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英语文学史

虽然题为《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但此书并未试图囊括所有国家近现代殖民时期的文学，而是在导言里划定了界限：只研究英语文学，且限制在大不列颠帝国之内。其次，作者又做了关键词的厘清工作，将此书论及的“帝国主义”、“殖民（的）”、“殖民主义（的）”、“后殖民（的）”几个词在本书的使用范围界定好了。她把殖民文学定义为宗主国作家、殖民者后裔和当地人与殖民的观念和经验有关的文字，把殖民主义的文学定义为欧洲殖民者关于殖民扩张的文学，把后殖民文学定义为对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这也为我们阅读相关理论提供了借鉴。奇怪的是，她对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提法并未提及以殖民地语言写作的文学，这也许是出于对文化表征在帝国的流通性的考虑，但是一句未提本土语言的文学，对于一本意在论述、批判和解构殖民主义文学的著作来说，似乎显得言行不一。作者希望能够超越以往更关注差异性、个性和具体时段的批评著作，进行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考察，形成自己的历史叙述，讲一个关于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故事，但她把这个故事讲成了帝国英语文学史，而且并未对此做出限定，这是比较有疑问的。

我们可以在博埃默的论述过程看到不少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当她说帝国和反帝国运动都是文本的建构的时候，她发出的是德里达的声音；当她谈到，帝国殖民者通过隐喻的挪用、象征的投射、神话的制作将殖民地纳入自己的知识网络（就像那个玻璃教堂一样），但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同样利用了这些材料制作文本进行抵抗的时候，我们听见了福柯所说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当她谈到不同殖民地之间象征结构和隐喻的漫游，谈到对殖民地人民的他性化和欧洲中心论的确立和巩固，强调想象在其中的特殊作用时，我们想起了莱考夫、赛义德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不管怎么样，她的贡献在于对殖民和后殖民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的广泛涉猎，汇总了具有影响力的“备考资料”，有意识地界定了学院论争的主要范畴，精心制作了一份文学编年表，但她的理论知识似乎并未能很好地转化为理论能力。她认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处于最中心位置的莫过于发财致富，而这一点“一眼可知”（P41）。这样的论述把非资本因素挂靠在资本主义欲望之下，则淡化了非资本因素（例如宗教信仰）驱动的殖民主义行动；我们尽可以站在殖民地人民的角度从道德层面指责帝国的逐利动机及其文明化的借口，但如果只看到逐利动机，我们会轻轻放过更复杂、更顽强的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

博埃默还这样提到：“我们知道，文学文本能帮助维持一个殖民想象，使一个本来就已经封闭的殖民世界得到强化。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来说，抵制那流行一时的对帝国的再现，就意味着要抵制19世纪末社会对自身的整个构想。而在一个浸透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这种行为实际上又是不太可能的。”这里有个疑问：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像博埃默所说的，像一个大染缸，可以把所有的维多利亚作家空前和谐地安置其中？如果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赋予过多计量意义上的“时间性”而不是历史性的话，那么没有任何历史主体能够幸免于意识形态的污名。不是将作家都归结于某种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批判，就能解答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后来的批评者写下批评文本的时候，同样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内化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铁板一块、宗主国的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对殖民地的想象均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用概念的眼光看待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博埃默的论述，没有看到、也无法解释如理雅各、丁韪良这些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她一方面把帝国和反帝国的行动看成是文本的建构，另一方面也强调它的社会政治成因，但文本的建构并不能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学划等号，它还包括各种殖民地刊物、传教小册子、报纸、信件、法律条文、应用翻译、路标等等，而博埃默没有对这些做出适当的限定，我想这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显著表现。

（课程作业）

20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