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政”的经济学
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去山东菏泽做过一次市场调查，在一周时间内踏访了菏泽及其下属的巨野等五六个县。对我这样从小在上海郊区长大的人来说，这一经历是震撼性的，第一次意识到黄淮平原上农村真实面貌与我所熟知的“农村”竟有这么大的反差。回来后，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菏泽行》，反思这个800多万人的义和团发源地之一，为何人均收入不仅在山东省内垫底，甚至距倒数第二的滨州也有不少差距。文章发出后，一开始没多少人注意，但忽然有一天底下就来了一堆菏泽人大吵起来，他们中有些认为我抹黑了他们故乡，有些则认为我切中时弊，还有些则悲叹菏泽多年来发展滞后，但认为这不该归结到当地社会的因素，而只是因为“国家不扶持”。
这种说法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认为某些沿海城市之所以发展得好，仅仅是因为“国家政策倾斜”，而自己家乡滞后仅是由于没能争取到上头的支持。说实话，对这种“等、靠、要”的心态，我很长时间里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不过，在读了美国加州学派历史学者彭慕兰的名著《腹地的构建》之后，我得承认，自己原先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这本书的书名已经表明了彭慕兰的基本观点：黄泛区这样长久以来被视为贫穷落后“腹地”的地区，是近代以来逐渐被“构建”出来的——换言之，这就像诸如“黑人都很懒惰”之类的偏见一样，这种乍看上去像是本质特征的印象，其实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因此可以通过复原历史的方式来予以解构。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英语中所说的“腹地”（hinterland），本身就带有某种“从海上向内陆眺望”的视角，因此才使之带上了某种“黑暗落后”之类的寓意，但这一层意味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中是不存在的，相反，那时沿海的角落才被视为荒僻野蛮之地。就此而言，“腹地的构建”隐含着双重意味：黄泛区这一“腹地”形象是被构建出来的，而这种源自西方的“腹地”观念本身就是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渗透进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的。
如果说“腹地的构建”听起来有几分抽象难解，那这一进程中与之并行的另一面则人所共知——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沿海的构建”：“沿海”在中国开始成为发达、现代化的象征，正如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是从晚清国门大开、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的产物。迫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严峻挑战，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国家政策方向，从传统“永不加赋”之类的“仁政”，转向“追求富强”的自强逻辑。麻烦的是，现代化事业格外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此，晚清政府大大强化了自身的汲取能力，而新式的产业、技术则大多建造在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沿海通商口岸），其结果，农村和内陆地区被抽取了大量赋税，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投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成型，沿海/内陆之间差距也开始拉大，那些被现代化遗忘的腹地自此被视为固守着传统产业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封建落后”地区。
简单地说，现代化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是对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是好事。事实上，现代化在启动之初往往动摇了社会原有的传统结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积累下来造成非常不均衡的发展，于是有些地区的有些人从中得益更多，而另一些地区、另一些人甚至过得比以前更悲惨了。在世界现代史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样的景象都反复出现。日本现代化进程远比中国顺利，但即便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新产业也集中在城市，农村在提供劳动力和税收的同时却得不到发展，直至二战以后情况才开始好转。中国并不例外，沈艾娣在《梦醒子》一书中已经证明：华北农村的贫困化实际上是晚清以降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政府并不是“崩溃”了，而是国家在强大的压力下，把资源转移到了其它地方。
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也别无选择：原先帝国政治旨在维持一个静态的礼法秩序，但为了应对列强的挑战却不得不转向一个更注重动态和效率的政治结构。正如樊铧曾证明的那样，明清运河体制捆绑下的中国已经出现技术锁定，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继续维持原来的制度而不转向沿海，那么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它将无法实现现代化。彭慕兰说的当然有道理：国家政策的重新定向，以牺牲腹地为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贫穷地区的服务，无法有效地响应当地民众对“善政”的需求，这最终造成了民众疏远了现代国家。然而，晚清的衮衮诸公难道不知道吗？并不是。当时就有很多传统士人激烈抨击这种一味追逐富强的做法，连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曾抨击杨度的“金铁主义”不过是“聚财讲武”，根本忘记了“民生隐曲”，因为在儒家思想中，为政最重要的是“仁义”而非“财利”。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形太复杂，火烧眉毛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执政者们顾不上去设想这些做法可能造成的长远后果。
这个后果，最终被证明是极其严重的：从经济上，黄运地区陷入广泛的贫困，对其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环境上，由于水利失修使得农业产出下降，这导致人们进一步掠夺稀缺的柴草燃料，而使林地、地力产生了严重倒退乃至生态崩溃；从社会层面上说，这往往使人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转向更保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最严重的是在政治层面：由于背离了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对“善政”的普遍伦理需求，人们在被放弃之后开始出现了对国家的疏离。由于政府在维护公共秩序、治水、救荒、安全保障等传统使命上的缺失，这些陷入困境的地区只能依靠自救，逐渐对国家产生了失望，当革命者为他们提供其它选择时，他们最终抛弃了这个政权，转向拥抱一个能为他们提供更好承诺的新中国。
在这一点上，彭慕兰显然深受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的影响。根据该书的洞见，“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而当东南亚的殖民政权背离了这一点，其统治仅仅表现在“以牺牲村民利益确保其收益的能力”时，反叛和起义就爆发了。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中追求效率与传统政治中“追求稳定”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像一个企业人浮于事，效率很低，但它却给了人们赖以为生的工作机会。英国经济史学家R.H.陶尼曾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中对1931年的中国农村作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容：“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证明，国家忽视这些人的境况，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地人没有任何选择。彭慕兰通过对历史细节的仔细梳理，证明即使是在黄运区内部，不同地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结构，最终也使得它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北部由于缺乏财富集中和强大的地方精英，并且有靠近天津的地利，因而当地社会还比较能接受现代化，融入到更大的网络中去；但在黄运南部的菏泽地区却很难渗透，当地人敌视外来者，既不大能接受传入的现代化事物，而且与当地集镇之间的联系也极少，他们更喜欢孤立在自己的村子里活动。这种缺乏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很少去寻求外界的机遇，即便偶尔能接受送上门来的农业改良，也不大愿意主动外出打工。没有这种开放性，无论是农业改良、新技术还是新文化，就都难以推广开来——至少，就算推广也会比别的地方慢。
或许可以说，这就像是中国腹地与沿海版本的“大分流”：在一个决定性的进程中，不同地区选择走上了不同道路。不过，它们的命运之所以不同，除了彭慕兰所强调的因素之外，恐怕至少还需要考虑战乱（这在近代对内地的破坏比对沿海城镇大得多）、当地初始的市场化条件（腹地城镇化率和商品化程度较低），以及尤其重要的，现代交通的影响。别忘了，阿拉伯半岛商路的迁移、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欧洲近代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都曾造成经济重心的巨大盛衰变迁，这可不是因为有哪只看得见的手施加了影响。由于坚持国家注意力的转移造成了黄运区的贫困化，彭慕兰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当地原先的境况，强调其境况“本来是极其优裕的”——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拾荒等“掠夺式生存策略”早已存在，鸦片战争前周石藩在《共城从政录》中就曾说过，河南当地妇孺在麦收之时拾麦为生乃是“习以为俗”，甚至“颇有盗窃攘夺”。
尽管如此，这个案例研究的结论仍然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在市场形成中的角色：哪怕是晚清民国这样一个中国政府非常软弱的时期，国家也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推广、信贷支出等方式施加影响，正是这影响到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国家应当像一个无微不至的家长一样负责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养生送死”，但现代化国家却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存在：它是抽象的、难以打交道的，更注重经济增长和运作机制的维护，而不注重“善政”所应有的伦理内涵，即维护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和公平正义。这其实不仅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1980年代以来欧美政治中同样存在关于这一点的深刻分歧，作为一个左翼历史学家，彭慕兰的问题意识或许正是由此而来。
不过，如果说中国革命是这一持久经济危机的逻辑结果，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是各国都曾有的现象，但未必都最终走向革命，为何是在中国如此？前些年美国内陆腹地各州的选民抛弃主导“沿海自由开放”的民主党而投票给极具保守倾向的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差别只是晚清民国时代黄运区腹地的农民没有选票来确保自己的声音被主政者听到。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忽略了自身传统的使命，还在于缺乏一个机制及时纠偏，以至于问题积重难返到只能摊牌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上对社会基层缺乏渗透，所谓“礼不下庶人”、“皇权不下县”，因此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可能原本就是主政者的盲点。一如王汎森所言，“ 从晚清以来新政、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启蒙人物都呼吁新政或现代化将造福国家与人民，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下层百姓往往是新政或现代化政策的损失者或受害者，最常见的情形是国家的新政或现代化往往会加重财政或其他负担，故其心识中每每产生一种反对的心态，这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惰性或抵制性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在从上而下，或从国家全局的视角俯瞰之下，往往不容易发现或了解这种心态。”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政治中自古重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近代更注重“民意”，然而除了传统所谓“巡访”之外，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常设机制保证下情上达。
长久以来，对县以下的乡村政治，原本就是依靠乡绅的社会救济和自我维持，而各地也缺乏欧美那样独立的地方财政收入。黄运区腹地在近代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没有一个分税制度来确保基层政府有效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传统中国的地方政府缺乏这样的财政基础来实现自治，其结果是欠发达地区更依赖国家在分配资源时的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在国家层面“扶持发展”后发地区。正是由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自治能力较差，人们才愈加依赖国家“政策倾斜”。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即便在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下，人们对国家的角色仍然抱有某种伦理期望，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或许可以说是“传统仁政的现代性”。
*已刊2018-06-15《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按，本书中文版初版似译误较多，现修订版译后记中译者自称“说实在的，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水平，本人皆不适合翻译”，这当然不免过甚谦逊，但这次再版，虽已经校订，确实仍有几处漏网之鱼： p.81：清末和民国时期山东地图：图上兖州和沂州标反了，应对调
p.180：[恩县农村]从80多英里以外的泰安引进人口：按两地距离约160公里，合100英里 p.205：1931年的中国海关报告称河北省仅有1/38000的地区还有森林：当时的河北省不包括森林较多的今冀北张家口、承德两地而包含天津，故主要是今冀中、冀南的平原地区，但即便如此，此处的说法仍如下文所言是“难以置信”的，当时河北约有12万平方公里，而1/38000地区有森林意味着全省仅有4平方公里有森林，这着实不可思议，毕竟河北省境西部的太行山脉还是有不少林地的，疑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