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形成史论》第一编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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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对外关系理论形成的基础
第一，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元文明起源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更受重视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
第二， 用文化优势来吸引和改造周边民族。
第三， 以文化的原则而非种族的血统的原则判别属于某一民族属于中国与否。
第四， 中国统一王朝建立之后，其实行的对外政策是在以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华夏”仪式和“夷狄”观念的形成
一、“夏”、“诸夏”与“华”、“诸华”
“夏”的含义
地理含义——特定区域的部落，长安附近的北方之地，是同蛮夷等周边民族相区别的称呼
文化含义——“大”、伟大的东西、礼仪之大；华彩、服装之华；体现华夏对蛮夷在文化上居于优势
“夏”的辖区变化
周初——仅指称周王朝直辖区域
春秋——“诸夏”，指称周分封的中原诸国；体现以周天子为共主、以姬姓为共同血缘纽带（西周封建制宗法关系的深刻影响）具有共同责任感的民族认同；春秋时代是华夏民族核心成分形成的时期；民族认同的最高准则是文化因素，即行周礼。
秦后——成为统一王朝的称谓
“华”的含义
“华”与“夏”在指称周朝上同义。
“华”本于“花”，引申为华美之意；解作“文德”；被赋予“礼”的含义
“诸华”
春秋战国——“诸华”与“诸夏”同义
秦汉时代——“华夏”连称
二、“中国”与“天下”
中国的原义
西周初期——指在商旧地建设的洛邑，为周直辖的政治中心地；“京师”，镐京，洛邑
“中国”的逐渐扩大
春秋以后——“中国”和“蛮夷”、“戎”相对，范围扩大到周王朝的中原封国
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成为全国的称谓
魏晋南北朝——南方以北方为“中国”
唐朝以后——称北方为“中国”的现象逐渐稀少
宋朝——政治中心南迁，中国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
地理含义：京师、国境之内、诸夏、中等之国、中央之国
文化含义：中国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国家，对于周边民族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
“天下”的含义
高居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是“天”，上天通过天子来管理小民和国家
周——周天子的统治地区，及于所封建的诸侯国；随着德化进程，天下范围扩大
秦——秦灭六国为“统一天下”；天下包括实行郡县制度、法令统一的地区，即秦朝政令所及之地；秦朝广义的“天下“观，继承了向夷狄推行中国文化以改变他们的理念，涵盖了夷狄
总结：“夏”、“华”、“中国”和“天下”的扩展性和包容性，蕴含着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周边民族只要接受周的礼仪制度，便能够获得周王朝和中原诸侯的承认，逐渐融入其中，成为其一部分。
三、“蛮夷戎狄”观念的演变
“蛮夷戎狄”的概念最初含义是对于部落生活生产方式要素的提炼，无歧视之义：
戎：从戈，从甲，周人常用武器
狄：犬，北方部族使用猎狗打猎，游牧民族用牧羊犬防羊防狼
蛮：蛇
夷：大弓射鸟
总结：差异而非分落差，华夷区分最初乃是基于民族间共同承认的、客观存在的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春秋时代：
中国在铁制农具、农耕技术、定居生产、成熟礼制、家族亲缘关系上的进步，导致中国对于夷狄源于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落差，逐渐形成歧视夷狄的华夷观念。
文化歧视（主）：以自身文化标准衡量他族而不客观考虑两者优劣性，产生对异质文化的歧视
种族歧视（次）：阶级社会的产物，与阶级和民族压迫有密切关系，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解决方法：用文德教化夷狄，使夷狄实现文治，消除同“中国“的差异转化为“诸夏”
四、融合华夷的等级世界
中国古代的五服天下构图：以五百里为单位
“甸服”：天子所辖畿内之地
“侯服”：畿外之地，亲近诸侯
“绥服”：宾贡朝见
“要服”：蛮夷所在之地
“荒服”：戎狄居住之地
亲疏关系直接表现为等级关系，由地理位置决定；政治关系也表现为空间距离。
随着“中国”的不断扩大，夷狄也渐次融入中国，空间距离、种族和等级关系都在不断变动之中。
第三节 “大一统”理论与天下秩序
一、 基于文化标准的华夷转化
华夷转化的理论依据：荀子并不认为地理环境起着绝对的、决定性的作用，华夷之别是由后天的“积习”所决定，因而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华夷之别就能够转化。
“化夷为夏”：尊崇周天子，实行华夏文化与礼乐制度，夷狄就能够转化为华夏，其关键不在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不在于血统。
“用夏变夷”：中原教化夷狄的过程；“天下”由内及外逐步发展扩大，公羊派主张“王者”应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所以反对区分内外（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孟子：坚持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只能用华夏文化改造夷狄，而不承认诸夏有可能被夷狄所改造
孔子：坚持文化本位的立场，对夷狄没有一成不变的歧视和排斥，落后地区完全可以导入礼仪制度而超过诸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汉代公羊学派发展孔子思想：华夷之间并不只是夷狄进化为华夏的单方面转变，而是双向的转化，均以唯一的文化标准为转移。文化提升了，夷狄→华夏，反之亦然。
二、 理想主义的“大一统”理论
产生背景：汉景帝时代国家已经富庶强大，开始由保守自固的对外政策向积极建立汉帝国天下秩序的政策转变，“大一统”理论即适应了汉朝拓展对外关系的需要。
最高原则：用文化的感召力造成政治上的向心力（通过文化认同形成民族认同、政治认同），通过传播礼仪制度的“德化”手段改造夷狄，已达到在文化上同化的目标，实现大一统的天下。
理论意义：不是不断地向外征服扩张，而是不断地追求扩大文明，以求达到天下一统。
何休的三世说：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
“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解：并非认为自古以来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属于中国，而是一种情怀的体现，文化优越感的体现，具有一种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希望把中国的”王化“像阳光雨露一般播撒于边裔
多民族的融合是通过拥有共同的文化制度而实现的
上古时代部族之间的战争，争夺的是领导权，追求的是把被战胜的部族融合于本族之内，同以征服和奴役为目的的战争颇不相同，这也是西方奴隶制社会不能套用于中国上古史的重要原因。（炎黄、商周）
拥有共同始祖或者同出一源的传说，正是民族融合的体现。相反，如果是民族歧视，则中原不可能与夷狄共享祖先祭祀，而会将其视若牛鬼蛇神排斥在外。
三、 天下秩序
中国希望通过政治、文化中心的建立来吸引周边民族、国家，将他们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之内，并希望通过文化的传播去改变他们，而西方则强调征服。
周朝
以周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封建制确立政治关系
爵位制 尊卑等级秩序
公侯伯子男
内外服制 经济贡赋关系
内服 西周直属的臣下
外服 独立的封国
荒服 不向周朝贡但被周承认的未开化部族
宗法制确立血缘关系
周王为大宗，诸侯国为小宗，各部族的祖先附在周室祭祖的坛上，同宗共祖
春秋
春秋争霸时期，所争者充当盟主，以号令诸侯匡扶汉室，而非征服兼并他国，形成国际间的同盟团体。
名义上尊东周王室为共主，制定并维护国际公法；实际上，盟主掌握处理一切国际纷争于推行一切国际法律的权力。
后世
后世对外关系中的各项政策都可以在周制里看到思想乃至制度的渊源，实则是将对内的制度运用于对外关系上，是内政的延伸。
中国扮演领导者、仲裁者的角色，保护从属国，同时要求从属国服从“天下”秩序。
（闽越与南越）
第二章 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第一节 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一、 追求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
中国国际关系体系
理论渊源可上溯到周代乃至更远
实践渊源始于秦汉，成型于汉武帝时代
现实目标：建立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政治上的纵向关系），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横向关系）。
理想目标：建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获得最高的国际政治与道德权威。
局限：国内——政治权力集中，国际——政治权力分散
国内——统一的伦理道德规范，国际——难以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规范，更多表现为国家间不同的利益
应对：以强大实力为保障；构建简洁明快、包容不同文化、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
国际政治权力与国际道德准则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
国家权力：硬实力（军事、经济）、软实力（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
国际道德：通过“德化”实现
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
角色：国际体系的领导者（领导；保护臣属国）；国际争端的仲裁者
二、 对外关系的理想目标——君臣关系
建立君臣关系的必要性
中央权力渗透地方（秦朝郡县制）+来源于“天”的权力合法性
->将君权贯彻于国际体系中可使中国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
为何能够建立君臣关系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中国对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巨大优势
不实际管理的君臣关系
国内的臣：直接统治下的人
国际的臣：服属的民族或国家
政治关系上的内臣外臣划分 内臣——朝臣个人 外臣——诸侯国（“道”+“属国”）
国家机器上的内臣外臣划分 臣邦——秦之内的特别政区“道”（管理土著民和异族）以及秦之外的属国（异族国家）
属国——“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 保留原来的社会形态且不介入中国内政
中原王朝对属国具有保护的责任，属国对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安辑所部，定期入朝，捍卫中国边疆，确保道路畅通，使得周边国家能够前往中国朝见）
三、 宗法伦理与血缘纽带——宗法关系
不同时代的父子关系
古代并不大，强调爱民如子；到明清时代与君权互为表里，成为专制统治支柱
早期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上加上父子的宗法关系，更多是为了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
运用伦理道德来强化政治权力：将血缘宗法关系同封建制相结合，处理同诸侯以及多民族复杂的种族与政治关系，构成西周统治下的“诸夏”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
第二节 册封、羁縻与朝贡
军事手段之外采用文化手段构建国际体系
一、 册封的类型
受册封的国家保持原有社会组织形态不变，国王独立行使政治权力，只是在对外关系上接受册封国制定的若干基本准则，有所约束。
1、实质性
中国古代王朝势力可及，该地区缺少其他堪与中国抗衡的强国，且属于可以实行农耕、土著定居的地区。（西南地区的夜郎国和滇国）
2、独立性
中国古代王朝势力可及，但该地区周围存在其他强势国家，其生产、生活形态颇不相同，故保留较大的独立性。（楼兰国、西北游牧/半游牧民国家（匈奴）、流动性大）
（1） 臣服国的国王大多接受汉朝的册封；
（2） 中国古代王朝颁给受册封国王印章，作为进入中国古代王朝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象征，印章体现臣服国的地理特点，印章规格大小显示了在国际体系中的等级高低；
接受印章，同时接受中国王朝规定的外交文书格式和外交礼仪，中国王朝更替需换新印；
（3） 受封国必须承担朝贡、质子等义务。
朝贡：象征性的朝贡大于义务上的朝贡，中央王朝往往“厚往薄来”；
质子：将酋长的儿子抵押在中国，通过质子手段使皇族儿子接受最好教育，回去推行中国文化与儒家文化。
3、象征性
中国古代王朝势力难及的地区。（倭国）
对主动前来朝贡的边缘国家基本持欢迎的态度，予以册封纳入国际体系中，确保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
中央王朝对三层次册封的政策总结：
距离近，控制力强，中央王朝往往在该地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派驻官员，甚至征发土掉兵役。
距离远，中央鞭长莫及，则受册封国独立性增强，虽然服从中国古代确立的国际规则，但没有多少实际义务，也不承担贡纳。
对于远国，中央王朝还是尽可能要履行册封仪式，以昭示中央的权威和双方的上下关系，哪怕是名义上的。
二、 册封的内臣化倾向
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朝建立的国际体系毁于一旦，南北方均不具有控制全局的实力和威望；
然而，南朝拥有政治正统性和文化优势，北方拥有强大势力，仍然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维持着形式大于实质的对周边国家的册封。
册封的新形势
1、 封号的军事化（两晋）
国内官制的变化：在中国动乱时期，地方官带将军号才被认为是有实权的
中央王朝虚封授予军职的意义：套近乎、“以夷制夷”
实则暴露出自身实力不济
2、 授予国内地方官职
地方官职的虚封——以他人领地相授虚封，不具有实质意义
（乐浪郡被高句丽攻陷，简文帝册命百济王继任乐浪太守，具有令其收复乐浪的含义；东晋封高句丽王为平州刺史，令高句丽收复平州）
总结：
对外册封的将军号和地方官职都属于虚封，是在中国动乱，南北政权纷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虚封的意义：体现出外臣封号的内臣化，试图保持国际影响力及维持原有的国际体系
外臣封号内臣化是羁縻政策在特殊形势下的变化。
三、 关于“册封体制论”
西岛定生：在古代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国通过对周边国家的册封建构君臣隶属关系，该论断批判了东亚各国不存在结构性关系的简介。
对“册封体制论”的批判：册封关系只是君臣关系的表现形式，仅此不足以涵盖古代东亚世界的各种关系形态。
1、东亚各国同中国的关系形式并不局限于册封
受到册封的国家占少数，中国王朝有选择地册封若干在当地相对强大而有影响的国家，作为控制或者影响一个地区的战略支撑点。
2、大量未册封的国家或者部族，他们根据中国实际控制力获得不同的待遇
“道”和“属国”同样维持自身社会形态，但独立性和地位低于受册封国。
四、 羁縻政策与羁縻州
比册封更为松散的政策
受册封国、“道”与“属国”：中央王朝通过文化、制度和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步改造周边国家或者部族的原则
夷狄：对尚未被改造的部族实行羁縻政策
1、“博恩广施，远抚长驾”
博恩广施：怀柔，给予特殊待遇和好处，不引起它们疏离怨恨，让它们有求于中国，围绕于周围，成为屏障，从而获得安定的周边形势。
远抚长驾：不要过于亲近，以免受到不符合礼制的习俗影响，将它们同汉族区隔开来，实行不同的制度，以防止它们破坏中国的尊卑等级秩序，以及游牧渔猎生产方式对农耕社会的冲击。使对方一直处于理亏（P43）
2、恩威并施
服而赦之（打服后赦免你）
“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萝卜+大棒）
3、因俗而治
用制度、文化和技术引导并逐渐改变夷狄，而不直接进行统治（唐朝羁縻府州制度）
五、 朝贡
历史
周朝：朝贡最受重视的是政治性的服属礼仪
秦汉：朝贡作为体现国际领导力的重要形式十分重要
朝贡国前来参加中国古代王朝的重要活动
半独立或独立性不强的国家或部族一般承担贡纳（西南、华人杂处地区）
独立性强的国家不输贡纳，前来朝贡时所带的是礼节性、象征性的贡物（倭国）
朝贡的意义
示富 从国力、军力上震慑外国，让它们知难而不敢起反叛竞争之心；同时，又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吸引他们，令其常怀敬畏，仰慕学习。
示富是羁縻的一种手段，从经济角度上容易亏本。
外臣分为一段时间朝贡（“入藩”的朝贡国，周边或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和可以不必朝贡（“绝域”国家，遥远且重要性低）
文化传播与技术援助 与”用夏变夷”德治天下原则一致，同时也为东亚世界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既提升了周边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也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稳定
汉唐的内外臣天下构图
内臣 中国本土地区 代表个人身份融入国家
外臣 国家、部落 代表一个单位融入体制
有封有贡地区
慕义（”无封有贡”）地区
羁縻府州地区
不臣 象征性融入体制、不称臣却保持联系、没有朝贡义务的国家（即“绝域”国家，例如早期匈奴）
兄弟国地区
敌国地区
荒远地区
理想发展趋势
A
内臣 外臣 不臣
B
外臣→内臣 （部落消除以个人身份融入）
不臣→外臣（成为邻居）
C
最终归于内臣（“大一统”世界大同）
第三节 征伐与和亲
一、“大刑用甲兵”
争是一种平等关系，刑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是正义的、居高临下的处罚。
中国古代王朝在同周边国家军事冲突的时候，基于双方的君臣关系，属于上伐下，不将武力视为战争行为。
臣属国犯上，则兴兵征伐，故大刑是专门适用于以集体为单位的臣下，中央王朝在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
二、有征无战
中国古代王朝在国际上动用武力的三条基本原则
追求政治胜利而非军事征服；战必胜；慎战
国际道义的作用
以君主的名义伐罪，要求臣属国助战，目的在于利用国际道义的巨大力量，使被征伐者在道义和舆论上居于劣势。
同时，动用武力必须服从于国际道义，不能从事征服掠夺的不义之战。
三、关于征伐的讨论
历史
先秦 以种族的理由主动进攻夷狄从未成为对外政策的主流
秦 基于统一天下的雄心积极向外拓展，但过度使用暴力导致不堪重负
汉 汉武帝时期由守转攻，但晚年汉武帝迫于国内矛盾下《轮台罪己诏》，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隋 隋炀帝征战无限度导致灭国
刘安反战理由
1、 道德因素：天子当以德治天下，征伐不如招抚，威德并行可不战而胜；一旦征伐行动受挫折，反而在国际上损伤天子的威望
2、 经济因素（成本评估）：夷蛮之地，得而无用；蛮夷地势艰险，军事行动代价太大，驻守成本高；国内百姓承担兵役、劳役和军费，民不聊生将酿成内乱
总结：对外政策必须以政治为主、以国内为本、以道义为原则；
道义的原则、价值的评估、成本的分析、军事形势的判断和国际影响的考量，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对外行使武力是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
四、 北守南进
北方 北方问题始终居于重要和优先的地位
两种不同生产与生活形态的社会之间的较量
北方长城正好位于农耕和畜牧地区的分界线上，把两种社会区隔开来
游牧民族南下可以掠夺农业社会积蓄的财物，而农耕民族北上无法利用草原，使用肉食生活，这决定了农业民族一直对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的特点，中央王朝无意统治塞外草原
西北 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隔断北方草原国家同西方的联系
东北 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郡县，一是处于朝鲜原先属燕，而是处于征伐匈奴的战略考虑
南方 册封羁縻，设立郡县机构
东方和南方适宜农耕，可以增强国力
中国对外使用武力冷静而有限度，基于政治目标与成本的理性思考
五、 和亲
定义 通过最高层的婚姻手段来实现对外政治目的
历史转变
汉高祖刘邦 以宗室女嫁与匈奴单于，双方约为“兄弟”之国
屈辱性，劣势者对优势者的妥协
汉武帝打败匈奴后 汉朝与匈奴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和亲成为上对下的奖赏，是一种荣誉，迎娶的国家向周边国家显示与汉朝的特殊关系而强化自己地位。
和亲的作用
优势者的外交手段，运用该手段平衡、分化、驾驭周边国家。
（公主嫁往弱小国家导致周边国家征伐）
和亲公主成为政治工具和两国交往的使者，牺牲自我
本章总结：中国古代王朝的国际体系
政治目标：以德抚远
体系性质：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如仁义礼智信）
政策性质：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扩张，强调周边国家输入移植的自愿性。（日本白江之战后了解与唐差距，全面学习唐朝）
（罗马对待战败者和奴隶的态度v.s.周打败商并给商封地）
体系角色：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第三章 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与移民的文化传播
第一节 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
东亚在地理上可细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但是二者文化景观不同。前者流行大乘佛教，后者流行小乘佛教，并且语言文字、伦理道德观的差异相当明显；古代东北亚同东南亚（包括越南）之间的交流往往通过中国为中介进行。
对于东亚古代史的研究应该超越国别史，而以具有相同文化基础的区域为单位。在此意义上，本书讨论的东亚包括日本和朝鲜。
东亚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概念，是基于其中各国的自我认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亚世界”。
西岛定生认为构成东亚世界的基本文化要素为汉字、（以汉字为承载的儒学）儒学、律令制度和（中国化的）佛教，此外应该再加上教育和技术两个因素。
一、 汉字
朝鲜
与中国大陆接壤，早期朝鲜国家是由中国移民建立的（周朝的箕子朝鲜，秦汉的卫氏朝鲜），汉武帝之后数百年间作为汉、魏、晋帝国的直辖郡县，直接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因而使用汉字的历史久远。
从七支刀文物来看，百济人使用汉字或可追溯到公元369年（近肖古王二十四年），最早用于记事。
朝鲜的地名和姓均来源于中国。
日本
公元285年（应神十六年），王仁进入日本，将《论语》和《千字文》传入日本，成为太子的师傅，将汉字传授给日本统治者。（成疑：《千字文》著书晚于王仁两百余年）
汉魏以来，汉字通过中国和朝鲜不断传入日本。
汉字的含义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但汉字不表音。
汉字被不断赋予新的人伦到的解释和意义，令其超出了作为语言符号的功能，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汉字的东亚世界有着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儒家文化的基础。
例：P61 善、礼、孝、忠、婦
汉字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朝鲜：甲午战争开始后，韩文去汉字话，但仍然保存汉字传统依样画葫芦
越南：越南在被法国占领后使用字母，但仍有汉字字音保存
二、 儒学
中国
汉武帝时期 获得统治意识形态的地位
唐以前的儒学 遵从《五经》 统治者要遵从老百姓的吁求 尊重天意（民意即天意）、求之有道、互利共赢、弘扬人性、尊重人性
宋明理学 国际影响力很小 存天理、灭人欲 反对人性，克制欲望 但欲望人皆有之无法剔除
朝鲜
百济从南朝引进儒学
日本
倭国和百济之间出现了以文化和技术换取军事支援的活动。（百济需要军事支援抵抗高句丽，倭国希望获得大陆的先进文化与技术）
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向倭国提供五经博士，此后定期派遣学者到倭国。
也从中国输入
儒学最先为倭国上层所接受，成为统治者的文化理念，再自上而下地传播，让社会接受以儒学为本的中国文化体系。
总结：儒学对于东亚文化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影响至深且远，直至今日，再同西方文化对比的时候，其思维与行为模式、利益与价值取向，均凸显出东方文化的特性及其传统。
三、 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
高句丽
小兽林王二年（372）模仿中国“立太学，教育子弟”，长寿王时代增置国子学
百济
三世纪后期至五世纪 博士和学校制度源自南朝
新罗
早期教育采用“花郎教育”制度，以贵族子弟为对象，将十五六岁青年男子集中起来共同生活并进行文武训练
至七世纪后半叶，新罗积极争取唐朝支持抗衡高句丽和百济，出现大学制度
日本
百济博士被派往倭国传授儒学及文化技术
早期贵族教育依靠私家传授（圣德太子）
天武天皇时代（672~686），日本建立了学校制度
总结：东亚诸国的学校制度，分别接受中国南北朝和唐朝制度影响而建立，其教育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儒学教育，为其主流；而是专门技术教育，如百济的医、易、历专科，日本的阴阳寮和外药寮。
儒学教材：经 五经、《论语》；史 “三史”、《三国志》等；辞赋文章 《文选》
、《尔雅》；文字教育 《玉篇》
教育目标：不是培养独立的学术，而是为国家政权培养合格的官员，以及各类实用人才。教育服从于政治，教育为政权服务。
家庭教育
教育目标：培养能够光大宗族及堪当社会重担的人才
教育内容：儒家伦理道德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礼仪，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
教育媒介：启蒙读本、家训（《颜氏家训》）
中国文化传播阶段
汉字的传播
汉字承载的字义解释、伦理道德观渗透于东亚
儒学在东亚国家逐渐泛开（魏晋南北朝）
学校制度确立，儒学在各国居于主导地位（隋唐时代）
东亚文化圈在文化形态上完成于唐代
四、 律令制度
中国
秦汉建立统一国家以来，政治制度通过成文法加以规定，简帛文书大量出土。
隋唐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
明清已无法律，只进行行政（厂卫制度）
朝鲜
隋代以前，高句丽和新罗都在某种形式上颁布了律令，然而，具体的内容不详，同中国王朝系统性成文法有很大距离，尚未形成规定制度的法律体系，只是受到南北朝律令的影响。
隋唐时期新罗采取了实行唐朝法律制度的政策，模仿唐朝的律令格式法律体系。
日本
“宪法十七条”颁布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更多是说教和训诫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律令。
倭国入隋学习政治法律制度但不充分。
倭国与百济反唐武装相呼应，在白江之战中大败，切身体会到唐朝的强大和制度的先进，因而改变政策，积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出现了“律令制国家”。此外制定了各种格和式。
律令格式
律和令是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法律（成文法），格和式是对官府权力职责及其行政程序的规定（限制政府行政权力）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隋唐时代是东亚国家吸收中国律令制度的第二个阶段，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五、 佛教
中国
佛教至迟在汉代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为儒家思想与国家权力相抵制。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取得长足发展，胡族希望通过佛教取代儒家思想，同时在南方汉族政权中取得影响，国家、移民传播佛教成为东亚国家接受佛教的基础。
在中国，由于世俗政治权力成熟得早，而且十分强大，并且有儒家道德伦理得强有力支持，所以，佛教不曾成为国家宗教。
北魏政权提倡儒学作为国家政治思想，同时也支持佛教和道教，儒道法斗争与融合。
隋唐以儒为本，前者弘扬佛教，后者提倡道教，基于各宗教平等地位，有助于儒释道相互渗透吸收。
高句丽
僧侣竺法潜
小兽林王二年六月（372） 苻坚送佛
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 昙始在辽东传教十余年，传播佛教经义
391年 佛教被尊为国家宗教，成为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
百济
384年 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 东晋向百济传播佛教
393年 阿莘王 下令崇佛 为攻打高句丽祈福
四世纪末佛教在百济成为国家宗教
新罗
五世纪 来自高句丽或南朝
528年 法兴王 佛教成为国家宗教
日本
四世纪初已传入倭国
五胡十六国时代，数十万以上的大陆移民从中国和朝鲜迁徙到倭国，再传佛教
民间与六世纪百济通过官方渠道传入的佛教相结合
604年 推古十二年 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第二条遵奉佛教为国家宗教
总结：就佛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而言，东亚国家更高。但东亚国家的佛教基本上属于经中国消化吸收后的佛教，成为东亚诸国的联系纽带和共同文化特色。
六、 技术
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两大特色
一是建立与人文社会互动的认识自然社会的理论体系，如天文、立法、医学、阴阳五行等学说；
二是重视实用的技术及其发明。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自然的认识从属于并服务于人文社会，而强调实用的技术发明难以形成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
天文立法引入历史
汉王朝直辖的乐浪郡
高句丽壁画古坟：天象图的日月星辰不但与飞天等神仙构成天上的世界，还与地上人类社会的狩猎、雏形、祭祀、劳作编织在一起，体现中国汉代以来用天象解释人事的思想。
百济采用南朝天文历法知识，建立历博士
倭国通过百济转手输入天文历法等知识（百济承担起南朝文化向东亚传播的角色）
新罗天文历法记载较迟，采用唐朝年号，派人入唐学习天文历法知识；模仿唐朝设置的国学内设立天文、漏刻博士
天文历法的含义
其影响不限于技术层面，重要的是形成了东方特色的自然理论与世界观。中国古代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文联系起来，故天文历法包含许多人文思想，尤其同阴阳五行、《易》、占相结合，形成服务于社会的理论体系。
天人合一的天命观
灾变作为对人事示警的凶兆
天文历法与占卜
中医理论：把天地运行的阴阳经纬学说用于解释人体，故人体乃天地自然的反映；先懂得中国的天文地理与阴阳学说才能理解中医。
中医药理论和治疗方法传入朝鲜，后经百济传往日本。日本通过鉴真和尚吸收唐朝中医药和针灸的新知识。
后续传播
602年 百济僧人观勒到倭国，倭国建立天文、历法
660年 唐朝攻占百济，百济大批贵族官员逃往倭国，掀起文化传播高潮，带来许多实用专学，律令制国家建立后被写入法令，大学寮增设算学的技术学科，阴阳寮设天文、历法、阴阳，典药寮设医、针、按摩、咒禁诸科
（从南北朝通过百济输入南朝文化直至“遣唐使”直接吸收唐文化，百济为日本建立学术体系做出很大贡献）
新罗自从七世纪完全倒向唐朝后，模仿唐朝建立起国家学校制度，技术方面的学科设有算学、医学、漏刻等科目
古代东亚的自然学科理论和技术体系皆源于中国，并受其规范。
总结：以上六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领域，奠定了古代东亚文化的共同基础，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都起着规定性作用，成为东亚各国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构成古代东方文化的基本特色。
第二节 移民与文化传播
在东亚古代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迁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陆移民历史概览
1、 箕子朝鲜：古朝鲜是由周秦时代的移民建立的
2、 卫满朝鲜：燕王卢绾反，卫满逃亡塞外，集结千余人度过浿水
3、 汉武帝时设立四郡，大批内地汉人迁徙至此，进行开发，构成以乐浪（今平壤）为中心的汉人社会；卫氏朝鲜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汉人构成郡县时代土著汉人阶层；乐浪、带方两郡是以土著汉人为主体的社会
4、 三韩：其中也有不少汉人
5、 从东汉瓦解到南北朝建立：中国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人口大迁徙，从乐浪南下的移民，与从中原逃亡而来的汉人，成为古代自大陆大规模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流；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使得乐浪与东晋的通道被截断，313年高句丽攻占乐浪郡，314年攻破带方郡，汉人纷纷离开郡城，组成以大族为中心的集团，在抵抗中南迁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类型
一、主动性移民，由于移民方面的原因而自愿迁徙到日本者，迁徙原因主要从日本以外求得：
1、 由于中国和朝鲜政局变动而引起的移民浪潮：中国王朝的苛政及其奔溃、少数民族的入侵、边疆政权的更替（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郡，朝鲜汉人移居日本；660年代，唐灭百济、高句丽）
2、 为经贸利益所驱使，或者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天地者（中国三国时代东亚早就存在海上贸易，中国人也有因此前往日本）
3、 先期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引荐招徕其部署乡亲：秦氏、东汉氏、西文氏为三大移民集团（西文氏，王仁，传汉字、经典；东汉氏，治水做坝；秦氏，坂上田村麻吕）
4、 出于传播文化的使命感而前往日本者（鉴真、袁晋卿）
5、 由日本招聘来者
6、 与日本人通婚而偕往者
7、 来到日本后自愿留居者（袁常照、沈惟岳）
8、 如自然灾害、逃亡等原因二到日本者
总结：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人数最多；日本的大陆移民在其祖国的身份地位、文化层次属于上层者并不多，且其迁徙往往具有集团性的特点。
二、被动性移民，由于外在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得不迁徙到日本者，原因从日本方面求得：
1、 通过战争掠夺的人口
2、 由邻国强征来者
3、 外国政府“贡献“或赠送者
4、 因国家关系等原因不敢回国者
5、 因海上迷途、事故等自然原因漂流到日本后，由于经济的或人为的缘故而无法回国者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三阶段
在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上，集团性与阶段性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三阶段特点、作用均不同。
一、从四世纪后叶至五世纪初叶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
秦氏、东汉氏、西文氏等古代最大的移民集团始祖，以及“吴国“（中国南朝）、百济、新罗等各国移民都在应神天皇时期迁徙到日本。（成疑）
上层人士很快被吸收到朝廷机构里，移民的中下层则主要是大批熟练的劳动人口，它们对日本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有贡献（农业部门、冶金铸造技术、汉语文字）
二、从五世纪后叶到七世纪初叶：前期以五世纪后叶为中心，相当于雄略时代；后期从六世纪中到七世纪初，相当于钦明至推古时代
日本古代国家产生部民制度（伴部->品部杂户）、氏姓制度和屯田屯仓的基本统治形态。
此阶段移民特点：
1、 技术移民大量增加
2、 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日趋紧密：前期倭国与南朝，后期百济与南朝、倭国
3、 大陆移民在文化上渐趋衰落，许多以前必须由大陆移民担任的领域逐渐由日本人承担
三、七世纪后叶 大陆移民史的尾声 主要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
背景
1、 唐朝灭百济、高句丽，大量移民流亡倭国
2、 倭国完成大化革新，进一步清除垄断朝政的苏我氏实力，国家体制由豪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过度
3、 白江之战
移民阶段
1、 从669年到702年，日本百江之战战败后尚未恢复“遣唐使”，依靠朝鲜移民传播和推行新的大陆文化，官僚政治使得新老移民纷纷脱离本业走向仕途，大陆移民同化。
2、 “遣唐使”恢复后，日本派往唐朝的使团从规模到人员素质超过以往水平，同时在国内注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大陆移民参与改革建立律令制国家，日本朝廷已不再看重集团行移民，而是更加注重个别人才。
造成上述转变的原因
（1） 大陆移民带来的文化技术已经陈旧老化
（2） 移民氏族的上层任务脱离专业部门，热衷于仕途，整个集团失去自己的特性和生气
（3） 日本自己的人才已经培养成熟，行业主角由日本人充任
（4） 日本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能够直接吸收和消化唐朝文化技术的水平，不再需要移民和朝鲜半岛转手
3、 集团性移民已成往事；对于既有移民采取不加限制的赐姓来加速同化；随着王化思想和排外主义的抬头，来自大陆的移民待遇逐渐恶化，最终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结束于九世纪。
大陆移民的作用和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古代文明仅仅通过书籍和知识的介绍是无法成功移植的，需要依靠外界力量的教导达到目的。
1、 政务方面
2、 外交方面
3、 军事方面（日本不惜军事物资获得唐朝战俘，战俘被尊为贵宾和老师从中获得战略战术）
4、 学艺方面（9世纪日本已采集中国古籍完全）
5、 教育方面
6、 科技方面
7、 宗教方面（东大寺 日本寺庙保留唐朝宏大气势）
8、 生产方面
其他
1、“姓氏”的含义
“姓”：地缘概念，表示同一血缘的地方部族名称
“氏”：血缘关系
2、日本文化脉络
8000BC~300BC 吃贝壳为生（贝冢）
300BC后 弥生文化时代 种植水稻
AD706后 日本全面唐化，且在200年间迅速发展
3、民众反抗政府的动机及君主的对策
最初是基于现实需要（逃税、占山为王），之后若得不到解决便晋升为政治需要。
所以君主需要防止反抗政治化。
4、 日本极其重视教育和人才的表现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禁人不禁书；
日本马列主义（产生于东京、京都大学）是中国马列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
日本在江户时代扫盲非常成功（妇女识字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