魑魅不离是吾辈

《断代》后记里郭强生曾说过，他不会设计出一种叙事风格为自我框限，而是要让题材不断考验自己还能不能找出新的书写方式。郭的构想并非天马，因为在他而言，《断代》本身已挑战了同性文学“自证”的传统——必须要先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写出来作品的才可以被称作是“同性文学”（摘自郭强生专访《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自证”的教条令人发笑，然而诡吊的是“自证”背后那种话语对权力的垄断，简直与“性别迫害”有着如出一辙的逻辑——非我既是“他”，可以骑之驱之，掼到地下，作威作福。《断代》对“酷儿”年代有着敏锐的省察，落定于行文的自觉，决定毫不避忌地借由小钟那大段大段“知识分子式同性恋”的独白，将“PRIDE”，“大游行”这种包装下华丽的排外性（Exclusiveness）一巴掌掼到了地上——所谓光鲜亮丽，所谓健美壮硕，所谓梦幻舞台，流连忘返，只是一个不构成基本成立条件的无景深世界，《断代》也借老七阿龙之口点出，这世界明明不是这样，或是，不全是这样的，世界是——沾满烟尘，肮脏污浊，堕落不堪，想死的死不过去，想活的活不下来，新魂旧鬼，无碑无坟，枉死的，自决的，弥留徘徊的，经年腐朽的，统统化作魑魅，在中山北路七条的“美乐地”门前徘徊不去，烧着整夜的冥纸也不可能超度，因为“要一世一世轮回下去，要看看哪一世我们才终于不必再受苦，一定要过过那样的人生才甘心啦，你说是不是？”，遣词造句当然有白先勇的味道，因为《断代》讲的也是小小今生当中，被迫塞进时代分野那不忍卒读的悲凉。

《断代》中的批判聚焦于多重对象，郭强生记录时代的野心埋首行间，几乎构成一部台湾男同志史纲。郭将视线聚焦在了后解严时代的台湾男同志群体，“二二八”，“解严” “平权大游行”将他们赫然泾渭分明分裂成若干群体，从此各自背负着截然不同的记忆与经验，犹如一战圈定出集体失语的“迷惘一代”，后解严时代之于老七，阿汤一众人亦如是。这一点借由老七对“同婚”的冷淡态度而外显，一边收拾吧台一边说“小朋友把结婚权看成第一，哪想得到年老这回事，又不是有了婚姻权就一定要有人和你成家，真是的”，一语道出了对话之于不同经验之下的两代人，是不可完成与不可想象。“断代” 字面外的涵义呼之欲出——历史只负责断代，却根本无法照料那些连同政治事件被一起断掉的共同之经验与同理之可能，断代也是世代对话空间的断裂，各各背负内涵不尽相同的“原罪”与诅咒，因而无法真正承接，进而救赎，如小钟所形容——“跳着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戒严时期“全岛只有三张报”的老七与阿汤，“亚洲四小龙”“民主灯塔”之一九九零年代的小钟，阿崇与姚，及至“酷儿”与政治正确挂钩的千禧年里阿龙与Tony， 三代人，各有各的伤惨记，各各反射出不同时代里的诡吊，守恒的仅仅是天命无常。

当不再有人愿意以一双理解的目光迎接那种“为了一张变装照被抓去关”的险象环生的故事，尚未有资源为同志盖起疗养院以照料他们暮年，所以说老七，胖叔，B，阿汤的失语并非全部因为过去的伤惨无法尽数，更多的是面对那喷发着青春荷尔蒙的大游行队伍的啼笑皆非与彻底幻灭——同性恋的世界，异性恋的世界，原来需要的不是讲故事的人，而从来只是“年轻”，为了要讲好他们自己故事甚至要适时地抛弃一些不应景的叙事者，殊不知只是点缀了一场光彩夺目时代大梦，于是断代之后还是断代。

走上二十层楼要“贯彻环保地告别”的小钟说—— “這個世界到今天只走到了青春健美的男孩們高呼同志無罪，沒有人可以告訴他們接下來該怎樣面對老與醜，病與殘，我们走在他们前面，理应提供一些可以称之为“生命经验”的东西，然而连我都自觉除了二十岁的心动三十岁的心痛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四十岁的我和那些孩子们一样幼稚无知。” 这背负道德枷锁的未尽使命，实则揭示出一则事实：上一代人要讲的故事，终究被断裂的世代对话空间所延宕。Mikhail Bakhtin 曾说过，故事传统的终结终将剥夺我们对于群体共同智慧的继承，自此每个世代只得自己去试图找出生命的知识与意义。小钟的死，姚被时代所收编，阿崇男友患上艾滋病生命进入倒数，三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柜。中生代的长日将尽，他们的故事却没有说被出来，这时候郭强生把夜店的五彩光电，翻江倒海的荷尔蒙，进出健身房的年轻身体展演给人看，与“不在场”的未来同轨并行，一下子明白了——断代之后，还是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