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生意 身体买卖 情绪劳动：模特之美如何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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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好的外形？外形是天生的吗？还是后天可以培养的？
作者：傅适野
“你外形条件非常好。”
在纽约曼哈顿城区中心的一家星巴克里，一位模特星探向正抱着一本社会理论教科书钻研的阿什利·米尔斯递上一张名片，并告诉她日后可以靠做时装模特赚大钱。这位模特星探的眼光可谓毒辣，阿什利·米尔斯在半年前刚刚结束了自己长达5年的模特生涯，进入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成为一名研究美容与美体中的性别政治的研究生。这次偶然的相遇让米尔斯再一次站在了时尚产业——这个她通过“改小年龄以显得更加年轻”的残酷行业——的门口。只不过这一次，她不仅仅是一个模特，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回到模特行业摸爬滚打，她参加试镜、拍摄照片，也深入Metro和Scene两家分别位于纽约和伦敦的模特经纪公司进行参与式观察。她先后采访了25位模特经纪人和6位会计师，以及40位在伦敦和纽约工作的模特，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关于“外形”（look）的民族志《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
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启米尔斯田野之旅的那个关键性场景——曼哈顿城区嘈杂的星巴克内的那次偶遇。“你外形条件非常好。”外形对于模特个人而言，对于整个模特产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定义好的外形？外形是天生的吗？还是后天可以培养的？米尔斯的研究显示，外形是两个卓越标准之间张力的体现：一方面，外形以一种标准化的审美为依托，这包括西方审美中的完美身体与个性；另一方面，外形又强调溢出标准化的部分，即有个性的身体和个性。在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来回游走，构成了外形这一特殊的、难以言说的模糊特质，也构成了模特行业中模特与模特经纪人、客户、设计师互动的重要一环。
外形生意：好模特的标志是拥有“瞬息的特质”
在第一章《进入》中，米尔斯开门见山地强调：“‘外形（look）’与‘美丽’（beauty）不是一回事。”时尚界青睐的宠儿往往并非大众审美中的漂亮，而是“有型”（edgy）。早在20世纪初期，世界上第一位采用真人模特的设计师就明确指出，好模特的标志是拥有“瞬息的特质”（ephemeral quality），而这种难以诉诸语言的特质就是模特的外形。在审美标准快速更迭的时尚行业，对于外形的定义和理解在近一百年间却奇迹般地保持着稳定。
米尔斯通过观察发现，对于时尚圈内的人来说，谈论外形异常困难。一方面，外形似乎在描述一个固定的身体属性，比如符合西方基本审美的长相、严格的身高体重三围范围；另一方面，这些硬性的标准又并不构成“外形”本身，左右客户最终选择的，是“凌驾于基础的体型之上，细小而微妙的不同”，模特、经纪人和客户都将这种差别归于“外形”。
因此，外形不仅仅是模特的身体，而是对模特的“整体打包”，囊括个性、名声、在工作中的表现和外貌。米尔斯总结道，“外形”是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客户有吸引力的独特外表和个性，它取决于所销售产品的需求。因此，外形的内涵与模特和经纪人、客户之间共同构建起的时尚产业评估体系紧密相连。“外形”不仅表现了个体的美丽和魅力，也是“一个人和与之地位相关联的产业中的一整套只是和关系体系”。这种外形是模特所拥有的特殊人力资本，模特们自我管理这种资本，并将其售卖给摄影师、导演、造型师和设计师。在卖方与买方之间进行交涉和协调买卖的，则是模特经纪公司。
为了解释外形的运作机制，米尔斯引入了“审美劳动力”（aesthetic labor）这一社会学概念。“审美劳动力”一般涉及零售业、餐厅、酒吧、旅游和娱乐等服务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受雇佣者被招募并且训练令人讨喜的性格和俊俏的外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有学者通过研究空中乘务员来探讨“审美劳动力”，并且在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探讨了“性格”和情绪在服务业中的重要性。而模特这一职业，恰恰是劳动力市场中向自由职业模式和审美化劳动力转变的典范。之所以是自由职业模式，是因为模特行业是基于项目的雇佣合同制，因此劳动者，即模特，一直面临着不稳定的劳动市场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劳动环境，他们更倾向于自由职业，单打独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风险。再加上模特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模特面临比大多数自由职业者更大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是说，在时尚行业，模特大部分时候要靠自己，要学会自我管理。而模特这一职业意味着持续的自我和身体生产，它需要审美劳动者的持续在线，并且不能离开他们的产品，也就是整个自我。
那么，对于模特而言，如何才能在这样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行业中获得一个好的外形呢？如何才能把握“外形”这种瞬息而又难以说言的特质，在模特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如何才能成为时尚界想要的那个“外形”呢？
机遇固然是重要的，也是进入模特行业的敲门砖。进入模特行业和在这个行业内获得成功，都超出了模特们自己的控制。一旦他们获得许可在市场中出售自己的外形，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事业的一部分交给了命运。这种命运的不可知来源于行业内部信息的极度不对等和不透明，在参与面试和候选时，模特无法预估会面的结果。同样，模特经纪人也为模特带来了十足的不安全感，这个行业供过于求的状况加剧了模特和经纪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被拒绝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在入行即迅速接受了成功和失败的任意性之后，模特们便会将注意力转向他们可以操控的部分——他们的身体和个性。
身体商品：真实的身材与年龄被掩盖被修改
“克莱尔在哪？克莱尔？我们在这儿需要一个身体（body）！”
在一次时装秀开场前的混乱后台，制作人在找不到模特、让实习生到模特队伍中走位时这么喊道。这是米尔斯记录下的一幕，也是模特们在日常工作中最常听到的描述。在与外形相关的市场中，不论男女，模特都变成了可出售的身体商品，他们是展示对象，他们的身体可以触摸、可以扭曲、可以暴露。正如那位制作人所说，工作中的模特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近乎无生命的物体，甚至可以用第三人称的“它”来谈论。作为持续地等待被挑选的被动身体，模特需要对自己身体进行自我审视和管理，并将“好的自我”这一标准内化。但问题是，当这种“好”的定义并不明确且一直变动不居的时候，模特该如何行动？
首先是对于身材的要求，这种要求最直接的体现是三围测量。正如一位来自伦敦的22岁模特凯拉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的：“我们的工作是讲究身材（所谓的身体意识）……一个电脑程序员需要学习软件程序，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控制我们的身材在一定数字之内。”在模特与特定经纪公司签约前，量身材是一个必经步骤，包括胸围、腰围、臀围，这三个数字会被写在模特卡上，以便在试镜和工作的时候提供给客户。在田野过程中米尔斯发现，模特卡上的数字和模特的实际三围总有一定程度的偏差。与实际身体数据相比，模特卡上的数据更接近理想模特身材。这种改动有三个目的；其一，让模特身材与预期身型看齐；其二，这种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浮动的、模糊的。因此模特实际上是在对抗模糊的浮动正常值这一难以捉摸、转瞬即逝的审美标准。因此生成的尺码的第二个功能，在于他们固定了一套对于身材的要求，让客户和模特们一同加入这个信念：第一，具体标准存在；第二，这些标准得到满足；第三，偏离标准尺码向模特释放出一种符合规范的信号，从而加剧了模特对于身材的焦虑。在这种刺激下，模特会自发开始减肥、塑身等一系列身体计划。
其次是对于年龄的要求。在Metro的网页上有这样一句话：“请注意我们要求女性应试者年龄在13-22岁。”这句说明体现了模特行业一个人尽皆知的共识——越年轻越好。对于女模特来说，合适的年龄范围是13到25岁，一旦超过25岁，便很难在时尚圈获得工作。对男性模特来说，年龄区间会相对宽容，但时尚大片的拍摄一般也倾向使用18到30岁之间的男模。米尔斯发现，改小年龄在模特行业是十分普遍的，以米尔斯自己为例，23岁的她也被经纪公司要求改成18岁。在年龄问题上，模特们意识到年轻并不是成功的保证，他们深知年龄的灵活性，可即便如此，他们仍会谎报年龄。因此，与对外貌的规范是浮动的类似，模特的年龄也可以是浮动的，在面对不同客户和不同工作需要时，模特可以虚构一个年龄，甚至虚构一个身份。正如一位男模在接受访谈时所言：“我明白了我们就是商品。我们是肉，变坏变老，你不可能以同样的价格售出。”
因此，身材和年龄都是外形包装上可以操控的部分，但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方向上操控，却是在模特日常面试的反复尝试和试错中发现的。在这种日常实践中，被凝视与反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面试和工作中，来自经纪人的持续凝视分解着模特的身体。在试衣服的过程中，样衣也在持续检视模特的身材。在拍照过程中，身体的缺陷在照片中进一步被放大，也会被摄影师、设计师和经纪人如评价物品般评判和讨论，模特则在这个不断被凝视的过程中评估自身。米尔斯认为，偏差和浮动正常值仅一步之遥，这种微妙的差距不断提醒模特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注意管理自己的身材。久而久之，模特学会将他者的注视内化，即便在缺少正式监管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自我监管，通过持续的身体曝光拥有符合美学标准的身材。
这种凝视并非都是愉快的、温和的，有些时候，它们是以责骂或羞辱的形式出现的。米尔斯在书中就谈到了侮辱性的试装。当一个女模特在试穿一条裤子却拉不上拉链时，设计师大喊：“哦不！你来这干什么的？”设计师随机离开房间，取来卷尺，测量她的臀围，然后说：“姑娘，你的臀围可是37寸！”边说边轻打这位模特的大腿，“我们需要臀围真的只有35寸的……我们管你这种叫做生过孩子的臀。”这种在其他工作场合极有可能会被定义为职场性骚扰的行为举止，在模特行业随处可见。经纪人、造型师和设计师都觉得用尖刻的语言评价模特外貌是理所当然的。“厚脚踝、脑袋形状不对称、胡子太丑、鼻子太塌、屁股太大，”这些言论在模特界恰恰可以推动模特们自省，让他们的外形始终处于一个被规定的区间内。
个性买卖：将真实自我和为工作养成的自我区分开来
外形不仅包括上面所说的身材、年龄等与外貌相关的因素，也包括独一无二的、特别的自我，在模特经纪人和客户看来，这就是模特的“个性”。米尔斯认为，这是身体资本销售的另一面——情绪劳动。米尔斯反对身心二元对立论，在她看来，应该将身体和心灵放在一起来考虑与身体相关的情绪问题。她认为，模特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建构个性：塑造身体、建构个性以获得工作，以及应对拒绝。
米尔斯以自己参加一个“台步”课程的亲身体验为例，从现象学角度讲述了对于身体的训练、肉体新模式的产生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于模特来说，通过这种对于身体的训练，他们得以塑造新的自我，打造一套情绪和性情，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除了培养身体和情绪，模特们也需要培养易变的性格，方便面对不同客户喜好时随时转变行为举止模式。
有趣的是，这种打造自我的计划只能够帮助模特进入时尚行业的大门，渐渐地，模特们会明白，要在众人中脱颖而出，要拿到通告，甚至是有招揽回头客的机会，他们需要展示的则是个性，也即他们口中的“软实力”。模特们会努力和经纪人搞好关系，对经纪人显示出顺从和礼貌，更进一步，为了确保个人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会与经纪人拓展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除了和经纪公司的关系外，在面试中，模特也会呈现理想的自己。在谈及他们的个性时，他们的口吻仿佛在谈论一些不得不出售的东西，“我努力卖个性啊”也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为自己设计积极向上的自我，并将这种自我与经纪人和客户相连。而一旦得到正面反馈，模特便很快能意识到维持积极向上的重要性。此时的目标便不再仅仅是得到一份工作，而是争取回头客。因此，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模特需要培养个性，向经纪人和客户展示一种特定的自我；另一方面，当被问及如何培养个性时，模特经常谈到“做自己”的重要性。因此，这种自我是一种部分的、选择性的真实自我。
在米尔斯看来，也正是这种选择性的、情境性的真实自我，让模特们即便在工作中遭到家常便饭般的冷遇、拒绝甚至侮辱时，也能将真实自我和为了工作而养成的自我区分开来。在访谈中，模特们采取的普遍策略是避免将拒绝归因为一个人的个性，避免情绪卷入。
模特们的个性和自我代入促使我们反思“真实自我”这个概念。在米尔斯看来，多个情境下的自我正在逐步取代唯一真实的自我，正如模特们的人格多元表现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他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对自我进行关照和管理。“他们是整体自我的承包人，包括外形所涵盖的身体、自我、个性和面对拒绝所形成的情绪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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