做的贡献，说他请人抄写了十五部《大藏经》。
在当时“大藏经”一词确实不多用，比如东晋道安有《综理众经目录》，道流有《众经录》，南齐昙宗有《众经目录》，到了唐代，广泛使用的则是“一切经”，以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最为有名，郭迻也有《新定一切经类音》等。而那时的高僧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智传》（智就是智者大师）中引用灌顶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时，径直将“大藏经十五藏”改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可见“一切经”才是唐代对“大藏经”最为流行的称呼方式。
何时才开始流行“大藏经”一词呢？陈士强在其专著中写道： “只是从五代开始，特别是自北宋以后，‘大藏经’一词见于典册的次数日益增多，呈现出逐渐取代‘众经’、‘一切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术语。这可从五代时后周行瑫的《大藏经音疏》、北宋文胜的《大藏经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著作的题名中得到印证。随着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藏经’后来也成为朝鲜、日本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看来，学界认为，“大藏经”更能概括佛教典籍的总汇。
为什么要寻访《大藏经》？
在几十年之前，藏书家都对它不重视，因为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体系一直排斥佛教，藏书家那时候也收点佛经，但收的多是一些僧人的研究，比如说一些高僧的著作，从西方传承的佛经并不收集，《大藏经》被排斥在外，没有人系统地总结，但它在中国印刷史上极为重要。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印刷术起源就是因为对佛经的刊刻。在此之前，中国书籍分为“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写本时代”为什么过渡到“刻本时代”？就是因为佛经中间涉及了很多咒语，尤其是密宗的咒语，不能翻译，但是写错了又要有损功德，所以传抄就很有问题，不认识的字很容易写错。于是有人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刻到木板上，然后再印出来，不就不错了吗？这是印刷术起源的一种说法，所以佛经对于中国刊刻史是极为重要的起源。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大藏经》是整个佛教体系的汇总，中国与之相应的道教有《道藏》在，但是远远无法与《大藏经》相提并论，它对中国历代影响至深，每一次刊刻都用好多年，动用强大的人力、物力搞出来，这样的情况下，它必然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并非我们认为的只是刊刻一部小佛经做功德，很多都是举国家之力来搞的，在文化史上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不应当把它系统地总结一下呢？
既在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印刷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大事件，因此《大藏经》的刊刻、收藏就成为韦力寻访的专题之一。经过数年的陆续探访，最终结集成为这本《见经识经》。“翻阅该书，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大藏经》刊刻史和收藏史的大略情形。”
而在写法上，韦力先生也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必须让人觉得这挺好玩。而且很多地方，人们并不知道曾经是刊刻《大藏经》之处，第一次写出来。比如说南京的灵谷寺，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并不知道其中一部《大藏经》就在这里面刊刻，并且还有那么多的故事。我把它的故事写出来，就是让人觉得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就会产生兴趣。”
《见经识经》设计背后
韦力先生的文化寻访系列，已经出版了不少，其中不乏装帧精美的版本。接手设计《见经识经》之后，设计师周晨通读了全部书稿和图片，他觉得：“这个题材很特殊，如何做得贴切而有韵味是我首要考虑的，至于整体的装帧形式、封面的视觉素材、所选纸张、版面的细节、图片的色调，都是围绕这个主线，这个‘味’展开的。”
从小生活在苏州的周晨，对江南文化耳濡目染，设计的作品以文化感和“雅”著称。 “我的设计，通常会从内容文本出发，从文化特质入手，寻找恰当的创意点和形式表达。我希望自己的设计，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依托内容，逐步完善，烘托内容。语言尽可能地简洁准确。”
《见经识经》的设计正是秉持了这种理念。
综合考量了精装和裸脊平装的优缺点，他最终确认采用这种能兼有二者之长的装帧形式——腔背装。“这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相对成熟的装帧方式，在结构上可以有不同的变异和组合，可以是平装，也可以偏向精装的感觉，本书就是后者。这种装帧方式的特点是可以将书完全平摊开，但又和裸脊装（也可以平摊）不同，书脊处可以正常出现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信息。总体而言，装帧方式有精装书的翻阅功能，但更为质朴低调。”
这也正是韦力先生尤其喜欢的地方：“我更喜欢该设计之处，乃是这本书在书脊上的刻意考量，因为现在的洋装书能够平摊开者不多，虽然说裸脊装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裸脊装的侧脊无法印字，这给书籍插架后的寻找带来麻烦。虽然说有的裸脊装以宽腰封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腰封容易丢失，对于书籍的寻找是个问题，而周晨将前后封设计为独立的硬壳，书脊则以织物来连接，而将书名、作者等信息印在织物之上，既可解决书籍平摊的问题，同时也不会出现插架后无法查找之弊。”
对于封面，他追求简洁厚重，又能统摄全书：“不堆砌佛教元素，但要体现历史和文化感，有佛经主题的意蕴。封面的主图案我选取了北魏时期的树下坐佛造像，单纯而古朴。书名‘见经识经’用斑驳的隶书，体现厚重感。古老经卷名运用压凹工艺，于封面上方漫天散落，精致立体，又有空灵之感。”而内文以双色调呈现，强化了全书的主题和基调，使这些图片既有现场感又能体现历史的悠远。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图书《见经识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