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踏歌而来:列斐伏尔《城市革命》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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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在1960年代末所看到的,我们许多人可能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看到,并且还在不断发现之中……” —— Neil Smith
盲域(Blind field)
在本书第一章,列斐伏尔首先回顾了人类城市发展的历程。如图1的城市化轴所示(这一指示轴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从政治城市、商业城市,经历工业革命到工业城市,他认为人类城市发展已经抵达一个“关键阶段”(critical zone)。在这一关键阶段,我们仿佛面对一个“黑箱”,无法得知里面所上演的一切;我们又似身处一片“盲域”(blind field),难以看清渐置于眼前的城市现实(urban reality,p.15)。而《城市革命》这整本书,正是试图解答在这一“关键阶段”所表现出的种种“无序”所暗含的内在规律。
列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区分出三个层级(layers)/阶段(periods)/场域(fields):农业的,工业的,和城市的(p.28)。每一个阶段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分别为“需求”(need),“工作”(work),和“享受”(enjoyment)。具体来说,农业阶段对应了“需求”的社会实践,工业阶段对应了“工作”的社会实践,而城市阶段,极有可能对应了“享受”的社会实践(p.32)。
场域与场域间的演进,会经历列斐伏尔称之为“盲域”的阶段(图2)。所谓“盲域”,即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阶段的很多现象和规律是不被人类认知所把握的,是“不可见的”(invisible to us,p.29)。这“盲”,如一个吊诡的悖论:视线无法触及之地恰是视线源头那一处盲点(The center of vision doesn’t see and doesn’t know it is blind. p.29)。列斐伏尔指出,当今社会这一“盲域”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用工业社会下驯化出的那一双“眼睛”,去解读初显的城市现实。我们无法认清她,于是逃离她、反抗她、甚至试图阻止她的产生与发展(p.29)。我们深陷其中的“盲”,实质上暗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缺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果是,形成了贯穿这一“盲域”始终、全球性的“城市困局”(urban problematic,p.15)。
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列斐伏尔认为,正如工业革命消解了曾经的工业困局,同样需要一场城市革命来消解现如今出现的城市困局(p.146)。列将“城市革命”定义为一种对现今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主导的时期(模型,计划,项目)开始,一直延续到城市困局出现并主导的时期,也就是列所说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关键阶段,首要的任务是寻求适应“城市社会”的一整套模式、规则、甚至是意识形态(p.5)。这一转型过程可能是突然爆发的,也可能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所达成。
为了解构当今的城市困局,列斐伏尔区分出三个不同的层次/维度:全球性的G层(global),私域性的P层(private),以及G层与P层之间过渡性的M层(mixed/mediator/intermediary)(p.78)。
G层象征一种国家权力在全球尺度下的彰显,这一权力意志所推动的是以不均衡发展为代价的全球性同质化过程(global homogeneity, p.80),具有政治性、制度性、系统性和战略性。
与G层的权力意志相对,P层代表了作为个体的“人”(human being)的维度。在这一维度,“居住”(habiting)被认为是定义“人”的核心要素。借用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中对“诗意地栖居”的解读(编者注:“诗意地栖居”出自荷尔德林的诗句:“Full of merit, yet 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列斐伏尔认为“居住”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需是饱含了居住者的实在日常经验的(the inhabitant’s “lived experience”, p.82)。而自19世纪末期,“居住”(habiting)开始被简化为“居所”(habitat),体现“人”实在经验的社会实践在一种全球性的同质化战略下逐渐被囿于功能性的“居住机器”中(dwelling machines,p.81)。于是,在这寸尺空间之内,“诗意”不再,仅余食、寝、繁育后代等基本的生存功能(p.81)。
处于G层与P层之间,过渡性的M层实质上即是城市的维度(编者注:这里“城市”指city,不同于urban society,见下文)。M层更像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和博弈地带,一端是以资本、国家、制度、交换价值、同质均一为代表的G层,而另一端是以栖居、日常、实在经验、使用价值、参差多态为代表的P层。在工业社会,P层长期受到G层的统治、压制、或是侵蚀。列斐伏尔认为,通过城市革命,P层终将对G层反客为主,而城市社会也将随之到来。
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
在本书中,列斐伏尔将“城市”(city)与“城市社会”有意地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城市社会”是通过一个全面城市化(complete urbanization)的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形态(p.1)。它与“城市”(city)不同,并不是一种已经达成的既有现实,而更像是极目远眺总在视线最前端的那一线闪光的地平线(p.16-17)。你不知道还有多远,但你知道总会到达。而“城市”(city),在列眼中,是已被明确定义好的一种物体(object),是被各种分门别类的学科所研究的一种物质形态。在列斐伏尔的解读下,与未来地城市社会相比,现阶段的所谓城市(city)更像是一个“有形无魂”的存在,挂着城市社会的招牌,兜售的却是工业社会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基于上文的三个层次(G层,M层和P层),列斐伏尔将图1的内容细化(图3)。 他认为,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可被认为是世界大转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同一个全球革命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p. 144)。
当城市发展进入到第二个关键阶段,城市终将不堪重负,而城市社会将踏歌而来(The city explodes. The urban arrives. P.89)。
后记
《城市革命》这本书中,除这篇读书笔记介绍的几个重要概念之外,列斐伏尔还花较大篇幅批判了体现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城市主义(urbanism),也深入辨析了有关城市社会的几个重要概念,如同托邦(Isotopy,p.37),异托邦(heterotopy,p.128),和乌托邦(utopia,p.131)。
让许多城市学者忧心的是,列斐伏尔在半个世纪以前充满远见的预言,如今许多已开始一一上演。如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p.26)、城市机动车导向规划的难以为继(p.,又如本书封面)等等。若果真如列所言,这些仅仅是整个城市困局的一两个切面而已。那么,人类社会将走向何处?列斐伏尔指出,可能的出路,也许在于城市居住者与空间使用者的“日常”(everydayness,p.140)。这就引出他的另一本书:《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其中应会有列对“日常”这一概念的独到解读。
不可否认,列斐伏尔对未来城市的愿景是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从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窥知列城市理论与其空间理论的诸多内在联系,如他对全面城市化下城市社会的想象,与《空间的生产》中所愿景的“差异空间”就有着颇深渊源。Neil Smith指出,列笔下的“差异空间”,实质上即是他心中“社会主义”的空间代码。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相信这一点也就不言自明了。
拓展阅读:海德格尔《筑·居·思》节录(孙周兴译)
建筑物的筑造本质上是什么。我们栖居,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筑造了;相反地,我们筑造并且已经筑造了,是因为我们栖居,也即作为栖居者而存在。
但栖居的本质何在呢?
。。。
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 栖居的状态又如何?所到之处, 人们都在凿凿有据地谈论住房困难。不仅谈谈而已,人们也在出力。人们试图通过筹措住房、促进住房建设、规划整个建筑业,来排除这种困难。不论住房短缺多么艰难恶劣,多么棘手逼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工人状况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倘若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在于人还根本没有把真正的栖居困境当作这种困境来思考,那又会怎样呢?而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然不再是什么不幸了。正确地思之并且好好地牢记,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召唤入栖居之中的惟一呼声。
然而,终有一死者除了努力尽自身力量由自己把栖居带入其本质的丰富性之中,此外又能如何响应这种呼声呢?而当终有一死者根据栖居而筑造并且为了栖居而运思之际,他们就在实现此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